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税务博物馆

北京税务博物馆

北京税务博物馆坐落在天安门东侧的普度寺内。南池子厚厚的红墙，屏蔽了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修葺一新的普度寺幽静安宁地躺在皇城脚下，寺内石阶迂回转折，古树郁郁葱葱。

普度寺始建于明代，原为明太子的居所，清初曾为摄政王

展览厅内陈列着近年来通过官方或民间收集来的与税收相关的珍贵文物、史料，从皇帝的上谕到大臣的奏章，从百姓的地契到税务干部的奖状，从建国初期的税务票据到“文革”期间的珍贵档案等一件件展品，仿佛为参观者打开一扇历史的窗户，使参观者能够一窥历史的窗户，使参观者能够一窥历代赋税的全貌。

1949年-2004年北京税收的发展历程是博物馆的重点展陈内容。展览陈列了大量的图片、文件、税收票据凭证、报纸、书籍，全方位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55年北京税收工作的情况。从展览中，参观者可以看到，建国以后，北京的税制基本上是随着国家税制的改革而变化，税务机构在55年中也几经撤并。但是，无论是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北京税收事业都在努力地维护着国家税法的统一，发挥着宏观调控的重要使命，在组织财政收入、促进首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展品中，一件六朝“

北京税务博物馆广场东侧的是六位中国税收思想代表人物，分别是：

管仲，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使齐国国富民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主张治理国家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在征收赋税方面强调要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管理。他的那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至今仍为人广泛引用。

商鞅，先秦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曾推行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使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主张国家的赋税政策必须为农战服务，对勤劳耕作的农民要给予奖励。他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创始人。

桑弘羊，西汉著名理财家，协助汉武帝进行经济改革，推行了许多重要的财政政策。与商鞅不同的是，他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主张“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认为“盐铁之利，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他在任内主持变法，改革前后延续16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扭转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重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强，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以催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

张居正，明代政治家。他在执掌国政的十年间，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有效改善明王朝的财政状况。他主张取财有制、取财有节，认为只有减轻赋税征收才有利于农商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农商关系的一种全新理论。

严复，近代思想家。严复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之后要用之于民，“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

北京税务博物馆广场的西侧，六位西方税收思想代表人物依次排列，分别是：

孟德斯鸠，法国批判重商主义财政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赋税与政治体制是紧密相联的，他主张赋税的一般原则是“按国民所享的自由比例，分等征税，国民所受奴役越重，便要宽减赋税”。

亚当·斯密，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是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创始人。他的其巨著《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系统论述了税收的源泉、原则和租税各论三方面的问题，其深刻见解为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卫·李嘉图，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付的部分，它最后是由该国的资本或是收入支付的。

约翰·穆勒，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他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认为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必要职能”和“选择职能”必须课税，税收可以重新分配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实现社会正义。他主张“课税必须按公平的原则”。

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将税收作为宏观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重点研究税收在实现充分就业、防止经济和社会危机中的作用。

马斯格雷夫，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把税收理论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政治决策论等融为一体，大大拓宽了税收经济学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