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嘉植

石嘉植（1918-1943），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行动科科长。

石嘉植，1918年生,陕西富平人。1935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1936年3月创办《心声》杂志，呼吁国民党政府抗日御侮。1937年3月奔赴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

石嘉植，l918年3月20日生于陕西省富平县薛镇乡盘石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自小就聪明好学，父母寄予厚望，石嘉植在县城的高小毕业后，于1935年秋考入西安省立一中。

1936年3月，石嘉植作为发起人之一，和同学们共捐献38块银元，创办杂志《心声》。在1936年4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剖析了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区别，论述和平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来取得，一味退缩忍让只能是国破家亡，愤怒地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大声疾呼：“现在我们国家已到千钧一发、危不堪言的状态。我们甘心做亡国奴吗?要知和平是我们的天性，战争是我们争取和平的利器，法国人常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一句我们应当切记的格言。我们的自由靠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去干!决不要像奴隶般的顺从!同胞们!要想同列强站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非同我们的仇敌拼命不可!”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热血少年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这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促使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警察、特务仍然视学生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为“非法”，进行镇压和迫害。他们把抗日救亡活动高涨的省立一中诬蔑为“土匪一中”，把放了寒假也不回家、热情宣传抗日的学生叫做“土匪学生”。石嘉植和同学们毫不示弱，一面继续宣传抗日，一面针锋相对，怒斥特务、警察是汉奸、卖国贼。l937年1月的一天，石嘉植和同学们在西安西大街演讲时，和特务发生冲突，学生人多，把特务痛打了一顿，迅速撤回位于西门里早慈巷的学校。当天夜里，警察和特务拿着黑名单闯进学校抓人，石嘉植在睡梦中被噪杂声惊醒，急忙穿上衣服，从学校北墙翻出校外，连夜徒步赶回200多里外的富平家乡。他决心不再去西安学习，他要北上，去那真正抗日的地方。在安吴青训班学习一段后，1937年3月初，经过长途跋涉，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下旬，石嘉植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从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任文化宣传干部。9月30日，一二九师全体官兵抱着“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决心，从富平庄里镇出发，从韩城芝川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10月下旬到l938年2月，一二九师在正太路南侧多次伏击日军，打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歼灭战，消灭日军3000多人，在晋东南站稳了脚根。在神头岭战斗中，石嘉植初露锋芒。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驻山西潞城的日军一。八师团的一个辎重大队沿公路向北开进，配合敌军九路围攻，夜间在神头岭北麓一个山村宿营。为了摸清这股敌人的实力，团首长命令由文化宣传干部改任情报干事的石嘉植带一个班进村进行“剖腹侦察”。夜半时分，石嘉植带领战士摸到村口，见一个日军哨兵正抱着枪来回游动。石嘉植让战士们就地隐蔽，他手握一把刺刀，悄悄运动到一个碾盘旁边，蹲伏在黑影里。当那个哨兵刚从碾盘边走过去，他一跃而起，奋力一刀刺穿日兵胸背，这个哨兵还未来得及喊一声就扑倒在地。石嘉植率领战士们进到村中，摸清了卡车、骡马大车和火炮的数量。临撤出时，他带领战士扑进村边敌人睡觉的一间草房，用枪托、刺刀对准熟睡的日军一顿狠刺猛砸，当即消灭十几个日军。一个日军官伤重未死，摸到手枪开了一枪，被石嘉植跳上炕又补了几刀。

枪声惊动了大批敌人，村里顿时一片人喊马叫。石嘉植急令战士们穿戴上敌军的大衣、棉帽，背起缴获的枪支弹药撤离。刚跑出村子南口，日军已尾随追来。石嘉植乘敌人不辨真伪之际，命令战士就地卧倒，返身向敌人投出几颗手榴弹，接着叉用刚缴获的歪把子轻机枪猛烈射击，把敌人放倒一片。在团部派出的一个连兵力的接应掩护下，石嘉植带着一个班无一伤亡撤回驻地。反“围剿”战斗结束后，冀南军区向石嘉植颁发了“威震敌胆”奖状，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还特意让石嘉植等穿着缴获的日本军服，拿着缴获的枪支照了一张照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张照片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并收入了画册。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有效地牵制敌人兵力，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一二九师召开了“石拐会议”，决定全师派出41个连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石嘉植跟随陈再道、刘志坚率领的东进纵队开辟冀南平原的游击战争，担任了冀南军区敌工部行动科科长。

行动科主要担负对日军、伪军、汉奸的策反工作，铲除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并管理教育日军战俘。在石嘉植的努力下，被冀南军区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不少参加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成为中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日本朋友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到石嘉植的名字。

1940年冬天，冀南军区为了冲破敌军封锁，打通和冀中的通道，分化瓦解日伪军并及时掌握敌军动态，决定成立一支从德州到石家庄铁路沿线为活动重点的地下武装，命名为“德石敌工队”，任命石嘉植为队长。

石嘉植首先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和在景县龙华火车站当工人的地下党员张芝涛接上头，以张芝涛“内弟”的名分在他家落脚，很快学会了本地话，办理了“良民证”，接着以作“收购纱线”生意为掩护，走村串乡，开展活动。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吸收申月川、于青莪、丁庆文、岳立章等十几名铁路工人和爱国青年，德石敌工队就正式成立了。

石嘉植领着敌工队员，活动于景县、衡水、枣强、德州一带，打鬼子，除汉奸，窃情报，烧军火，扰得日伪军坐卧不宁。从敌工队建队到石嘉植牺牲的两年多时间里，敌工队进行了大小几十次活动和战斗，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他许多真实故事。

1941年初春的一天深夜，在火车站做工的敌工队员岳立章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凌晨两点，将有一列军车由衡水开往青兰。石嘉植吃了一惊，急忙叫上张芝涛摸黑飞跑到20多公里外青兰附近的陈加官村，通知驻在那里的县大队转移。县大队前脚刚走，300多名日军组成的快速部队便后脚扑来，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石嘉植立即追查其中缘由。查的结果，他怀疑是汉奸张荣和杨二洪所为。这两个汉奸一方面帮日军大干坏事，一方面又和县大队侦察员拉关系，想脚踩两只船，两头落好。出事前一天，县大队侦察员曾让张荣想办法搞子弹，搞到后往陈加官村送，子弹没送来，日军却来了。石嘉植翻了翻汉奸的“生死簿”，见上面记的这两个家伙干的坏事多、好事少，看出他们干坏事是真，干好事是假，决定除掉这两害。他先通过邮政代办所搞到杨二洪东北家乡的地址，接着导演了一场敌工队和县大队联合演出的“除奸戏”。

这一天，在侦察员多次催促下，汉奸张荣向孙德厢村送来了80发步枪子弹，受到八路军“王连长”热情欢迎和款待。晚上喝酒吃饭时，“王连长”把口袋里的钱、钢笔等掏出来放到桌上，吩咐再去买点酒肉，接着佯装醉倒，被扶走休息了。

被挽留住宿的张荣心存鬼诈，偷偷翻看桌上的杂物，发现其中有一张杨二洪写的信，谈到日军的兵力装备以及“准备利用回家机会，当面禀报”等语，认为是向日军邀功请赏的好机会，惊喜异常，急忙把信藏到腰带里。第二天回去后，交给了日军军曹小田。

果然，没过几天，杨二洪接到石嘉植伪造的东北家里“母病速归”的信，来向小田请假。这一来“证实”了张荣密报。小田一怒之下，拔枪把杨二洪打死。

张荣除掉了竞争对手，非常得意，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也顺着石嘉植布置的圈套往死路上钻。

过了一段时间，县大队让张荣尽快给八路军伤员搞一批西药。张荣应约来到广川后村找八路军医院的“孙主任”要药单。见到了受伤躺在炕上的八路军“营长”、 “政委”，约定买到药后直接送到这里。

当晚，驻龙华镇的日军警备队中队长藤野率30名日军、70多名伪军在张荣引导下向八路军伤病员奔袭，没想到刚走到李屯村便受到八路军独立团的伏击，30余人在机枪、手榴弹下丧命。汉奸张荣被暴怒的日军乱刀捅死，落了个可耻下场。

实际上，“王连长”、“孙主任”、“政委”、“营长”都是敌工队员和县大队队员扮演的。设伏歼敌的独立团是石嘉植专门请来消灭敌人的。他仿照《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故事，生动地导演了一出智除二奸痛歼日寇的活戏。

石嘉植领导下的敌工队对伪军采取“又拉又打，以拉为主”的策略，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基本控制住了德石铁路德州到衡水一线的伪军。在这个基础上，l941年冬，他设法认识了德州城里伪满洲国《大北报》代销点的赵百川，进一步帮助赵百川把代销点扩大为“《大北报》驻德州分销社”，赵任社长，张芝涛任记者，石嘉植任记者兼外务主任。他们打着“日中亲善”的旗号，利用“请示”、“审批稿件”的机会，进出驻德州的日军山口旅团司令部，在这个鲁北重镇敌人心脏里楔了一根钉子。

1942年3月中旬，石嘉植接到冀南军区敌工部“把情报工作做到敌军前边去”的指示。他召集队员围绕这个中心落实任务。凭着机智和大胆，他决定自己带头去窃取山口司令办公室的文件。

根据他平日的细心观察，山口司令的办公室墙角下有一块一尺见方的水泥盖板，从里面伸出一根暖气管子，判断下边有条地沟通到外边，加上曾遇到山口离开办公室时也不锁柜子的情况，看出它外边岗哨虽森严，内部却比较松懈。关键是搞到文件柜的钥匙。石嘉植把搞钥匙的任务交给了山口司令部特高班的马清新。

马清新是石嘉植做了很多工作争取过来的爱国青年。几天后他就拿来了一块按着钥匙印子的红胶泥。石嘉植找小炉匠按钥匙印子做了三把厚薄不同的钥匙。

这天夜里，石嘉植带着和龙、梁臣、张芝涛等五个敌工队员，躲过敌人的岗哨和探照灯，在烧锅炉的吕八哥的接应下，翻墙进人司令部院子里的锅炉房，脱掉棉衣，依次钻进地沟，在黑暗潮湿狭窄的沟道里爬行了几十丈，来到山口办公室的下边。侧耳静听了一会儿，确认上边无人，才用力托起水泥盖板，挪到一边，钻出洞口。石嘉植用钥匙试探着打开了铁锁，把柜门用带来的黑布单蒙上，钻在里面打开手电，一份份翻看文件，于他在敌工部时常和日军战俘打交道，懂得日文，便挑出最有用的诸如调动兵力的命令，各据点兵力武器统计及一份预定在4月29日庆祝日本天皇寿辰时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计划揣进怀里，其他的按原样小心翼翼地放置好，然后把柜门锁上。

石嘉植让同志们一个个下到地沟后，他用一块毛茸茸的狗皮把地面齐齐拂拭了一遍，确认没有留下痕迹，才最后一个下沟里，把盖板恢复到原样。

这几份文件对八路军及抗日武装的活动和反“扫荡”斗争极为重要。石嘉植把它们用一块旧木板钉到一辆马车的下边，让张芝涛的妻子装扮成清明节上坟的模样，送到了60里外的贾道村八路军情报站。

1943年3月下旬的一天，石嘉植在德州街上碰见了擅自离队的敌工部日语干事谭贵忠。在石嘉植的批评教育下，谭表示愿意回部队。石嘉植正准备回军区汇报请示工作，便和谭一路同行。两人走到景县境内龙华镇附近时，遇到日军宪兵队设卡盘查，由于谭贵忠惊慌失措，引起敌人怀疑，两人同时被捕。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谭贵忠承认了自己是八路军的逃兵。与此同时，一个受过石嘉植教育后放回的汉奸向日军密报芝竺《大北报》记者兼外务主任就是德石敌工队队长，至此，石嘉植真空身份暴露。一日军宪兵队长西泽和高级特务佐藤大喜过望，他们知道抓住了石嘉植，等于找到了八路军冀南军区的情报库，千方百计要叫石嘉植开口。

石嘉植被戴上脚镣手铐，灌辣椒水，用钉钉子的木板打，用烧红的枪探条烫，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得到的是对侵略者的痛斥。

日军知道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子，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又舍不得他满肚子的情报，于是由硬攻改为软攻。他们为石嘉植取掉脚镣手铐，石嘉植抡起木凳把西泽砸倒；他们设宴为石嘉植“压惊”，宴会成了石嘉植宣传抗日的讲坛；他们半夜向牢房里送进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石嘉植捡起地上的砖头把姑娘赶走。抱定牺牲信念的石嘉植，使残暴狡猾的敌人黔驴技穷了。

石嘉植从“内线”得知，被敌人施“美人计”的那个姑娘的确是日军“扫荡”时从故城县农村掠来的贫家女子，在宪兵队备受日军的奸污凌辱，另外在伪军大队部还关押着l5个“抗日分子”，决定将计就计，接受当伪军大队长的任命，想方设法把他们救出火炕。他向日军要来纸、笔，说要认真回忆一下，详细把冀南军区和敌工队的情况写出来，同时表示想和那个姑娘成亲，让日军给钱，准备结婚用品。石嘉植把钱交给姑娘，嘱咐她买鞋、袜、衣料、胭脂、香粉，一定要有去有回。姑娘遵嘱照办，满脸喜气地出出进进。日军以为天下英雄难过美人关，对石嘉植的“投诚”深信不疑，对姑娘的行踪也放松了警惕。

几天后，石嘉植见时机已经成熟，便给姑娘写了一张路条，让她混出城门，去找故城县抗日政府。他嘱咐说：“要放大胆，不要怕!万一有鬼子和伪军拦路，你就说我让你结婚前回去告诉爹娘的!”

送走了姑娘，石嘉植心里放下一块石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抚着满身的伤痕，他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他想起了远在陕西关中农村的父母姐弟，想起了冀南军区的首长和同志，想起德石敌工队的战友和已经牺牲的于青莪、赵志忠、杜连清、马清新等，觉得自己为实现少年时代“抛头洒血诚快事，战场白骨艳如花”的誓言而献出生命，是死得其所，是无上光荣。

第二天早晨，汉奸队长徐奎占来了，问石大队长有什么“训示”。石嘉植开口就命令把那关押的l5个老百姓立即放了，徐奎占吃了一惊，愣着不动。石嘉植写了一张签名放人的条子扔给他：“我知道这l5个人都是良民，是我命令放的，没有你的事!”徐奎占坚持要向西泽报告。石嘉植训斥道：“我正要找太君报告你拐走了我太太呢!”徐奎占以为姑娘睡在床上，把床上隆起的被筒一揭，是个空被筒，一下子吓愣了。石嘉植说：“昨天晚上我太太说你叫她有事，走了后到现在没回来，不是你拐走了是谁?你按我的命令把抓来的人放了，我太太的事我再也不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徐奎占苦着脸掂量了下轻重，拿着石嘉植的“手令”去放人了。石嘉植叫住他，让他把老百姓放了后，全体队伍集合到这里，他要训话。

不一会儿，40多名伪军来到面前。石嘉植气宇轩昂，亮开嗓门喊道：“弟兄们，同胞们!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说几句心里话、良心话。日本鬼子在咱中国、在咱冀南干了多少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坏事，大家都明明白白。我奉劝你们一句，要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公，不要做千人戳、万人骂、猪狗不如的铁杆汉奸，为中国人长点骨气，为祖宗八辈积点阴德!”话犹未尽，佐藤和西泽带着一队日本兵赶来，十几把刺刀凶残地向石嘉植捅去。满身鲜血的英雄呼喊着抗日口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石嘉植就义时，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