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

医闹

“医闹”之所以成为一种职业的直接原因，大概是缘于医患矛盾中双方博弈能力的不均等。出现争执后患者常处于非常弱势的境地：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对称，患者虽感觉治疗有问题，但很难掌握证据，医院永远处于主动方；另一方面是患者面对的常常不是一个医生或一个科室，而是一家财大气粗的医院，难以进行平等的对话；还有，虽然有看似中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等等，可由于利益关系，这些部门与医院走得非常近，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而且即使作出赔偿的决定，往往数额也非常之少。很显然，当在正当制度中寻求不到公正的救济途径时，处于弱势的患者就会想到非制度化的“讨说法”途径。如此，“帮患者讨说法”的医闹职业应运而生。

除了这个原因外，“医闹”职业中似乎还带着一种患者与医院在关系对立中互相伤害的意味。医院和医生为了追逐利益，利用医托、医药代表等中介，抬高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加剧了看病难——当患者在就医中感觉受到医院伤害后，反过来又会撕破脸皮不惜使用“中介”，以纠集“医闹”的方式对医院进行伤害，在宣泄性的“医闹”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从“医托”到“医闹”，其中隐含着一种冤冤相报、非理性的医患互相伤害。

从这个角度看，医院和医生不要为利用医托、医药代表这些“中介”获得那点利润而庆幸，医方能利用中介牟利，医患关系在“中介”的隔离中被破坏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中介同样会被患者所利用。当然，患者并不会从“医闹”中获得什么利益，医院的赔偿最终还会转嫁到其他患者的医疗成本中，医患矛盾只会在“利用中介”的互相伤害中日益加剧。

应该说，“医闹一族”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提醒我们的医疗机构，要提高服务质量，尽量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患者家属自发来闹；

职业“医闹”挑唆的有组织来闹；

自己闹失败了，伙同职业“医闹”来维权。

威胁医生安全；

扰乱医院正常秩序；

医闹是打着维护患者权利的旗号，侵害广大患者的利益行为。虽然有律师把控尺度，但医闹的行为往往不可控，稍有不慎，患者就要承担因“闹”衍生的法律责任；

加大医患矛盾。

“医闹”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医患关系的畸形发展，在于医患信任的缺失。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减少医患矛盾，首先要赢得患者及其家属的信任，这就要求医院加强管理和培训，医护人员增强责任感，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同时建立全程规范化诊疗服务体系，公开诊疗服务内容，充分尊重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

客观上讲，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人类能够不断治愈越来越多的疾病，帮助患者摆脱更多病痛，但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永远没有穷尽，现阶段我们依然有治不好的疾病。因此，在诊疗过程中就难免产生医疗纠纷。处理好这些纠纷，才能帮助建立医患信任；处理不好，就容易导致矛盾。

所以，要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和相关法律体系，建立通畅的申诉和维权渠道，保障患者及家属权益，同时保障医护人员的根本权益。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解决“医闹”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向患者提供专业和法律方面的服务，同时降低患者依法维权的成本，将患者的维权行动疏导到合法的渠道中来，这样才能使“医闹”无隙可乘，失去生存的空间，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在中国的现状下，堵住“医闹”之浊水，开辟“医诉”之清流，才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最佳途径。虽然医疗系统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确是“医闹”存在的原因之一，却不能成为纵容其泛滥的理由。“根除医疗腐败，才能杜绝‘医闹’”的说法，可以是一时激愤的牢骚，却不该受到舆论的鼓励，否则，我们将既得不到良好的医疗环境，也不可能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