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青瓷博物馆

龙泉青瓷博物馆

龙泉青瓷博物馆，是国内乃至全世界唯一的龙泉窑青瓷主题博物馆，系统研究展示龙泉窑

龙泉青瓷博物馆，馆藏展示丰富，其中不乏龙泉窑青瓷各个时期产品中的精品。目前有6个主题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精，文化底蕴最深，影响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因其产地在龙泉而得名。

龙泉地处浙西南山区，的浙闽赣边境，物产丰富，素有“江浙之巅”之称，自古人文昌盛，旧为“浙水东文献之邦”，史称“衣冠文物甲于诸邑”。东晋太宁元年（561）始置龙渊乡，唐初避讳李渊改为龙泉乡；唐乾元二年（759）始设县治，属括州（后改为处州），北宋宣和三年（1121）更名为剑川县，南宋绍兴元年（1131）又改为龙泉县，南宋庆元三年（1197）析龙泉县松源乡等地置庆元县，之后庆元曾二度并入复置；1990龙泉撤县设市，属丽水地区行政公署。

龙泉窑至迟起源于唐五代时期；北宋时快速发展，形成相当的规模，并具有一定的自身特征；南宋时革新胎釉配方等技术，集青瓷技艺之大成，步入鼎盛时期；元代内外贸易对青瓷需求进一步增长，窑业规模空前绝后；明代初期其窑业依然辉煌，明中晚期以后逐渐衰落；民国时期薪火传承，难能可贵。宋元繁盛时期，龙泉窑青瓷波及周围各州县，甚至在福建、江西等地也有烧造龙泉风格青瓷，形成规模宏大的龙泉窑青瓷系统。新中国成立至今，龙泉窑青瓷恢复规模生产，走向中兴。近年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东晋龙泉窑青瓷四系壶

龙泉窑属于南方青瓷系统，早在公元二、三世纪，今浙江东部宁绍地区形成早期越窑青瓷体系。除越窑外，烧制青瓷的还有婺州窑、瓯窑及德清窑。据朱伯谦《龙泉窑青瓷》所述，龙泉及周围地区陆续发现的一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墓，墓内出土的瓷器与越窑、婺州窑、瓯窑及德清窑的产品有些差别，具有自己的特色，可能属于龙泉窑早期产品，由此推测龙泉窑可能源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现有考古发现表明，龙泉及周围地区有几处唐代的青瓷窑业遗迹，如现今庆元县竹口镇黄坛村、松阳县赤寿乡界首村、青田县腊口镇石帆村、莲都区吕步坑村，其中庆元在当时属于龙泉管辖范围。这一时期龙泉窑青瓷产业规模不大，属于就近销售模式。 

五代时期，龙泉窑青瓷得到了快速发展，博得了世人的关注。据宋?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这是目前发现最早记载龙泉窑青瓷的文献。由此可见，早在吴越国时期，龙泉窑已经从众多窑场脱颖而出，成为吴越钱王纳贡所需秘色瓷的生产地。从龙泉东区安福等五代时期窑址产品来看，釉色淡青，青中泛黄，基本形成龙泉早期产品淡清釉的特征。

北宋龙泉窑青瓷五管瓶

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在吴越钱王时期的基础上，产品质量与生产规模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是龙泉窑青瓷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据（宋）庄绰《鸡肋编》记载“……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即北宋宣和年间，龙泉窑则已经接受朝廷制样须索生产工巧益加的产品。又据（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该文唯独例举龙泉窑作为江南瓷窑的代表，与北方汝窑、耀州窑、尤其是官窑（汴京）相提并论，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又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云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赵彦卫在文中明确指出，在临安南宋官窑之前，龙泉窑已经烧制出粉青色青瓷器，突破了江南青瓷原本的面貌。

龙泉地处浙南山区，不仅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而且还有取用不尽薪柴燃料，以及应有尽有的水力资源，是瓷窑生产的理想场所。北宋时期龙泉窑瓷业进一步发展，其产品须突围群山峻岭的屏障，最有可能的通道就是水路。据（清）乾隆《龙泉县志》记载，当时龙泉境内瓯江之流秦溪、龙泉溪“暗崖积石相蹙成滩，舟行崎岖，动辄破碎，益尝变色而惴憟，失声而叫号……”交通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龙泉窑的进一步发展。而元祐七年，在左朝散郎会稽关（景晖公）的率领下，对龙泉以及缙云等地的险滩进行疏浚，从此，龙泉窑青瓷可以顺流而下至瓯江主流，经丽水、温州等地转销各地。 

经考古调查与发掘，北宋时期龙泉窑以今龙泉市金村、大窑、安福、大白岸和庆元县上垟等为中心，逐渐向南向东沿瓯江流域扩展，瓷窑数量与分布范围显著增加，北宋龙泉窑遗址有159处，为南宋龙泉窑青瓷的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时期是龙泉窑青瓷逐步实现釉层加厚，色泽更青，在制瓷工艺和文化审美上属于承上启下的阶段，这方面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基本保持一致。北宋早期龙泉窑青瓷，常见产品有碗、盏、盘、梅瓶、执壶、罐、盒、多管瓶、盘口壶等，胎质较白，釉色淡青，装饰以刻划花为主要手法，线条娴熟纤细，花纹有莲瓣、牡丹、菊花、梅花、水草、蕉叶、鱼、龙、弦纹等，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和地域特征。北宋中晚期龙泉窑青瓷主要产品有各式各样的碗、盏、盘、碟、壶、瓶、炉、罐、多罐瓶等。其中碗有单面刻花碗、双面刻花碗、斗笠碗、葵口出筋碗、花口碗等，盘有莲瓣盘、刻花盘等, 碟有刻花碟、兽面碟等，瓶有五管瓶（多管瓶）、盘口瓶、梅瓶、四方瓶、八棱瓶等，炉有鳌足鼎炉、四足印花方炉、六足印花六角炉、素面鼎炉、六角八卦鼎炉、熏炉等。胎骨多为灰白，釉色普遍青绿，也有青中泛黄或泛灰，釉层不是很厚，具有一定的玻化程度。装饰以刻划花为主，构图简练，刀法娴熟，往往一刀为一茎，两刀为一叶，四刀为一蕾，刻划时刀锋倾斜，刻划线条一面深一面浅，俗称“半刀泥”，并常穿插长短曲直的篦纹，刻划与篦纹深浅相间，越发形象生动，表现了很好的装饰效果，这是北宋时期龙泉窑刻划花艺术的一大特色。纹饰题材常见团花、卷草、折扇、荷花、莲瓣、蕉叶、松涛等。碗、盘、碟等敞口器物则盛行双面刻花。

南宋偏安杭州为“行在”，实则定都，更名临安。临安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南各地，尤其是江浙一带发展最快。南宋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鼓励对外贸易，而瓷器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资源，需求极大。其时，越窑等窑业相继衰落，大量青瓷器须由龙泉窑烧造。而因南宋宫廷的需求，龙泉窑产品在质量上迅速提高。

经考古调查发现，在龙泉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小白岸、大白岸、道太、松溪、安福、安仁口、大棋、黄金坑、武溪，庆元上垟，云和梓枋、水碓坑，遂昌湖山镇，缙云大溪滩、碗窑山，甚至泰顺、文成、永嘉等地都有窑场设置，生产龙泉青瓷。南宋时期龙泉青瓷窑址达316处，分布广泛，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龙泉青瓷窑系。此外，南宋时期龙泉龙窑长度可谓空前绝后，如安福、山头等地有数座龙窑长度均在60米以上，最长的甚至达97米，单窑装烧量惊人。

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在胎釉配方等制瓷技艺上有了革命性的进步。起初，龙泉窑坯料用泥为瓷石一元配方，而龙泉大窑等地的瓷石普遍属于高硅低铝原料，其高温强度较低，所以生产的瓷器胎壁较厚；后来，坯料改用瓷石与紫金土二元配方，紫金土氧化铝含量较高，胎内铝含量的增加，能提高胎体耐高温强度，可以做成更为精致的薄胎瓷器。早期龙泉窑青瓷釉层中钙、镁含量较高，釉的高温流动性大，釉薄而透；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釉层中钙、镁含量降低，钾、钠含量提高，从而增加了釉的高温粘稠度和熔融温度范围，龙泉窑这种釉被当今陶瓷界、学术界称为石灰碱釉。此外，素烧与多次上釉工艺，以及窑炉与烧成等技术的成熟，也是龙泉窑成为青瓷集大成者的必要条件。 

南宋龙泉窑青瓷，根据胎骨成色可以划分为两种特征分明的产品种类，即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在坯料配置过程中，引入紫金土较多者，胎内氧化铁含量较高，一般在3～5%，胎骨灰黑如铁，尤其是底足等无釉处色泽更深，俗称铁胎；紫金土引入较少者，一般氧化铁含量在1～2%，胎色较白，而圈足底等无釉处大多经过二次氧化成朱红色，人物佛像等雕塑面部与手通常将釉剔除，可谓无微不至，更因此呈现红润肤色，形神皆备。其中黑胎青瓷则较为少见，迄今只发现于龙泉大窑、溪口区片，以及龙泉东区的少数窑址，其中小梅瓦窑路窑单纯生产黑胎，其余有黑胎青瓷出土的窑址多为黑胎与白胎混烧。在龙泉窑制瓷中心大窑一带，流传着章氏兄弟生一、生二与“哥窑”、“弟窑”的传说故事，这与多数文献记载内容基本一致。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南宋时期龙泉黑胎青瓷产品，即为“哥窑”瓷器，宋代“哥窑”瓷器产地在龙泉。

南宋龙泉窑青瓷制作精细，器型优美，样式品种十分丰富，有碗、盘、盏托、执壶、扁壶等饮食器皿，有罐、盒、灯盏、渣斗、熏炉等容器和照明、卫生用瓷；有笔筒、笔洗、水盂、笔架等文具；也有花瓶、烛台、香炉、佛像、八仙等陈设瓷和祭器，以及鸟食罐、象棋之类的娱乐用瓷等。每一类产品形式均多种多样，如碗有莲瓣碗、莲花碗、八角碗、束口碗、斗笠碗、盖碗、夹层碗；瓶有龙瓶、虎瓶、梅瓶、凤耳瓶、龙耳瓶、穿带瓶、牡丹瓶和仿古代铜玉器形的觚式瓶、尊式瓶、琮式瓶、贯耳瓶、弦纹瓶、纸锤瓶、胆瓶和玉壶春瓶；炉有鬲式炉、鼎式炉、簋式炉、樽式炉和八卦炉等。南宋龙泉窑青瓷主要以大气优美的器型和温润如玉的釉质作为审美价值取向，纹饰则比较简练，主要有弦纹、莲瓣纹、牡丹、龙、凤和鱼纹等。瓶、炉等器物外壁常见弦纹；碗、盘等器物外壁常见莲瓣纹，多为双层仰莲，从侧面看像一朵盛开的荷花；部分瓶双耳作鱼龙或凤雏状，动静结合，赏心悦目了；盘、洗等器皿内底常贴双鱼，首尾相随，生动活泼；此外，还有以纪念、祝福为主装饰纹样等。

南宋灭亡，元朝结束了我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建立横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各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增加。此外，元政府继续重视对外贸易，使得当时海外贸易十分发达。龙泉青瓷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如新安海底沉船，先后共打捞文物总数二万余件，其中近六成为龙泉青瓷。由于迅速增长的内需外销，龙泉窑瓷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元代在龙泉窑遗址共445处，其中在大窑一带就有五十余处，在龙泉东部至丽水瓯江沿岸，新的青瓷窑迅速发展起来，这里水路方便，沿江经丽水、温州等地销售至海内外各地，同时在遂昌、武义、缙云、永嘉等地也新建瓷窑生产龙泉青瓷。此外，江西省景德镇、吉州、横峰，以及福建、广东、湖南等省份也生产龙泉青瓷，盛况空前绝后。

元代龙泉窑青瓷胎釉配方继续改进，胎中铁含量明显降低，白度进一步提高；釉中钙、镁含量进一步降低，而钾、钠含量进一步提高，使得釉在高温下黏稠度继续提高，烧成温度范围继续拓宽。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烧制工艺整体不如宋代讲究，瓷胎逐渐变厚，釉层逐渐变薄，玉质感有所降低，至元代末期，多次施釉工艺已很少使用；再者，装烧方法也发生改变，垫托常放在坯件的外底，碗、盘等瓷器的外底一圈无釉，更有甚者，为增加装烧量，一个匣钵内垒装二三件同类的碗、盘，因此内底无釉或一圈无釉，影响瓷器的品质。

元代龙泉窑青瓷销售范围扩大，各地需求变幻多端，新产品层出不穷，品种花式十分丰富，常见的器型有碗、盘、盏、盏托、杯、执壶、匜、罐、粉盒、唾壶、瓶、花盆、洗、笔筒、笔架、鸟食罐、香炉和塑像等。其中，碗有莲瓣碗、菊花碗、束口碗、斗笠碗、八角碗、两面刻花碗、敛口弧腹碗；盘有方盘、八角盘、荷叶盘、菊花盘、荔枝盘、露胎三桃盘、敞口圆唇盘和折沿盘等，而折沿盘为数最多，分圆口和棱花口两种；瓶有长颈瓶、纸锤瓶、吉字瓶、梅瓶、灵芝耳瓶、凤耳衔环瓶和缠枝牡丹大瓶等，琮式瓶多数连座，吉字瓶也做一个镂雕器座，缠枝牡丹瓶制作精细，壮丽高大，引人注目；香炉有鬲式炉、鼎式炉、六角兽耳炉、樽式炉和鼓钉三足炉等，元初炉的器形与前代相似，元中晚期变化较大，如鼎式炉底下有圈足，底周三足作兽头状外撇，或为三个乳足，或炉身保持鼎状而无三足，又如樽式炉，由南宋时圆筒形腹上下一致、三足落地，演变为元时筒腹上大下小、三足悬空，圈足落地；文房用具变得具象化，如老鼠偷油水盂，鱼滴、舟滴、道士砚滴、牧童骑牛砚滴，器型新颖独特，独具匠心，乃文房中的珍品；此外，元代龙泉窑青瓷开始出现器型、纹饰与格调一致的成套餐具，如六角、八角、菊花和其它形式的碗、盘、杯等。元代龙泉窑青瓷中，涌现出一批为满足蒙古族以及近东伊斯兰地区风俗习惯的大碗、大盘、高足杯、小罐等，据（明）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波斯人用盘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大碗还用于喝酒、饮牛奶、马奶等，有直口、束口、外翻口和菊花口等多种，深腹，大容量，圈足；高足杯也叫“马上杯”，是游牧地区常用的一种酒杯；小罐系模制而成，小口短颈，口有直口和外卷口两种，腹上部圆鼓，下部向内收敛，小平底或饼形底，小巧玲珑，有的肩部对称装两个圆筒形耳，可穿绳提拿，此类小件器物是为了满足东南亚国家各种礼仪的需要。

元代龙泉窑青瓷，出于元朝统治阶级以及游牧民族的消费理念和审美情趣，多采用刻、划、印、贴、镂和褐色点彩等各种装饰技法。常见纹饰题材有牡丹、莲花、荷叶、菊花、梅花、茶花、灵芝、海棠花、缠枝花、桃、石榴、莲瓣、卷草、梅月纹、弦纹、锯齿纹、方格、回纹、勾连纹、云纹、火焰纹、水波纹、浪涛纹、龟、鱼、鸭、龙、凤、鸬鹚、飞雁、八仙、八宝、杂宝和十字杵纹等。元代龙泉窑青瓷中，釉上（露胎）贴花是非常别致的装饰技法，由于坯料中一定含量的氧化铁，在烧成冷却阶段经过二次氧化，纹饰表面呈紫红色，与温润的青釉色泽形成互补作用，具有良好的装饰效果，常见的花纹有龙、凤、鹤、雁、云、鱼、龟、桃、荔枝等。除花纹装饰外，部分瓷器中还刻印文字，如吉利语、窑主姓名或窑坊名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元代龙泉窑青瓷中还有八思巴文的器物，八思巴文在正式颁行后，元政府虽屡次下令强制推行，但直到元朝灭亡前，它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在官方文书上，可见元代的龙泉窑在我国瓷业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依然繁荣，产品质量质量较高，畅销海内外，甚至作为官窑烧造御供器物。据《大明会典》一百九十四卷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宫廷供用器皿等物，数少者“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又据《明宪宗实录》卷一载，天顺八年（1457年）正月，宪宗皇帝即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大赦天下……一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使回京，违者罪之”。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明代龙泉官窑的存在与瓷业辉煌。

明代早期的龙泉窑继承前代的制瓷工艺，胎釉特征变化不大，胎呈灰白或灰色，釉色较深，多数呈青绿或豆青色，黄釉少见，说明烧窑时，窑内气氛的控制比较好，烧窑技术高。多数产品施一次釉，釉层较薄；少数产品釉层较厚，多次施釉，有玉质感。常见的器物有碗、盘、杯、执壶、盒、罐、瓶、炉、砚、砚屏、烛台、凳和雕塑等。明代早期的龙泉窑，花纹装饰仍旧是美化瓷器的主要手段，纹饰有弦纹、回纹、S纹、竹节、鼓钉、瓜棱、菱花、莲瓣、菊瓣、菊花、梅花、牡丹、蕉叶纹、缠枝花、八宝、八卦、云纹、十字杵纹等；龙、凤、鱼、以及吉祥动物纹罕见。装饰方式主要有刻划、模印、镂雕等，元代常用的贴花和露胎贴花的装饰方法已不多见。

明代中晚期开始，窑口减少，质量下降，龙泉窑瓷业逐渐衰落。据清乾隆《龙泉县志》卷三“物产”记载：“青瓷窑……明正统时顾仕成所制者，已不及生二章远甚，化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充雅玩矣。”在龙泉大窑和庆元枫堂的明代窑址中，发现有内底印“顾氏”铭文的碗、盘，器型粗壮厚重，铭文“顾氏”可能是文献记载的“顾仕成”。成化弘治以后，龙泉窑瓷器的胎体更加厚重，釉层更薄更透，刻划花及挖足工艺更粗更草，质量显著下降，已基本处于衰落状态。

清代龙泉窑青瓷凤尾大瓶

清代龙泉窑为数不多，仅剩下大窑、孙坑等地瓷窑烧制青瓷，胎骨粗硬，呈灰或灰白色，釉层薄透呈青灰或青黄色。产品主要有碗、盘、盞、盒、罐、瓶、笔筒和花盆等；纹饰主要有梅、兰、竹、菊、牡丹、荷叶、莲瓣、龙、鱼、八卦、鼓钉、宝珠、几何纹等；装饰方式多为刻划，也有镂空。

民国时期龙泉窑青瓷大龟

民国初期，龙泉窑业从大窑、孙坑转移到宝溪溪头一带，主要以烧制日用青花瓷器为主，同时还坚持烧造传统龙泉青瓷，并以家族和师徒方式传承青瓷烧制技艺。其中， “李生（三）和”、 “张义（贰）昌”、 “龚三兴” 等瓷坊是龙泉窑青瓷薪火传承的典范。有识之志徐渊若、陈佐汉为龙泉青瓷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对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为解放以后的恢复大规模生产和走向中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