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
- 中文名
- 旗袍
- 外文名
- cheongsam、chi-pao
- 形成时期
- 20世纪20年代
- 别 称
- 祺袍(台湾地区)
- 曾用名
- 长衫、长袍
- 民国身份
- 国家法定礼服
- 现代身份
- 外事场合礼仪服装,国际盛会礼服
- 适宜人群
- 女性
目录
文化风格
旗袍文化大致分为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黄金时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中国旗袍最灿烂的时期。尤其是三十年代,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基本完成旗袍文化走向经典的过程,四十年代是其黄金时代在时间上的延续。经过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演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成为一种经典女装。
风姿再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放之初,被冷落了三十年之久的旗袍文化显得有些落伍。近十几年来,时装中重新出现的旗袍,在国际时装界频频亮相,风姿绰约尤胜当年,并被作为一种有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交礼仪场合。中外时装设计师常从经典的宝库中寻找灵感,旗袍也成为设计师们灵感的来源之一。
旗袍的源头是清代满族女人的长袍,右衽大襟,四面开叉,适应满族人骑射生活的需要。有清一代,旗袍的基本形制无甚变化,这与传统社会以服饰体现等级、威仪的礼节性要求有关,美感是次要甚至不被考虑的,所以老照片中,晚清的旗袍宽大直板,遮掩了女子的身材。
到民国,改良旗袍吸收西方服装裁剪的优点,充分突出女性的胸部与腰际曲线,从此成为民国女性审美情趣的标志服装。
民国以后,万象更新,女性服饰日趋活泼新颖。华洋杂处的上海,较早受到西方文明与服饰文化的熏染。早在清朝末年,个别前卫的上海女子已经开始穿上西式洋装,或带有西洋东洋元素的衣裳。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更是领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的时尚中心,最早的旗袍就问世于此。它既有20年代初期风行的长及小腿的旗袍马甲与喇叭袖文明新装的特性,又与当时新潮女子喜欢的西式连衣裙有相当高的重叠度。早期旗袍虽有中国传统袍服与清代旗装女袍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它们的简单翻版,它的缘起和风行,还浸润着西风东渐的养分。
20年代初期,曾有一些新女性为着男女平等的诉求,刻意穿着男式长袍。旗袍流行后,这股女扮男装的风尚才消退。不过,初期的旗袍风格趋于中性,缺乏明显的曲线,衣身、下摆都又宽又长。20年代后期,旗袍从起初的长及脚背、宽袍大袖,变得越来越有女性气息与时装意味,开始强调性别特征,与女子的身体曲线更为贴合。
旗袍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衍变,基本上遵循着从保守拘谨向自由奔放、从中性风格到凸显性感的脉络:起初是下摆越来越短,最短缩至膝盖以上一寸。1931年又流行长旗袍,一度长到遮盖双脚,被称为“扫地旗袍”,之后裙摆又逐渐变短;袖口也缩小变短,从长袖变成短袖,再缩至肩下两寸,到1936年前后几乎是无袖旗袍了;领子曾经高耸及耳,此后越来越矮,还有过完全无领的旗袍;开衩则不断高攀,渐及膝部,1933年前后高到大腿,一度接近臀部,后来又慢慢降低,有时仅到小腿;腰身由宽松至越来越修身合体;面料日渐丰富,有厚有薄,甚至不乏轻柔的薄纱。
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服制条例》,确定以短衣长裙与长衣旗袍为女子礼服。“条例”对旗袍的面料、长度、颜色等,有详细规定,包括前襟右掩,长度在膝盖与脚踝之中,袖长过肘,面料用丝麻棉毛织品等。
30年代中期,旗袍的立领、右衽、开衩等特征和纤长细瘦的造型基本固定。它后来有过的诸多改良,是时装潮流中时髦女子不甘一成不变,随时在裁剪与搭配上的花样翻新。不仅旗袍与西式外套和毛衣、裘衣的搭配更为多姿多样,领部、袖子、下摆、衣襟等局部更是新意迭出,比如当年旗袍有过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开衩袖、美人肩(垫肩)、鱼尾摆、锯齿摆、双襟、长襟等各种别出心裁的款式。
女子的下肢曾经被长裙长裤遮得很严实。旗袍流行之初,有过袍中穿长裤的搭配,后来则多配以丝袜。从30年代初开始,穿旗袍而裸露小腿的女子越来越多。凹凸有致的线条,配以高跟鞋,别有一番摇曳与妖娆。
三四十年代的城市中,旗袍已成女人的常备服装。大街小巷的裁缝,很多是侍弄旗袍的行家里手。能干的主妇,还能自己巧手缝制。上海的鸿翔时装店等,更以擅长打造高档旗袍而驰名。旗袍能凸显窈窕身段,固然适合苗条清瘦的年轻女子;对于略略发福、小腹微隆的中年妇女,其简洁熨帖的线条,又反而能使人显瘦,且别有一番优裕圆润。保留了传统女装元素,又从西式裙装中获得灵感的旗袍,充满时尚意味,端庄、内敛而不失张扬,含蓄、古典又饱蘸性感,在彰显女人的身体曲线与适度保守驯良、呼吸西风与借鉴传统之间,找到了迷人的临界点,堪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流行服饰文化交汇融合的神来之笔。
民国影星是推动与普及改良旗袍的重要力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娱乐方式,好莱坞影片与国产影片都颠倒众生。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星都青睐旗袍。1931年,著名的《良友》画报请来袁美云、黎明晖、胡蝶、阮玲玉等八位大明星拍摄合影,其中七人身着旗袍。
从年轻到老,胡蝶都爱以一身精致的丝绸或丝绒旗袍示人,有碎花也有大朵,或者素色镶边,或为局部镂空,下摆和袖口常缀有“蝴蝶褶”。她圆润莹洁的面容,高挑又适度丰满的身材,凸显了旗袍的雍容华贵。当年朱顺兴裁缝店的褚宏生师傅常帮胡蝶做旗袍,记得她喜欢复古式的花边,稍微带点镶滚。他印象最深的是胡蝶身着翠绿色胡蝶图案的软缎旗袍,看上去就像从画里走出来一样。30年代褚宏生为胡蝶做的两件白色蕾丝旗袍,2015年5月曾经亮相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镜花水月”服装展。
阮玲玉的旗袍,既有一无装饰的素色,也有暗花纹、斜方格、小圆点等。面料虽有朴素的布料,更多还是质地与图案都俏丽华艳的类型,与她的当红明星身份吻合。她微微侧头浅笑的招牌式表情,带点羞怯,看上去也是喜悦的。只是,或许因为知道她结局的凄凉,于是总觉得那表情里面,似有一丝强作欢颜。阮玲玉差不多总是身着特别细窄修身的旗袍,她与它们一直都那么妥帖搭调,她穿出了旗袍的柔艳秀美。
月份牌风靡的年代,恰好也是旗袍最受世人青睐的时代,两股风潮奇妙交融,彼此烘托,旗袍与月份牌遂携手迈向鼎盛期。
月份牌上的旗袍美人,既再现了旗袍(也包括女性发型、妆容)的流行风向,又引领了大众对旗袍的审美,还在无意间为后人记录了旗袍的流行轨迹。
月份牌美人的身畔,分别低调地陈列着阴丹士林布、香烟、花露水、婴儿代乳粉、可口可乐等各色商品,但画面凸显的,还是居中占据着大幅面积的女子。她们大多玉肌雪肤,丰腴华美,巧笑倩兮;虽然旗袍的衣、袖、领与开衩的长度、高度各有变化,镶边、纽扣、衬里与搭配等都不尽相同,但花色总体来说趋于明艳、富丽。加上她们喜兴、柔媚的表情,月份牌美人画的风格,十分甜腻软糯。
除了月份牌,药品广告上,甚至香烟盒子上,旗袍女子也比比皆是。人们对旗袍的热衷,催生了一批旗袍顶级品牌,如老上海“鸿翔”旗袍,还有老上海“朱顺兴”旗袍等等。
上世纪二十年代年代后期,旗袍开始在北平、南京、广州等各大城市流行,然后逐渐向中小城市与乡镇蔓延,从三十年代开始成为我国女性最流行的衣装。旗袍与中国女性的身材、气质,衔接得严丝合缝。无论华贵、鲜艳、灵动或质朴、素淡、沉着,尽皆适宜。
三四十年代,女教师、女公务员、女职员等,外出时基本上身着旗袍。女学生们最爱穿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还别有一种素净。出现在公众集会与外交场合的旗袍,则沉稳大气,有礼服效果。
宋家三姐妹——20世纪最耀眼的“女子组合”,出席重大场合时,都身着旗袍。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以端庄的深色旗袍集体亮相的镜头,相当深入人心。而宋美龄对旗袍的热爱超乎一般,在她的超大衣柜里,清一色全是旗袍,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旗袍,都编有号码,根据各种活动和场合,随时取用。
女知识分子也纷纷换上了旗袍。才女与旗袍总是那么气息相通,彼此投契。这是一个特别养眼养心的名单。
林徽因是文字清丽的诗人、勤奋的建筑学学者,也是文化沙龙里风度迷人的女主人。学生时代的林徽因,一身民国初期女学生最流行的上衣下裙。她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西式装束,既有衬衣搭配西裤的简练,也有毛皮或呢料大衣的讲究。她身穿旗袍抚弄孩子、与亲友聚会或投身工作的照片,多见于1930年以后。旗袍基本上没有花纹或过多装饰,面料、裁剪都朴素简淡。
著名翻译家、教授赵萝蕤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有“燕大校花”之誉,后来考入清华研究院。她一生不辍地读书、翻译、做学问,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在国内第一个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出版。她的丈夫陈梦家是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学问口才俱出众,更兼风神俊朗。看他俩30年代中期的合影,赵萝蕤一袭淡雅的丝绸或绒面旗袍,无论长袖短袖、花的素的,都玲珑娟秀,沉静温婉;陈梦家身着长衫或西服,器宇轩昂。一对璧人,确实赏心悦目。
林海音,一生出版了数十本集子,小说、散文、杂文等体裁都涉猎,同时创办并主持“纯文学出版社”27年,出版无数优质书籍。小说《城南旧事》被导演吴贻弓改编为电影,1983年上映后,大陆读者对林海音也产生浓厚兴趣。无论少女时代当记者、跑新闻,还是做了母亲,前往台北,成为著名作家、出版人,林海音一生都偏爱旗袍——丝绸、棉布,长袖、短袖,薄型、厚型,种类很多,有时搭配小西服或背心,件件好看,浓淡皆宜。
“合肥四姐妹”给人印象至深的那些合影,往往都不约而同携手旗袍,大家闺秀的端方从容,跃然而出。
在电影明星身上显得华艳十足、略有一丝绮靡色彩的旗袍,一旦与女学人相伴,却又散发出那么浓郁的书卷气,知性、灵秀,兼而有之。不觉让人感叹旗袍“因人制宜”、变化万端的特性。
旗袍参与塑造了民国女性的各种赏心悦目,以及现代与古典杂糅的东方风情。1950年以后,与新时代显得气场不合的旗袍,逐渐淡出大众的视线,退出了女性主流服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