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邓纪念馆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前身是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简称青年时代馆）。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为了缅怀他的光辉业绩，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他青年时代读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南开学校东楼建立了纪念馆，1978年3月5日正式开放。叶剑英同志为该馆题写了馆名。占地1386平方米，馆舍建筑面积960平方米。

青年时代馆的复原陈列有东四讲室和理化讲室，是当年周恩来上课的教室和开展社会活动的场所。内容分为：中学时代、留学日本、“五四”时期、旅居欧洲四个部分。

整个陈列展出

2013年1月，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荣获“国家4A级

瞻仰厅正面耸立着周恩来邓颖超的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生平厅陈列着一台印刷机，这台20世纪初期生产于日本的普通印刷机，因承担过印刷《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而闻名于世，并被纪念馆作为文物收藏、展示。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诞生于五四爱国运动当中，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宣传、组织、领导运动，急需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于是力邀刚刚由日本回国的周恩来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欣然同意。

那时学生办报，是多么不容易啊！没有经费、缺乏经验，尤其还要受到天津警察厅的刁难和阻挠。为了筹办这个刊物，周恩来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毅力，四处奔波，精心策划，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机智勇敢地应付反动当局的阻挠破坏，他组织南开学校话剧团举行义演，募集办报经费，他亲自到协成印刷局协商，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争取他们的支持。经过周恩来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大家的辛勤努力，《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了。

在《会报》创刊号上，周恩来以《革心、革新》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提出了“革新”与“革心”的响亮口号。阐明了“革新”就是改造中国，改造社会；“革心”就是革除人们思想上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影响。“革新”与“革心”，是周恩来为天津学生运动提出的带有纲领性的战斗口号，对指导和发展革命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会报》没有编辑室，周恩来就经常在承印该报的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里做编辑工作。因为人少，《会报》也不做采访、记者、编辑、发行之类的分工，从搜集材料到撰写稿件，从编排版面到校对定稿，都由周恩来主持。他每天下午从三四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深夜。这份报纸倾注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也凝聚着他闪光的思想。

《会报》经常根据天津爱国运动和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提出斗争口号，确定斗争内容和斗争形式，引导人们关心、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指导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在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推动进步青年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山东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会报》报道和评论的中心内容。由于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山东主权的阴谋破产，但它贼心不死，多次挑起事端，山东人民为维护民族尊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八月初，山东各界数千人举行请愿示威。亲日派、山东省反动军阀马良，对群众实行残酷镇压，公然杀害了回教救国会三位爱国运动的负责人。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全国各地群众的极大愤慨。周恩来立即在《会报》上，发表了以“飞飞”署名的《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公开揭露了卖国政府的罪行。此后，他又在《会报》上连续发表了《敬告男女学生》等数篇文章，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声援山东的斗争。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周恩来主编的《会报》成为斗争的有利武器，它用鲜明的标题和生动的文字，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声援爱国运动，《会报》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各界群众连接起来，显示了巨大的声威和力量。

由于《会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号召力强，因此引起反党当局的恐惧和仇视。九月二十二日《会报》被迫停刊，经过周恩来等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各界人民的声援，十月十七日，停刊半个月的《会报》又复刊了。在复刊当日的《会报》上，周恩来奋笔写了《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文中写道：“本报是天天在奋斗中讨生活的，我们办事是秉着良心去做，光明正大，没有一点退缩的。”复刊后的《会报》虽然由日刊改为三日刊，但质量更高、战斗性更强了。它犹如一朵朵浪花，闪烁在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中，为其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指导和推动当时天津的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如今，这台印刷机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了周恩来那段辉煌历史的见证，陈列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女星》是五四运动后，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出版的刊物，作为《新民意报》副刊之一，每月的五、十五、二十五日印发，16开本8版，横式排版。《女星》的出版很受读者欢迎，从第37期改为周刊，前后共出版57期。

天津女星社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为什么要出版《女星》呢？女星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由邓颖超等人商讨成立的一个进步的研究妇女问题的团体。当时成立这个团体时，起什么名字颇费了一番功夫。邓颖超最后提议这个团体叫女星社，希望它像明亮的星星照耀着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方向。女星社的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为了做好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女星社于1923年4月25日出版了《女星》旬刊。《女星》旬刊主要讨论妇女问题以及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探索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抨击旧的教育制度，维护妇女的权益。邓颖超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文章，揭露妇女在封建势力下遭受的痛苦，抨击旧的社会制度带来的不合理现象。《女星》的出版，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女星》由李峙山主编，邓颖超负责审阅稿件，谌小岑负责发稿、校对、发行等事务。内容设议论、讨论、研究、批评、写实、通讯等栏目。每期发行760份，另加印1000份，分寄国内报刊、团体和个人。每期内容及对读者的答复，一般都经大家共同研究决定。《女星》创刊号的发刊词写道：“凡稍有革命思想的人们，必都知道要援助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劳动者供给人类的衣、食、住，反被催残、侮辱，谁都应该明白这是不平等的事情。妇女占人类全体的一半，得不着一切应享的权利，这又是甚么‘平等’呢？而在女子方面，除了被有产阶级掠夺以外，同时又受礼教与男系制度的压迫，故女子所受的痛苦还倍于劳动者……出版这个《女星》旬刊，并想籍此联络些女子运动的同志，浓厚我们的势力。”

注重事实报道是《女星》的特色，为此专门开辟了“实事杂感”栏目，披露大量真人真事，揭露妇女受封建礼教及各种邪恶势力严重摧残的社会现象。邓颖超是女星社发起人之一，又担任着总务部书记兼教育部委员，同时积极参加《女星》的编辑工作并撰写文章。她在《女星》第十期和第十五期上分别发表《受了婆婆教训的一个同学》、《经济压迫下的少女》，记述了两位女同学的不幸遭遇，通过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抨击旧礼教、旧制度，号召“被剥夺婚姻权的女青年，快冲破包办的重围，携起手来前进”。她还在《女星》第二期发表了《错误的恋爱》，指出纯真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社会、对人类将来，是有良好的影响的，呼吁有识之士引导着青年男女走向恋爱的光明道路。

《女星》还刊登大量讨论妇女解放的文章，指出妇女的解放必须同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结合起来。在《女星》第二期上登载了署名“南羲”的《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一文，作者对妇女参政问题进行分析后，指出妇女的解放不能只限于参政，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以革命的方式，打破一切旧制度、旧礼教、改革旧的经济制度，要以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男女平等。邓颖超也撰文指出，“现在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受压迫的朋友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受压迫的朋友们还不快快起来加入经济革命么？”，还有《今日中国妇女运动应取的方针》等文，也都号召妇女参加正在掀起的反帝反军阀的群众斗争和国民革命运动，引导妇女冲出错误狭隘的观念，将妇女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

在封建枷锁禁锢的旧中国，广大妇女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呢？邓颖超等人意识到：要想使中国妇女真正站立起来，首先要使她们在思想上站立起来，而做到这一点，教育是第一位的。

女星社通过办学，以教育唤醒妇女，培养其自学能力，1923年7月15日，在邓颖超等人倡导下，女星第一补习学校成立，该校宗旨为“救济失学妇女，授以相当知识及技能，以使其自谋出路”。邓颖超担任教务员，并亲自授课，以实际行动来唤醒中国妇女改变现状，和自己一道加入到改造社会的行列中来。《女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报道，在第八期上刊登女星第一补习学校成立的消息。邓颖超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在中国几千年来我们女子被不好的礼教、风俗、习惯所束缚，虽外形没有什么，但精神上被这个不好的礼教、风俗、习惯……一条条绳捆缚着，绝无自由可言。”希望在最短期内给诸位一些应有的知识和相应的技能。

继女星第一补习学校之后，1924年6月女星社又创办了女星星期义务学校。《女星》第四十一期刊登《女星星期义务学校开学记》，报道了学校的开学盛况和教务长邓颖超的讲话。

后期的《女星》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全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这时刊登的文章号召妇女们快快起来“加入使中国妇女运动成功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打倒军阀，阻止国外侵略，建设真正的民主的中国，普及妇女教育，解放你们自己！”

《女星》的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成为当时全国妇女运动中极有影响的期刊之一。《妇女日报》在《女星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中说：“在伊们的出版物《女星》旬刊中，对于压迫女性的中国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总痛加攻击”。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向警予于1923年12月写的《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对《女星》给予高度评价，她说：“中国妇女因历史的社会的特殊生活，演成了中国妇女特殊的心理和习性，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现在好了……天津却有了女星……。”上海一女工曾致函女星社，赞扬《女星》是“女子的明星”，“妇女运动之指路碑”。由此可见《女星》在全国妇女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刚刚从日本回到祖国的周恩来积极投身运动当中。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建学生爱国团体“觉悟社”，逐步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1919年12月10日，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建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作为南开大学学生的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

1920年1月29日，为反对北洋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周恩来作为总指挥率领天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而遭军警逮捕。

周恩来于1920年1月29日被捕，至7月17日出狱，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监狱中度过了半年时光，其中1月29日至4月7日被关押在天津警察厅，4月7日至7月17日被关押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就是记载周恩来和所有为抵制日货而被捕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和学生联合会代表20余人在狱中生活情况的。

《警厅拘留记》记载的是1920年1月29日至1920年4月7日周恩来等被捕代表在天津警察厅的情况。它是周恩来在狱中根据各代表的口述整理的。5月起首编，6月5日完成，从1920年12月起，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署名“飞飞”，后由新民意报社刊印成单行本发行。

《警厅拘留记》采用的是实录的手法，用周恩来的话说是“纯客观的写法”，它记载了反动警察厅对被捕代表采用“既不审讯，又不释放”的拖延手段，也记载了周恩来和难友们的抗争，还记载了邓颖超等24人为了营救战友，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捕代表，轮流坐牢。这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到周恩来等“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爱国、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

关于《警厅拘留记》的手稿，还有一段小故事：这一珍贵手稿几经辗转，流落到书商手中。1951年，有关部门从北京琉璃厂效贤阁旧书店中购回，呈送周恩来同志鉴定，并拟在当时的中央革命博物馆中陈列。周总理坚决反对他的手稿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于是手稿一直保存在西花厅，直到周总理逝世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再三要求下，邓颖超同志才将手稿送博物馆保存。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生前十分反对宣传他们，更反对为他们建立纪念馆，这个手稿的流传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珍藏着一枚珍贵的纪念章，它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所创建的敬业乐群会的徽章。

这是一枚铜质八角形纪念章，做工精致，上面按逆时针方向镌刻着“敬业乐群会纪念章”8个字，中间圆圈中写着连体的“NK”两个英文字母，显得十分古朴典雅。

1914年3月，周恩来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发起组织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其名称表示“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该会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张伯苓校长对“敬业乐群会”的成立，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亲自参加了该会的成立大会，并代表学校的全体教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以示祝贺。张伯苓一贯主张，学生在学校不单是读书，而且要学会办事，培养管理能力。学校规定，下午4时起是课外活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教室和宿舍不许留人，同学们或到操场上参加体育锻炼，或去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校方的倡导以及经济上的资助，为“敬业乐群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于是，周恩来和他的伙伴们在“敬业乐群会”这个团体里，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对于周恩来来讲，在这里，他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得到了初步的显示和全面的锻炼，从而为他若干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敬业乐群会”成立之初，建立了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俱乐部、庶务部、编辑部，下设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等，还创办了会刊《敬业》学报。创建之初，张瑞峰担任会长，常策欧任副会长，周恩来担任智育部部长。1915年9月周恩来当选副会长，不久任会长。周恩来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敬业乐群会”上。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组织、筹划各种活动，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敬业乐群会”非常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们开展各种活动，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以弥补课堂所学之不足。周恩来领导的智育部的第一项工作是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的图书馆。周恩来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杂志》、《军人的模范》等十六本书刊。这个图书馆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一到课余，他们就来到这里看书看报。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敬业乐群会”还经常召开时事座谈会，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智育部把每周一、三、四、五的课余时间，定为会员活动时间。经常聘请老师作专题学术报告，有时还邀请校外知名人士来演讲中外大事，如吴玉章、蔡元培、黄炎培等人都曾接受“敬业乐群会”的邀请，来南开学校演讲并与同学们座谈。这些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开阔了大家的眼界，陶冶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了学习兴趣。

“敬业乐群会”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如每周举行一次的茶话会就颇受同学们的欢迎。所谓茶话会，就是由每个会员出铜板一、二枚，集体买些瓜子、崩豆、青萝卜，沏点茶水，会员们边吃边谈，在茶话会上，或由会长报告会务，或讨论时事政治和学校大事，然后进行各种游艺和联欢活动，如表演相声、双簧、舞剑、灯谜、棋类比赛等。据当年校刊报道，周恩来表演的趣语和伉乃如老师表演的相声都是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常常使大家捧腹大笑。

“敬业乐群会”还组织会员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实际生活。1915年10月下旬，“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1916年5月下旬，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周恩来带领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实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种校外参观活动，使大家了解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新鲜事情，他们觉得收获很大。

“敬业乐群会”还出版会刊《敬业》学报。学报的经理部就设在周恩来的寝室——西斋三十五号。稿件都是由周恩来组织、编辑。《敬业》每半年出版一期，每年四月、十月出版，内容分为杂俎、说海、文苑、补白等栏目，主要反映会员对时政的评论，学习的心得及组织的各种活动。它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文字清新，论理新颖，插图优美，装帧大方，印刷一二千册，定价小洋二角。《敬业》共出六期，周恩来用“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许多诗歌、小说、评论文章等。后几期还专门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发表他的小评论和杂感，很受读者欢迎。

创办“敬业乐群会”,显示了周恩来超群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而这枚小小的纪念章则见证了这段历史。

《觉悟》杂志，是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团体觉悟社创办的的刊物，由周恩来同志负责主编，于1920年1月20日正式出版。觉悟社是在1919年9月16日由以男生为成员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及由女生为成员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进步团体中的一些骨干分子，组成的一个学生进步团体，是我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觉悟社的成立打破了当时封建习俗的束缚，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10人，他们都是从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胸怀大志、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这其中就有周恩来和邓颖超。觉悟社成立不久，就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北京《晨报》曾对觉悟社的成立进行了专门报道，它把觉悟社称作“天津的小明星”，并且写道：“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 

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要求大家‘自觉’、‘自决’”。为实现 这个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种：“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觉悟社成立后，主要的活动内容有：第一，请社外名人演讲。其中邀请了李大钊详细而深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第二，确定固定会所，设立共同的图书室。社员将各人的书籍杂志交给图书委员，备大家共同阅读。第三，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有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也有“忏悔”（就是自我批评）。第四，就是在1月20日出版了《觉悟》的第一期。讨论会的结果，有些就写成文章在《觉悟》上发表。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时，姓名就用觉悟社成立之初抽签决定的号码来代替。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使用了“伍豪”的代名。邓颖超抽到的是一号，所以用“逸豪”作为代名。第五，继续发展会员。而在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出版了《觉悟》杂志。

在《觉悟》杂志的众多文章中，其中有周恩来的3篇文章和5首白话诗及邓颖超的1篇文章。在周恩来的3篇文章中，《觉悟》是该刊的发刊词，仅600余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自觉，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这种活动全可叫他为‘觉悟’。”他还认为：“从‘觉悟’中生出来的效果，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望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

另一篇是在觉悟社成立后由大家推举周恩来起草的《觉悟的宣言》。“觉悟”，这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是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觉悟的宣言》开头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最后周恩来还在宣言中号召：“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路上走。努力！奋斗！” 

当时年仅15岁的邓颖超也敏锐地看到学生中存在不少思想和生活作风问题，为此她在《觉悟》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的文章，提出了反对旧思想、旧习惯，提倡新思想，树立新风尚，及几个令人思考的为什么。她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加以克服。

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在《觉悟》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宣言书，它们充分反映了青年时期爱国青年的彻底革命精神。《觉悟》第二期准备了40篇稿件，内容更加丰富，但由于周恩来被捕，未能付印。1920年周恩来远赴法国巴黎留学，在此期间他并没有中断与觉悟社的联系，1923年1月，留在天津的社员邓颖超等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社员共同议决，依照国外社员周恩来、郭隆真等出《觉邮》通讯的办法，在国内也出版一个同名的通讯刊物。五四运动中，由周恩来等人出版的《觉悟》杂志以及他们创建的觉悟社，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冲锋陷阵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它犹如一道闪电，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希望之光，它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五四运动的史册，它的战斗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青年奋勇前行。

《检厅日录》记载的是周恩来等被捕代表1920年4月7日至1920年7月17日在天津地方检察厅被关押的情况，是周恩来根据被捕代表的活动日志与日记编辑而成，采用的是日记体。周恩来说它是“纯主观的写法”。据书中记载，被捕代表在检察厅的条件得到了改善，他们可以读书学习。周恩来还用五个晚上给难友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使周恩来失去了自由，但对他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他利用这段被羁押的时间，重新思考一些问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后的周恩来开始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根据周恩来在该书“例言”中记载，书稿完成于1920年11月24日赴欧留学的途中：“飞飞志于印度洋中赴欧船上。”

该书稿1921年春起在天津《新民意报》上刊登。1926年7月，在同为被捕代表的马千里和孟震侯先生的努力下，由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署名“周飞飞”。

《检厅日录》为三十二开本，黑色硬皮精装，目前传世很少，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一件于2000年1月27日入藏我馆的珍贵文物，它的流传和入藏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 

1999年9月7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周恩来19岁留学日本时的素描像被发现，是已故日本著名画家、周恩来的好友保田龙门先生82年前的作品。

2000年1月27日，日本前锋电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务董事郡进刚先生受保田龙门先生之子保田春彦先生之托，将周恩来的这幅素描画像捐赠给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这本素描画簿为大16开，打开书套，纸张已经明显泛黄，蓝灰色的封皮略显粗糙。素描画已经过精心装帧，画上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人，脸略右侧，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这正是19岁留学日本时的周恩来。随之送来的，还有保田春彦先生小巧精美的亲笔赠书，上面用日文写着：“本人郑重证明，此素描确为家父八十二年前亲手所绘。”

这件文物的故事还要从19岁的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时说起。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在南开学校结束了他的中学时代。毕业后，他想继续深造，寻求救国济世的真理。经过慎重的考虑，周恩来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在同学和亲友的资助下，周恩来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活。 

周恩来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亲友的一些资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还是很拮据的，膳宿仍是个难题。他在一位善良的日本妇女的帮助下，同两个中国学生寄宿在神田区山吹町的金岛建筑工具店的二楼，这里离周恩来为补习日文所就读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不远。 

1918年2月1日，南开学校校董严修之子严智开要离开日本转赴美国学习一段时间，他临行前一再关照，让周恩来搬到他的住处居住。这是一座幽静的寺院，当时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的日本朋友保田龙门也住在这里。经严智开介绍，保田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昨天晚上，搬来季冲（即严智开）的住处，一切觉得很好。今天早晨起来后，同着季冲，还有一个同住的日本美术学生保田君，在一块儿吃早饭。”

由于住在一起，闲暇时周恩来经常同保田进行交谈，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当时，周恩来的日语并不纯熟，与保田的交谈中不时夹杂一些英语，但这并没有妨碍两人间日渐默契的交流。保田龙门为周恩来那真挚、友好的情谊所感动，相知渐深。1918年2月6日，周恩来在日记里写道：“归来与保田君谈，日、英语杂进，彼且画余像。”由此可断定，素描应为1918年2月6日所画。 

周恩来与保田龙门的相处是短暂的。就在他搬到寺院居住了半个月后，也就是2月21日，保田告诉周恩来，他们的住处要停止出租，于24日必须搬离。周恩来在日记里写道：“课毕归来，保田君语我以迁居事，定于二十四日。” 

他们虽然分别了，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周恩来在迁往南开留日校友王朴山的住处后，曾于3月1日办事时顺道拜访了保田，两人交谈了一番，尽兴而归。当天周恩来还收到了保田龙门寄来的一封问候信。3月11日，周恩来给保田回信，表达问候之情。4月14日，周恩来又受好友严智开的委托，找保田龙门商量事情。 

周恩来同保田龙门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920年，周恩来离开祖国旅欧勤工俭学，两人又在巴黎不期而遇，多年不见的朋友在异国他乡相逢，使两人倍感亲切与欣慰。保田龙门也在自己编写的《自订年谱》里记载了这件事。 

这幅素描的发现，受到研究中日关系问题专家的关注。日本著名剧作家岩间芳树以此为素材写出脚本《邻人的肖像》，从这幅素描写开去，“让广泛的日本青少年进一步理解真诚的中日友谊精神”。保田春彦先生是该剧的日方监修。1999年10月，电视剧《邻人的肖像》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广岛、九州等地黄金时间热播，引起很大的反响。日本各大报都做了报道，共同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消息，美国许多报纸，尤其是华人报纸也都做了报道。 

这幅素描画像的发现并送回中国保存的故事，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更为我们研究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增添了十分有价值的史料。

提起周恩来，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对他的仪表发出赞叹：他总是那样衣着整齐，从容高雅，总是显示出一种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一件普通的中山装，在周恩来身上，竟然能穿出全世界人们心目中格外庄重与格外精彩的中国形象！但是，如果细细研究一下他的衣服，又会使人们发出深深的惊叹：这都是最普通的中山装，哪是什么世界名牌？就是这样的衣服，还是补了又补，衬衣的领口和袖口都是换过的，但却依然使周恩来的形象仪表誉满世界。如果问到这其中的本质原因，人们可以异口同声地说：这与周恩来的人格气质、律己风范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人的气质和风范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教育和磨练中形成的，一个人的中学时代则是他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周恩来的仪容仪表之所以美，就得益于他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1913年，15岁的周恩来随伯父来到天津，考入南开学校。南开的教育，首先是仪表教育，对周恩来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南开学校东楼走廊内，竖立着一面镜子，镜子上方，有刻在木匾上的“容止格言”。学生们每天上学来，都要根据容止格言的规定，面对整容镜检查自己的仪容与举止。正是南开学校这种严格的要求和锻炼，培养了周恩来高尚的精神和动人的风采。

容止格言共四十个字，由教育家、南开学校的创始人严范孙先生亲自书写。全文为：“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意思是说，作为一名学生，脸一定要洗干净，头发一定要梳理整齐，衣服一定要穿整洁，纽扣一定要系上。头要正，双肩要平，胸要挺起，后背要直。气象，是指精神面貌，不要骄傲，不要浮躁，不要懈怠；颜色，是指仪容举止，应该温和，应该安静，应该庄重。作为南开的学生，周恩来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这种从外表到内心完全一致的形象和气质。这些规定看似简单，但确实是矫正当时社会上萎靡不振之风，使学生保持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好办法。甚至在今天，它依然有着深刻而现实的教育作用。因为只有不断督促未成年人在青少年时期养成良好的习惯，并持之以恒，才能端正他的举止，塑造他的品格，并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今天，南开中学的脚步也已经整整走过了一百年，整容镜和容止格言伴随南开也静静地树立了一百年。这一个世纪里，无数学生从它面前走过，无数学生面对整容镜对照着容止格言检查过自己的仪表和举止。他们之中，有共和国的两位总理、几十位两院院士、一大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文学艺术家。他们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对容止格言印象深刻，赞叹不已，觉得一生受益。

整容镜不仅使许多南开校友难以忘怀，就连西方国家的参观者们也都颇为称赞。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来中国参观，看到南开学校学生的仪态和别的学校学生不一样，觉得很奇怪。当他看到这面整容镜和容止格言后，深感这面镜子和这些格言的作用，大为赞赏。回国后，他就派人前来拍照，并在美国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

古人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周恩来的风范和精神，就像一面铜镜，直到今天，依然无时不在地让我们以他为榜样，修正自己的仪表、行为，甚至灵魂。周恩来是我们天津人的骄傲，是天津南开学校“正衣冠，明容止”的整容镜和教育思想，培养了他律己修身的品格。容止格言，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对青少年仪表的要求它更是一种甚至连西方人都赞叹不已融入民族精神的美学！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存着一个楠木深雕松鹤图案的骨灰盒，它看似普通，却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因为它先后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骨灰。1996年经专家鉴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他工作、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中南海西花厅，离开了他至亲至爱相伴了五十多年的老伴——邓颖超。遵照周总理的遗愿，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撒掉。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时，周总理就带头响应。60年代后期，他又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这样一来，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做一点贡献。”于是，他和邓大姐约定，并相互保证，死后不保留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

1976年1月8日下午，受邓大姐之托，周总理的卫士高振普、张树迎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八宝山为周总理选购骨灰盒。怎样为总理选购骨灰盒呢？按照邓大姐的嘱托，不要买太贵的，不要超过之前逝世的几位部委领导的标准。因此，工作人员拿出两种让他们挑选，他们选定了花纹较好的一种，经过细致检查，发现有一处漆皮剥落，工作人员又拿来同样的另一个。这一个外观很好，但盒盖不太好开，再要第三个，已经没有了，经与治丧办的同志商量，就选定了这第二个。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骨灰盒，它不是为周总理逝世专门定做的。

两位卫士回来后向邓大姐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要邓大姐看一看。邓大姐把骨灰盒的好与不好看得很轻，她说：“不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她还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邓大姐走进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周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那里。邓大姐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眼含热泪，缓缓说道：“恩来，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

就在这天夜里，一架小型农用飞机将周总理的骨灰撒到了祖国的江河大地。

之后，中国革命博物馆把这个骨灰盒作为文物收为馆藏。邓大姐得知后，又一次说：“我死后还要用这个骨灰盒。”于是派工作人员又将它要了回来。

邓大姐一直精心保存着这个骨灰盒。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她总要把它拿出来，亲手擦一擦，晾一晾，以寄托对周总理的思念。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也悄悄地离开了我们。遵照她的遗愿，工作人员用这个骨灰盒把邓大姐的骨灰带到了天津。邓大姐的骨灰伴着缤纷的花瓣融入了奔流不息的海河，融入了胸怀宽广的大海。

海河之滨，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相识、相知、相恋的地方，因此，他们选择了海河作为最后的归宿。

当我们凝望着这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当我们的思绪随着这个骨灰盒的故事一路寻来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想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骨灰盒，而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铜笔架，它简单、朴素，曾经陪伴着少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度过了四年的学习时光。这个铜笔架是1920年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前夕交给同学常策欧家保存的，1977年常策欧亲属将它捐赠给纪念馆。

1913年2月，十五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一起来到天津，住在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四号。经过半年的准备，8月，周恩来考取了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四马路，它是严范孙、张伯苓两位爱国人士借鉴欧美教育模式于1904年创办的新式学堂。南开学校学习空气十分浓厚，教学作风也比较自由、民主，以此闻名全国，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来此就学，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位。学校的课程较重，要求也高，中学四年要学十七门功课，主课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副科有物理、化学、中国史、西洋史、中国地理、西洋地理、博物、生物、法制、簿记、唱歌、图画、体操和修身。采取考试淘汰的教制，能考入南开学校并坚持到毕业是相当不容易的。南开的四年学习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国后，他曾满怀深情地回忆南开学校：“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是我有可能回忆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在南开学校四年里，周恩来品学兼优，各门功课都很优秀。他才思敏捷，写作文时从来不打草稿，挥笔成篇，一气呵成，他所写的文章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同学中传阅。1916年他的作文《诚能动物论》获全校第一名。由于周恩来作文得了满分，他所在的班也获得集体第一名。

在学校里常有这样的人，因为自己学习成绩好就骄傲起来看不起别人，慢慢地他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如同冰心在一首诗中所说：“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周恩来可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常谦虚，在自己刻苦学习之余还帮助其他同学共同进步。大家也许会问，周恩来在学习上就没有困难吗？当然不是，他也有过学习上的困难和挫折，比如：他的英语基础原来并不好，在报考南开学校之前还特地到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月，经过他刻苦攻读，很快掌握了英语，还能读不少英文著作。

周恩来学习十分用功，曾给自己规定了要做到五个不虚度：“读书不虚度、学习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优异成绩就是靠他的勤奋用功取得的。

周恩来德才兼备，得到南开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他生活贫困但学习成绩优秀，因此他从入校的第二年起，学校就免去了他的学费。

周恩来认真学习每门功课，成绩都很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3月到1917年毕业前的两年时间内，他荣获了国文传观、化学考试第一、全校数学赛速第一、全校国文特试第一、默国文考试第一、全校习字比赛行书优秀奖等，毕业时获国文最佳奖。

这个珍贵的铜笔架，周恩来使用了多年，是他青年时代学习生活的最好见证。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陈列着一件邓颖超穿过的丝棉袄。这件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棉袄，却有着一段极不寻常的经历，它凝结着天津天虹服装厂的73名工人和邓颖超的深厚情谊。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那一天，天津天虹服装厂的工人们从电视中看到邓颖超为总理守灵的情景，顿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服装厂的73名工人聚在一起思忖着，谈论着，想如何才能来安慰亲爱的邓妈妈。天津有句俗话：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于是，他们就决定为邓颖超做一件贴身的棉袄，以此来安慰悲痛中的邓颖超。他们自发凑钱买来布料和丝绵，又请来一位有四十多年裁剪经验的老师傅来剪裁。可是，从干部到普通工人谁也没有见过邓颖超，没有尺寸可怎么办？大家想起了电视中看到的邓颖超，估量了她的身材，又找到她和总理在一起的照片，琢磨了良久，才动手剪裁。大家利用业余时间，一针针一线线，密密地缝进了对总理和邓颖超的一片深情。棉袄做好了，派出代表到邮局，在包装单上填写了“北京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交邓颖超同志收”。营业员一看是寄给中南海的，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请示来请示去，最后还是说，先拿回去，明天再来吧！当第二天又来邮局时，回答仍然是这个包裹不能寄，大家愤然地离开了邮局。回到厂里，不久又接到市里电话：“奉上级指示，任何东西不能寄，哪个邮局都不能寄。”当时正是四人帮猖獗的时候，任何东西要寄到中南海，那个难度大家是可以想象到的。可是，工人们并没有灰心，经过再三研究决定，先将包裹寄到人民日报社，请他们转交给邓颖超。就这样几经周折，终于把包裹寄到了北京，送到了邓颖超的手中。邓颖超打开包裹一看，是一件细针密线缝制的丝棉袄，棉袄中还夹着一封信，信中这样说：“亲爱的邓妈妈，当您穿上这件棉袄就会感觉到我们在您身边，全中国青年都在您身边”。邓颖超看后，非常感动。邓颖超是从来不收任何礼物的，但是她想，如果将这件棉袄退回去，一定会伤这73名工人的心，后来就决定收下这真诚的礼物，但让身边的秘书给工人们回封信，信中说：“你们做的这件棉袄，我已收到了，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呀！现寄去三十元钱，作为工本费，可以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品。” 

几年以后，这件丝棉袄穿破了，因为邓颖超十分珍爱它，舍不得扔掉，就请来师傅换了新的棉袄面，继续穿它。73名青年用他们的真挚爱心永远温暖着邓妈妈的心。 

1984年，邓颖超到天津视察的时候，亲切地会见了这73名工人，她高兴地拉着他们的手说：“八年前你们为我一针一线缝制棉衣，今天我要和你们一个一个握手，表示感谢，告诉你们，我穿着你们做的棉袄度过两个冬天，我又穿着它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还穿着它会见过许多外国友人和亲朋好友，我很骄傲，你们都是我的子女。”在场的同志听到后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一个亲生儿女，总理虽然走了，可我们都是邓妈妈的女儿，都是她的贴心小棉袄。

这是周恩来邓颖超生前的最后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中蕴涵着他们真挚深切的夫妻情。周恩来曾经说过，他的妻子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邓颖超正是这样的巾帼英才。所以，他们相识相爱成了坚贞不渝的伴侣。在他们50年的共同生活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张照片，虽是其中的一张，但它非凡的意义就在于这是他们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70年5月20日，那正是“四人帮”猖獗的时期，周总理工作异常繁忙，邓颖超很难与他见上一面，更别说在一起照相了。年愈七旬的邓颖超很想与总理合个影，但没有机会。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邓颖超的心思，便一直留意周总理的日程安排。恰好这天下午总理没有外出的活动，工作人员赶紧告诉邓颖超，并请来了摄影师等待拍照。那天一共拍了三张照片，一张是总理、邓大姐和全体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一张是总理、邓大姐和女同志的合影，再就是这张合影。谁也不会想到，这张经过精心安排的照片，居然成为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邓颖超十分喜欢这张照片，洗印后送给许多亲友。象这张是送给他们的保健医生韩宗琦的，照片背面邓颖超亲笔写了三个时间和地名：1919，天津；1925，广州；1970，北京。这三个日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邓颖超告诉韩宗琦说：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我和恩来在天津相识，1925年8月8日我们在广州结婚，1970年就是我们照这张照片的时间，是在西花厅照的。

邓颖超去世后，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张她的照片留做纪念，邓颖超的秘书赵炜非常了解邓颖超对这张照片的偏爱，于是便将这张照片连同周恩来、邓颖超的标准相，作为一组，洗印了150套，发送给亲友，以满足大家的心愿。

这张照片是“文革”十年中他们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要不是邓颖超精心安排，也是拍不成的。“文革”期间，周恩来为了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尽量减少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苦撑危局并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工作量超过18个小时以上。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作为周恩来的最亲密的战友、同志，一名共产党员，她深知周恩来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能干预影响总理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好经常写张便条给周恩来。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珍藏着邓颖超写给周恩来提醒他休息的12张便条，其中的一张便条这样写道：“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成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简短的几句话就能看出，周总理用于吃饭和睡眠的时间太少了。而邓颖超的这些便条正体现了他们真挚深切的夫妻情。人们每次看到这张合影和这些充满关切的便条时，都很感动。他们之所以受到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爱戴和敬仰，除了他们为国家为人民犹如滔滔江河般的伟大贡献和传奇经历之外，还在于他们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忠贞的爱情和完美的人格的化身。他们的爱在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后，仍然热烈深沉，成为世人所仰慕的夫妻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