宣汉县王维舟纪念馆

纪念馆占地面积近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展线长2747米，整馆呈阶梯分布，绿树成荫。

主馆为川东民居式建筑，青砖琉瓦，气势雄伟。展室内陈列图片资料135幅，各种革命实物129件。突出陈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舟同志在建党前后以及

第一部分陈列和介绍了王维舟同志的故居和他参加辛亥革命的情况。

第二部分陈列了王维舟在一九二0年五月经朝鲜共产党人

王维舟(1887~1970年) 四川宣汉人。中学毕业与现在的达州市高级中学。1909年到成都考入工兵学校半工半读。1911年参加了四川的保路斗争和辛亥革命，在宣汉组织武装起义，参与领导东乡、绥定两次战役，胜利后任北伐大队大队长。1912年任宣汉县团练局局长。1913年4月进入

回忆父母对我们子女来说是个沉重的话题。

我非常爱看革命回忆录，特别是一些亲属的回忆，感到很亲切、真实、真情，浸润着伟大的革命情操。我同时也非常羡慕他们，能有很多东西留下来。

而我们追忆父母却心情沉重，因为父亲只留下一个提纲式的回忆，除此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仅仅知道一点点，他在四川家乡教过书，当过小学校长；在上海参加共产国际，后经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川东游击队，加入了红四方面军，成为红33军军长，走过草地；33军基本上是打后卫，打最后的一战几乎没剩下什么人了；在“毛尔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任385旅旅长；驻守庆阳；参加过重庆谈判等等。在西南印象很深的是，他是当时西南局的主要领导之一，他主管过民族工作，1951年创办了西南民族学院，后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总之在他工作过的地方，他的家乡四川、陕西庆阳、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流传着他的很多故事，以及当地人民对他的很多传说及爱戴。

我记得在文革前1964年左右，有人曾跟他说应该抽空写写回忆录。他也仅仅在工作之余，在出差路上讲讲，由秘书记录，也仅仅是个大概。他说：等退休了，再慢慢写吧。但也不准备发表，只准备留给后代，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寻求革命，找到了共产党，才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跟着毛主席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要子女珍惜今天的幸福，不要忘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要保持革命的传统。不指望我们当什么官，而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和其他革命先辈一样，总是不愿谈自己。经常讲，要我们学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他自己只是普通的一名党员，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工作离党的要求差得远，还要不断学习，等等。

不幸的是，他在文革中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没有来得及留下比较完整的回忆录。

我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文革”中“造反派”围攻我家两三天。父亲当时已年高，他的日记中有对“大跃进”、“反彭罗陆杨”的一些看法，母亲生怕造反派到手后，对父亲极为不利，只好烧掉。这事终生遗憾，但也迫不得已。

和他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大都逝世了，我们几个兄弟也都没有能力去广泛收集他的资料。一想到这，总觉得不安。但是想到父亲经常爱说的一句话：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共产党人一样，为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做了我尽力做的事。不求留名，只求多给人民做点事，少犯点错。要记就记住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吧！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给父亲作了正确的评价。我们认为，他真正做到了毛主席给他题词的精神。

毛主席给他的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他一直珍藏着，从来没给我们看。直到“文革”后母亲才拿出来。

显然他没有把这个题词当作荣誉，而是当作对他的要求、动力，也是对我们后代的要求，更不让我们以此做文章。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嘱，更没有财产，只留下这题词，希望我们也这样去做。

我们感受至深的，是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他心脏病很严重，造反派围攻他，过后他躺在床上。当时儿女们都非常气愤，免不了说些过头的话。当时他严厉地说：“你们一定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决不能动摇。”多少年过去了，回想当年的一幕，非常刻骨铭心。后来我跟一些朋友谈到此事，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前辈的革命信念，对党的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被误解，甚至不正常情况下都没有丝毫的改变。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深深地扎根在革命先辈的心中，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现在更明白了这个道理。共产党是一个整体，是由绝大多数符合“三个代表”的人组成。不管外部敌对分子的围攻污蔑，还是内部出现蛀虫，共产党都能医治好自己的创伤，能不断进取，改革，永远保持生命力，共产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四人帮”横行时，我们跟着被打成“黑五类”。原本分到国防单位，也被拒之门外。我还算好，分到一家工厂当技术员。弟妹各奔东西，都觉得没有前途，信心动摇，实在感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父母以及革命先辈总是要我们坚信党，坚定立场。“四人帮”粉碎后，我深深地感到他们的信念是多么正确和伟大，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信念。

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分子

父亲也是党内老同志，但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父母经常跟我们讲，他们是从四川的深山老林里出来的，不要忘记劳动人民。

父母对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也是很严的。父母对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司机、警卫员，还是服务人员，都非常热情、平易待人，关心他们的冷暖，经常跟他们聊家常。原来一位姓马的司机，识字不多，父亲就教他识字，一星期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开会回来，吃完饭就要走。问他干什么去？他说去教识字。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住，说他这么大年纪了，开一天会累了，时间也晚，今天就不去了。他说不行，非要去教。

后来另一位司机郝士元同志考上了大学。但家里困难，不想上。我父母知道后，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资助他，鼓励他去学习。

有一次，我来了一个同学，一位工作人员说帮我去倒杯茶。正好父亲走进来碰到，非要我自己去倒。事后把几个孩子找来说，服务人员不是为你们服务的，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做。

我们从来都不得使用父亲的专车。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两次除外，都是在春节期间，一家人去十三陵和颐和园。回来后，父亲坚持要司机算出汽油费，自己交钱。

我的父母以及我所见到的很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他们即使对待一般同志都非常平易近人。他们对同志，对领导都一样，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严厉，给你一个感觉，他们真的是来自于人民，又深入于人民之中。

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一般同志都以为革命前辈生活如何，说真的比不上现在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我们家当时孩子多，吃的是粗茶淡饭。衣服也都是缝缝补补的。母亲还教我针线活，自己做饭菜。

在1960年的困难年代，定量不够。我们都在长身体，常常感到吃不饱，有些怨言。父母就讲他们过草地，吃皮带，很多同志牺牲了。一边教育我们，一边讲困难只是暂时的；越困难，你们这些子弟越要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更要坚定信念。

父母还讲要自力更生。父亲请人买了2只小兔子，平时喂一些草，用杂草喂大了兔子，还真的吃了顿兔肉，当时觉得很香很香。

我们家住的是北京四合院，有个小院子，院中原来种了些花草，不到3m2。当时父亲自己动手全都种上了菜。

这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的困难，能不麻烦组织就不麻烦组织，都要自己解决。在困难年代，他们想的讲的是全国人民、家乡如何。对浮夸风深恶痛绝。他听说个别地方饿死了人，他这么大年纪还流下眼泪。我感到他是真心地爱人民。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当然比他们差得很远很远。在改革的大潮中，我们几个子女和全国人民一样。去年两个弟弟下岗在家，我们没有找组织麻烦，而是自己去努力想办法解决。

在困难年代，贺龙元帅送了一点驴肉给我们。我们全家人被这种革命先辈之间的友谊深深地感动。很多年后见到薛阿姨，说到此事，她说就不要提了。她讲解放战争中，部队驻扎在一个县城（好像是潼关）。进攻西安战斗打响，大部队要出发，可忽然发现贺帅的女儿贺小明不见了。时间已到，贺帅决定按时出发。但我父亲不死心，坚持带着几个人再去找一趟，没想到真的抓住人贩子，找回了贺小明。父辈们的革命友谊，真的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非常真诚。

“四人帮”打倒后，组织上安排我母亲在南方一个城市休养。我正好出差顺路去看她，在当地找了一家最好的酒店请她吃顿饭。我的心意是母亲经过“四人帮”折腾这么多年，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现在如同第二次解放一样，要请她吃点最好的。没想到她说什么都不肯，只让我点了稀饭和青菜，还批评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浪费。与我同去的朋友都深受感动。

很多革命先辈，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过早地离开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灾难”，他们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也有时间追忆当年爬雪山，过草地，抗日，转战南北，为建立共和国有很多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流传下来教育后人。

随着时间的飞逝，很多革命先辈相继离我们而去。在新世纪开始时，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更不能丢掉他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