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故居陈列馆

整栋建筑为砖木结构，南北两侧为青砖风火墙，其它为木结构，小青瓦硬山顶屋面，主体建筑面阔五间，东西宽22.29米，南北纵深34.17米。屋面采用手工小青瓦，檩子为正檩、附檩，双层楼面，前厅明间加望板，下置六方藻井，大门正面钉篾条组成图案，装有门环，门上方悬挂赵朴初书写“大夫第”横匾额，中厅四开间大门为仿古格扇门（梅花冰纹托方式雕刻），木板间墙，地面铺小青砖（明间为30×30厘米青砖），全部木构件油朱红色，前厅后有两个天井，阶檐用

“大夫第”原属周姓祠堂，始建于明朝末年，当时占地面积万余平方米，主体建筑2000平方米。到了清代几经修葺，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曾任县吏）买下，作为私第，并改造成现存明、清时江南庭院式民宅风格建筑。

清咸丰九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后官至湖北巡抚。任职期间，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为“大夫第官邸”简称“大夫第”。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城南，五岁启蒙读书，一八七四年十岁时，父亲升户部员外郎，全家迁居北京浏阳会馆，他师事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欧阳中鹄是当时具有爱国思想的开明知识分子，谭嗣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受这位老师的影响最大。

一八七六年：谭嗣同十二岁时患白喉症，昏迷三天后才醒过来。父亲给他取名复生，谭嗣同少年时期，曾向当时北方有名的“义侠”王五（正谊）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一八七九年：谭嗣同十四岁，他从甘肃回浏阳，师事浏阳著名学者涂启先，研习经史，尤重考据。

一八八三年：谭嗣同十九岁，春回兰州，居父道署，与李闰结婚。此后十年里，浪游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各省，在漫游中，祖国的辽阔幅员和壮丽山河，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热爱祖国的情感，同时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情况，也得到了初步了解。期间他博览群书，特别对《墨子》、《船山遗书》及龚自珍、魏源的著作深有研究，对“西学”书籍也有涉猎。

一八九〇年夏：谭嗣同回湖南，多次到浏阳，皆住“大夫第”。

一八九〇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次年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国辱权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并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谭嗣同在民族灾难深重和变法思想勃起的情况下，深感救亡图存应有所作为，取名壮飞。并主张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主张变法改革，以唤起民众觉醒，拯救民族危亡。于是于第二年与同邑好友唐才常、刘善涵商议在浏阳兴办算学馆，同年八月回浏，与欧阳中鹄共同组建浏阳算学社，开物理、算术等课程，推行新学，宣传变法理论，并于次年著成《仁学》，阐述和论证了数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不合理和谋求改革黑暗现状的重要性。

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支持，在谭嗣同、唐才常等的策划下，先后建立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创办《湘报》、《湘学新报》，并筹办内河轮船，修湘粤铁路和商办矿务等等，使得湖南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

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决心推行新政，八月二十一日，谭嗣同被征召入京，九月五日受光绪帝召见并得到器重，破格授给他四品衔军机章京，与林旭、刘光第、杨锐参预新政，成为光绪帝推行变法的主要助手之一。

新政的推行实施，激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九月二十一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大肆搜捕维新人士，新政仅存在了103天，便以失败而告终。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纷纷四散躲避，很多友人也劝谭嗣同出走避难。但被他拒绝了，他慨然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九月二十四日，谭嗣同被捕入狱，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杀害时才三十四岁。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谭嗣同所从事的变法事业未能成功，但其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激励着后人前赴后继，其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仁学》和其他著作，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得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谭嗣同殉难后，父亲谭继询、夫人李闰曾在此度过余生。“大夫第”一直为谭氏后人居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迁入了一些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