茌平县

茌平县城位于县境偏东部，地处国道105线与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荏平县王老乡望鲁店人。根据《史记》《战国策》《太平御览》等史籍中关于鲁仲连事迹记载综合考察，鲁仲连一生的活动轨迹大致是这样的：生于聊城，学于临淄，隐居于今桓台、高青锦秋湖附近，游于赵，死于今高青县高城镇。 幼时的鲁仲连在稷下学宫曾从师徐劫，专攻“势数”之学。因为他勤学善思，博闻强记，所以颇为老师喜爱。尤其是他思维敏捷，口若悬河，很小即以辩才闻名遐迩，为时人青睐。当时的齐国人都津津乐道于他十二岁驳倒田巴以及三次责难盂尝君的故事。 

田已是稷下学宫赫赫有名的辩士，曾“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但十二岁的鲁仲连却以“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的例子阐明了“人应该先急后缓”的道理，告诫他“急者不救，则缓者非务”，“夫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则无为贵学士矣”，提醒他国家危机四伏，形势紧急，那种为辩而辩，脱离实际的辩论是毫无意义的，“有似枭鸣”，和夜猫子叫没什么区别。最后田巴在鲁仲连强有力的驳斥下心悦诚服，不但当着徐劫的面夸鲁仲连是“飞兔骠袅”似的绝世英才，而且杜口易业，终身不复谈。（事见《太平御览》卷464） 

鲁仲连在临淄稷下学宫期间，与盂尝君田文过从甚密。《战国策》和《太平御览》里记载了他与盂尝君言语交锋的三个故事。 

一是在《齐策三》，鲁仲连规劝孟尝君勿逐舍人。鲁仲连先是举了在一定情况下猿猴不如鱼鳖，骐骥不如狐狸，曹沫不如农夫的例子，然后阐明“故物舍其所长，亡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的道理，告诉孟尝君人各有所长，各有其短，用人的关键在于用其长而不用其短。自己不会用人，反而说人家无才并遗弃人家，这叫“不肖”和“拙”，并且指出了遗弃人才会树敌招祸的危害。最后，孟尝君听从了鲁仲连的劝告，没有驱逐舍人。 

二是在《齐策四》，鲁仲连讥讽孟尝君非好士。鲁仲连先用“雍门养椒亦，阳得子养”的例子反衬孟尝君养土的虚伪和吝啬，批评孟尝君薄上、贱士的做法，待孟尝君狡辩不是自己薄士，而是士今不如古之机，又用孟尝君厚待所有的马结果终得良马，厚待所有的妃子结果终得美女的事实，类比出“应该厚待所有的士以求贤才”的观点，提醒孟尝君应该普遍提高士的待遇，平等真诚的对待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象古士那样的贤才。 

三是在《太平御览卷184》，鲁仲连与孟尝君谈论“势数”之学，鲁仲连深得徐劫势数真传，不但理论上炉火纯青，而且实践上运用自如。他在跟孟尝君讲势数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深入浅出，形象直观的用“关门”这一日常行为做例子，简明扼要的点明“彼所起者非举，势也；彼可举然后举之，所谓‘势数’的本质，很准确通俗地向一个外行人解释了势数。 

应该说，在鲁仲连的早期活动中，他是以口才超群、谈锋机警的“辩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但他和一般的辩士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稷下学宫中的“天口骈”田骈、“谈天衍”邹衍等人大多务虚谈玄，斗嘴诡辩，将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发挥到尽致，而鲁仲连则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而辩，为国事而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不把爱国挂在嘴上，言必行，行必果，将自己的辩才直接应用到帮助田单收复失地，光复齐国的斗争实践中。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横扫齐国，半年内攻下齐七十余城，除莒和即墨两城外，齐国广大地区惨遭沦陷。五年后，即墨守将田单率军民众志成城，顽强抵抗，以火牛阵大败燕军，并乘势以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了战略大反攻，“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就在复国形势一片大好之机，距鲁仲连居住地不远的狄邑（今高青县高城镇）成了田单难啃的硬骨头。在攻打狄邑之前，鲁仲连断言田单短期内攻不下狄邑，结果鲁仲连的话不幸言中，狄邑三月不克。田单既苦恼又奇怪，就去向鲁仲连请教。鲁仲连直言相告田单，过去在即墨时是“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上下一心，同仇敌；而现在呢，随着地位、境遇的变化，田单“黄金横带”，只顾养尊处优，“有生之乐，无死之心”，不再身先士卒，不再不怕牺牲了，所以小小狄邑就成了“拦路虎”，久攻不下。田单听了鲁仲连切中要害的分析后，恍然大悟，回去后亲临战阵，挥旗擂鼓，一举就攻克了狄城。过了不久，田单势如破竹，一直打到鲁仲连的故乡——聊城城下。由于燕国大将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田单攻城很不顺利。正一筹莫展之机，鲁仲连来了。因为鲁仲连精通势数，对当时齐、燕两国的局势和燕将的性格、心理分析透彻，把握准确，所以鲁仲连提笔给燕国大将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到城里，以“攻心为上”，“擒贼先擒王”。在这封信中，鲁仲连先是结合齐、燕两国的局势，谆谆告诫燕将死守孤城是非忠、勇非智；又站在燕将的角度上，分析归燕、降齐的不同好处；最后又用曹沫和管仲的例子指出“行小节，死小耻”是不明智的做法，劝诱燕将以“小节”而成“终身之名”，以“小耻”而立“累世之功”，放弃聊城。结果，鲁仲连说到心坎里的一番话令燕将心服口服，罢兵而去。就这样，鲁仲连用语言攻下了聊城，一箭书退敌百万兵，创造了中国军事史和论辩史上的奇迹。（事见《战国策•齐策六》） 

从鲁仲连帮助田单攻狄、复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鲁仲连不仅仅是聪慧过人、才智非凡的语言大师，不仅仅是善于排患解难、解人缔结的及时雨和热心肠，而且更是一个急公好义、有着强烈爱国思想和社会责任感、救民于水火的平民爱国者。他生于聊，居于狄，对聊城人民和狄邑人民感情深厚；他生逢国家败亡、山河破碎的乱世，对光复祖国充满期望；是他两次出山，助田单一臂之力的心理内因。 

鲁仲连不仅在破燕复齐的进程中出奇谋，立奇功，为光复祖国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当时的国际外交舞台上，也能时刻以齐国利益为重，扶危济困，仗义执言，一展齐国高士的风采。其中“痛斥辛垣衍，义不帝秦”的事迹广为后世传颂。 

据《战国策•赵策三》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周赦王五十七年（前258年），秦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扩张疆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王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大将晋鄙火速驰援赵国。秦昭襄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写信恐吓魏王，扬言谁救赵先攻击谁。魏王收信后救赵决心发生动摇，命令晋鄙留兵于邺（河北滋县南；另一说是汤阴）。既摆出救赵的姿态，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还派魏将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想通过赵相平原君赵胜说服赵孝成王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以解邯郸燃眉之急。平原君在内忧外患灾祸频仍的情况下，乱了方寸。正在这紧急关头，在赵国游学的鲁仲连出现了。应该说，鲁仲连做为一个齐国人在强秦围困下的邯郸城中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因为强秦围困邯郸的目的是为了称帝，而秦称帝对齐国的国际地位极为不利。如果秦称帝，其他五国再一归附，齐国的灭亡之日就屈指可数了。鲁仲连通晓“势数”，深谙国际力量的变化给齐国带来的后果，于是他挺身而出，为了齐国的利益拼死一辩。在平原君赵胜的引荐下，他见到了辛垣衍。首先，他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乃虎狼之邦的本质：“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声明自己宁可“赴东海而死”也决不为之民，在魏国人面前显示了齐国人不畏强暴、反抗虐行的决心。继而具体指明了救赵的策略——迅速组建魏燕齐楚同盟，联合起来救赵击秦。当辛垣衍声称魏国不想救赵时，鲁仲连举了“齐威王生而朝周，死则叱之”的例子力陈秦称帝之害。周天子活着的时候，齐威王年年朝拜，不管周“贫且微”，也不管“诸侯莫朝”，可谓是忠诚之至，尽了臣子之礼；可周天子死的时候，仅仅因为齐国的使臣去晚了点，周的使臣就亲赴齐地，扬言要斩威王。可见，帝和臣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帝对臣的要求是苛刻严厉的，帝是“反复无常”的。鲁仲连的言外之意是，魏一旦尊秦为帝，必然要丧失国家自主权，必然要受秦的摆布和苛责，尊秦为帝，对魏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接着，当辛垣衍说畏秦，并恬不知耻的大放厥词说秦和魏是主仆关系时，鲁仲连先是用归谬法得出“秦王烹醢梁王”的假设性结论来激怒辛垣衍，后又用纣虐三公、王轻视邹鲁的例子来警示辛垣衍，尊秦为帝，必受其辱，必遭其害。鲁仲连说，鬼侯、鄂侯、文王，是纣王的三个诸侯，对纣王是极端忠诚，毕恭毕敬的。可是鬼候把女儿献给纣王，纣王因为嫌他女儿丑就把他剁成了肉酱；鄂侯替鬼侯说情，讲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纣王晒成了肉干；文王听到鬼侯鄂侯的遭遇，仅仅表示了一下同情，叹了口气，纣王就把他关进里一百天，想趁适当的机会杀死他，可见，“帝”从来都是残暴专横，蛮不讲理的。不管你赤胆忠心也好，不忠诚也罢，只要稍微违背了他的意愿，惹他不高兴，他就会对你横加杀戮，视你为草芥。鲁仲连向辛垣衍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告诉辛垣衍，即使就如辛垣衍所言，魏国甘愿臣服秦国，秦国也不会放过魏国。你越软他就越欺负你，直至把你灭亡。鲁仲连又说，乐毅破齐后遑遑如丧家之犬的齐王，就因为有过“东帝”的称号，便不把鲁国和邹国放在眼里。明明是亡国之君，到人家国家里避难，却偏要摆出帝王的威严，三喝四，要这要那。鲁国人准备用猪、牛、羊各十头的太牢招待他他都嗤之以鼻，竟然要求鲁国国君避开正朝住在外面，交出钥匙、撩起衣襟、端着几案在堂下侍候他进餐。邹国国君刚刚去世，齐王吊唁时，竟让邹国人把国君的灵枢从北面移向南面，让他坐北朝南吊唁。鲁仲连通过这个例子提醒辛垣衍，魏国假如尊秦为帝，秦就会以帝的身份来苛求、命令魏做这做那，不会再把魏当成平等的诸侯来看待。到那时，魏将不会有尊严可言，只能任人摆布，任人宰割，“秦为刀俎，魏为鱼肉”。最后，鲁仲连又从魏王和辛垣衍的个人角度有针对性的分析了他们尊秦为帝的下场。如果尊秦为帝，秦国会越来越野心膨胀，肆无忌惮。秦王会安排他的人，如大臣、子女呀进入魏国的宫廷，会慢慢的让梁王成为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傀儡，会架空梁王，使他成为有名无实、完全听命于秦的“买办”。而那时的辛垣衍，也会因为他是魏王的心腹而被秦想方设法排挤出朝臣的行列，不再有现在的尊位和荣华富贵。由于鲁仲连在连续重复述说尊秦为帝的危害的基础上，切入了辛垣衍的要害，所以，辛垣衍听了坐立不安，最后改变了主张，声称自己再也不敢妄谈尊秦为帝的事了。因而鲁仲连的一番既慷慨激昂又含蓄深刻的说辞取得了效果，大获成功。鲁仲连说服辛垣衍后，秦将为之震惊，后撤50里。再后来，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解了邯郸之围。平原君想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坚辞不受；又赠给鲁仲连千金，鲁仲连仍是坚辞不受。最后，弃金钱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的鲁仲连，甩下一句：“对于天下人来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为人排患解难，却从不索取回报。如果有所取，那就是商人的勾当，我不愿做。”飘然而去。应该说，从整个事件来看，鲁仲连表现出了齐之高士的爱国、清廉、仗义的高尚德操，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鞭辟入里、简洁含蓄的论辩艺术，真可谓智勇双全、德才兼备。 

总而言之，从上述鲁仲连的七事，特别是义不帝秦的壮举，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鲁仲连在思想上、人品上、辩术上异于并超出同时代人的地方。 

在思想方面，鲁仲连是一个融汇贯通、多元并存的综合体，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所结出的硕果和奇果。在他的身上，有纵横家的影子，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作风，又与苏秦、张仪背信弃义、贪图富贵截然相反；他受名家辩士辩术的熏染，而又能跳出“为辩而辩”的泥沼，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他有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但他的“不在其位，亦谋其政”的平民参政意识和彻底摒弃富贵金钱的高土作风又与孔孟之道决不苟同；他受墨家影响，有很明显的“兼爱”、“非攻”行为，但行动又远比墨家大气、积极；他隐居海上，有道家遁世之风，但又不完全归隐，决不肯老死山林，常常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积极行动。在人品方面，鲁仲连的爱国爱民、排患解难、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敬佩、感奋；在辩术方面，鲁仲连善用譬喻，善于举例，善于分析形势和说话人心理，语言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语言财富。 

可以这样说，深遂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超人的智慧，组成了一个富有个性和传奇色彩的鲁仲连。英雄永垂不朽，高士光照千秋。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来的人们推崇鲁仲连的精神，学习模仿鲁仲连的作风，继承发扬鲁仲连的浩然正气。晋代的左思曾以“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的诗句，赞美鲁仲连；唐代的李白在《古风十九首之十》中极力推崇鲁仲连“却秦振英声”的壮举；周恩来总理也在《大江歌罢掉头东》中借用“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鲁仲连遗事，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豪情。可以这样说，一代又一代的“鲁仲连”们，承袭“鲁仲连”的精神，把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善良聪敏的民族，不断的推向繁荣富强，不断的推向幸福和光明。 

性格开朗豪迈，乡里的人都认为他不讲究小节，看不起他。武德年间，州里的助教一官无人，他补职任官，事情治理得不好。刺史达奚恕常常责怪他，马周于是离去，客居到密州。赵仁本推崇他的才气，给他准备了很多行装，让他进关。马周途中客住汴州时，被浚仪县令崔贤侮辱，于是心中悲愤不已，又向西走，住在新丰，旅店的主人不照顾他，马周就要了一斗八升酒，悠闲地在那儿自斟自饮，众人对此都感到奇怪。他又到了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百官谈论朝政行失。常何是一个武将，没有什么学问，马周为他分列条目写了20多件事，都是切中时务的，太宗感到奇怪，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不是我所能想出来的，家中的门客马周教我这样说。这个门客，是个忠厚孝义之人。”唐太宗就召见马周，过一会儿还未到，太宗接连派使者去敦促四次了。等到马周前来拜见，太宗与他谈话谈得非常高兴，下诏让他入值门下省。

第二年，又拜马周为监察御史，马周恭敬地接受了命令，而且胜任这一职务。唐太宗因为常何而行到马周这个人才，就赐给常何三百匹丝帛。马周善于陈述奏章，机敏、辩证、清晰、深入，切中要害，处理问题周密，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太宗常说：“我一时不见马周就想他。”岑文本对他亲近的人说：“马周论事，文采洋溢，切合情理，没有一字可以增删，听起来洋洋洒洒，能使人忘却疲倦。苏秦、张仪、终军、贾谊正是这样啊。然而他两肩上耸，面有火色，向上升官一定很快，只是恐怕不能活得长久。”没过多久，马周升任治书待御史，兼谏议大夫职务，代理晋王府长史。 

贞观十八年，他又升迁中书令。当时设置太子司议郎，唐太宗抬高了此官的官阶。马周感叹道：“只遗憾我资质、品格不够，不能当上这个官职。”唐太宗远征辽东，留马周在定州辅佐太子。等到太宗回来，马周又担任吏部尚书，晋升银青光禄大夫。唐太宗曾经用飞白书赐给马周，上面写着：“鸾凤直冲霄汉，一定要凭借羽翼；辅佐所要寄托依靠的，关键在于尽忠尽力。” 马周患消渴病多年，太宗亲自到翠微宫去，寻找好地方为他建造宅第，经常让御厨为他备饭，御医前去看护，唐太宗又亲自为他调药，太子也前去探视。病更重时，马周就把原来上的奏章全部烧掉，他说：“管仲、晏子显露君主的过失，博取身后的名声，我不这样做。”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去世，年仅48岁。唐太宗追赠他为幽州都督，陪葬在昭陵. 

左拾遗，从八品(九品以上，低于八品)，录属门下省。其职责是对皇帝进行规谏，并举荐人才。但是天宝末年的唐玄宗，早已是老气横秋，不思进取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以"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叛乱。他率军15万，号称20万，浩浩荡荡地向南杀来，很快就攻占了东都洛阳，第二年五月，安禄山攻陷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惶出走，张镐不顾个人安危，保护着唐玄宗，艰难地向四川进发。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随行兵士哗变，祸国殃民的杨国忠被杀死，唐玄宗也被迫杀了杨贵妃，留下太子李亨主持军事，才得以走脱。李亨在朔方镇留守官劝进下，即位为皇帝(唐肃宗)，开始了领导平定叛乱的斗争。唐玄宗听到太子即位的消息，派张镐到肃宗处给予协助。张镐先后提出了一系列主张，深受唐肃宗青睐，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不久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 

公元757年，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为夺取叛军帝位，杀死安禄山，唐肃宗集中兵力乘机收复了长安、洛阳。张镐在参加收复两京战役后，被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南阳郡公。随即率军镇守汴州，讨伐残敌，以稳定河南大局。据守范阳的叛军大将史思明不愿听从安庆绪的调遣，又看到大势不利，便上书唐肃宗，要求归顺唐朝。张镐闻讯后，立即密奏唐肃宗，指出：史思明"凶残狡诈，诡计多端"，早有反唐的野心。他兵力强时则反叛，兵力弱时则归顺，望皇上不要受他欺骗。对他只可计取，不能义招，既便是接受归顺，也不能给予很大的威权，免得惹出更大的祸患。同时他还指出，滑州防御使许叔冀非常狡猾，"临难必变"，应予以撤职查办。但唐肃宗害怕将士们在平叛中功高难赏，早就想结束战事。再加上他昏庸无能，又疑心日重，除了宦官的谗言外，文臣武将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这时，一批前往范阳、滑州的宦官相继归来，他们盛赞史思明归顺情真，许叔冀忠心可嘉，这就进一步奠定了唐肃宗接受史思明归顺的决心。他授予史思明归义郡王、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张镐那些非常明锐的具有先见之明的建议被搁置起来。再加上一些宦官们极力诽谤张镐。说其徒有虚名，实无经略之才，授以大任必将误事。唐肃宗信以为真，罢免了张镐的宰相职务，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不久，史思明再次起兵叛乱。攻入邺城，杀了安庆绪，自称为大燕皇帝，唐肃宗召回张镐，授以太子宾官。后又改任左散骑常侍。但一向忠心耿耿的张镐照样不去结纳宦官，所以最终也不能象开始那样受到信任。甚至对给他这个有名无权的三 品官职，唐肃宗也觉得是过于割爱。后来贬张镐为辰州司户，降为七品小官。 

公元762年，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唐代宗登基。公元763年大燕皇帝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兵败被杀，喧嚣一时的安史之乱以失败告终。但更大的动乱对唐朝威胁更大的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藩镇割据局面也就开始形成了。这之后，张镐被任命为抚州刺史，又调任洪州刺史和饶州、吉州都团练史，最后授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史，于代宗广德二年病逝。 

《茌平县志张镐传》最后说；镐布衣，二期至宰相位。居身廉洁，不殖私产。善待士，性简，重论，议有体，在位虽浅，而天下之人推为旧德。不错，张镐入任近30年，在国难当头世风日下之秋，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出相人将，却迭遭罢黜，实堪为乱世臣僚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