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一国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与别国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一种利益纽带，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维护这种纽带，即现存的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未必要像过去那样通过战争等极端手段来实现，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各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和机制来维持、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维护共同利益。

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国际社会发生的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使相互依存现象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全球化机制的传导，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危及国际社会整体。面对这些危机，国际社会只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把握其宏观经济政策以帮助东盟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可以设想，如果国家之间互不合作、以邻为壑、危机外嫁，这些危机完全可能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危机一样，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

“共同利益”的概念并非从来就有。欧洲君主制时期，国家利益就是君主个人或家族的利益。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曾被描述为一种排他的零和关系，因此利益争夺引发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支持成立了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报告，其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协调各国应对危机，使世界经济摆脱了陷入20世纪20—3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境地。国际上各种协调磋商机制非常活跃，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尽管全球治理仍存争议，比如怎样处理全球治理与主权独立的关系等。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可以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发展、权责共担”的方向发展，可以利用全球治理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中国国内改革，中国也可以从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多的和平发展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发展又形成了有力的“正能量”。十八大报告总结的外交工作新成就中，就包括了“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开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十八大报告还强调要积极参加多边事务，并特别提到要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与全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和谐世界观包括五个维度，即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政治多极的内涵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的行为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经济均衡的内涵是，只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获得共同发展，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因此解决发展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文化多样的内涵是保持文化多元，保持人类思维活力，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更多答案。安全互信的内涵是，安全是共同的，只有别人安全，自己才有安全，保障安全的有效手段不是冷战式的同盟加威慑，而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环境可续意味着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如果各国政治家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程度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