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埠

开埠初期的重庆

1840年和1856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英、法等国在中国取得了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内河航行、协定关税、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权益。但是，英法帝国主义并不满足，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英国，觊觎中国广大的内地市场，急切地想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开埠重庆，为其在西部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开辟道路。为此，英国在1869年派遣上海英商商会代表和驻汉口领事分批到达重庆，了解重庆商情，搜集各类情报，为英国势力侵入四川和开埠重庆做准备。

19世纪50年代，英国占领缅甸后，力图打通从缅甸经云南到四川的路线。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企图进入云南探测路线，开辟滇缅交通线。英国驻北京公使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次年2月，马嘉理带领英国武装探路队擅入云南腾越蛮允山寨，受到当地军民阻拦。马嘉理竟然开枪击杀数名群众。云南边防军民奋起还击，将马嘉理击毙，柏郎率领的武装远征队也被逐出境。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

1890年3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的续增专条》，重庆成为中国的第20个通商口岸

英国以“滇案”为借口，向清政府漫天要价，最后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在这个本为解决云南事件的条约中，却加进了许多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条款，宜昌等地开埠和英国派员驻寓重庆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一款中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此规定为英国在重庆正式开埠以前就派领事进入重庆提供了条约依据，也为重庆的正式开埠埋下了伏笔。根据此规定，大约在1882年，英国就向重庆派驻领事了。

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英法对侵略中国西南地区竞争的日益激烈，英国加快了开埠重庆的步伐。因《烟台条约》中有“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的规定，所以英国极力怂恿英国轮船主径直把轮船开到重庆。于是，英国商人立德乐首先计划实施从宜昌到重庆的轮船通航，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宜渝间行驶轮船的申请。英国驻华公使也积极配合，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发给立德乐执照。为此，中英间开始谈判并于1890年3月31日签订了《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第一款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至此，英国正式取得了将重庆开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依据。

重庆海关税务司好博逊与川东道尹张华奎签订的《重庆新关船只往来宜昌重庆通商试办章程》

1890年3月31日，英国通过《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取得在重庆开埠的侵略特权。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的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一个据点。固然，西方列强开埠重庆的初衷是开辟市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使重庆沦为半殖民地化的城市；但开埠却在客观上加强了重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因素由此逐渐输入重庆，从而促进了重庆的城市近代化。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近代中国开埠的趋势是由沿海入长，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这些埠口，在中国封建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泄入、渗开。这是一种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