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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塔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大钊家族第三代。生于1949年5月,1965年参军;1969年退伍,合肥化工厂工人,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入合肥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原单位任技术员;1978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1980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书记、中共合肥市委常委;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7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1998年4月,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200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2003年荣获全国拥军模范等称号。
姓名
李宏塔
出生日期
1949年5月
出生地
北京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毕业院校
合肥工业大学

目录

李宏塔,生于1949年5月,1965年参军;1969年退伍,合肥化工厂工人,其间加入

1965年8月,解放军6315部队战士;

1969年3月,任合肥化工厂氯化车间工人;

1973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合肥工业大学电机系发配电专业学习;

1976年9月起,历任合肥化工厂工人、技术员;

1978年8月,任合肥团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1980年4月,任合肥团市委书记、党组书记;

1981年1月,任合肥市委常委,合肥团市委书记、党组书记;

1983年6月,任合肥团市委书记、党组书记;

1983年8月,任团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其间: 1986年3月至9月任省农村工作队驻泗县工作队队长);

1987年6月,任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1993年3月,任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1998年4月,任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其间: 2001年9月至2002年1月参加中央党校进修部第37期进修班学习);

2008年1月30日,在政协安徽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2008年2月23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刘健为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不再担任民政厅厅长一职。)

人物故事

革命家风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那时,他的父亲李葆华任北平市第二副书记,正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奔忙着;母亲田映萱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工作,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李宏塔出生才19天,就被送进了一家市民托儿所,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弟,平时,父母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一点特殊的照顾,使李宏塔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平民意识。

六十年代初,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宏塔随父到安徽读书。李葆华一反当时的政治风气,坚持对事不对人,使许多问题在宽松的环境中得以改正。为4000多名被错划的右派平反。这在全国是敢为人先的举动。他还在安徽放开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后将粮食拿到市场上销售。李葆华的生活十分简朴,平常上班,都是穿普通服装。因为他经常下乡、下厂,有人便说他微服私访。李葆华因此得了个“李青天”的绰号。父亲那轻车简从、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青少年时期的李宏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宏塔至今记得,一天,有人给他家送去几袋新疆葡萄干,正值少年的李宏塔拆开一包就吃。李葆华下班回到家中发现后,立即对他进行教育:“要记住,我们只有一个权利,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干的事。”随后,他让家人把葡萄干退回,宏塔吃掉的那一包,也折价一同退款。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家里的生活十分清苦,饭桌上根本看不到荤菜。李葆华常对家人说:“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不允许搞特殊化。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这一点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父辈的这些生活点滴琐事,潜移默化,注入了李宏塔的灵魂深处。在温暖的革命家风熏陶下,李宏塔健康地成长着。

毕业参军

1966年,16岁的李宏塔中学毕业后报名参了军。临别的时候,李葆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到部队后,李宏塔被分配至江苏 河口农场,当了一名农垦兵。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犁田、播种、插秧、除草、沤田,样样都干,不怕苦不嫌累。那时,李宏塔身高体瘦,战友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大虾”。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大虾”,却在艰苦的劳动磨练下,身体变得健壮结实,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重担。在部队三年,他被评为劳动能手、神枪射击手、万米游泳能手。

1969年4月,李宏塔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当时的化工厂技术条件比较落后,有害气体腐蚀性很强,要带防毒面具上岗。第一天晚上,班长老包带领青工小费上班,让李宏塔跟班学习。到了深夜,小费睡着了,班长忙不过来,李宏塔就积极参加操作,当老包的助手。班长很高兴,说:“第一天就动起手来,真不错。”由于李宏塔积极肯干,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班长老包成了他的老师、好友,而且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3年10月,厂里推荐李宏塔上大学。三年很快过去,李宏塔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仍然回到了原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李宏塔被推荐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9月,李宏塔被任命为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1980年5月,任共青团合肥市委书记、中共合肥市委常委。1983年10月,调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李宏塔依靠自己的勤奋苦干和聪明才智,一步一步从基层普通职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有谁知道,这其间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呢?

为民办事

1987年,38岁的李宏塔已经到了离开共青团的时候。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时,李宏塔毫不犹豫选择了省民政厅。他说:“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

李宏塔如愿来到安徽省民政厅,在厅领导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期间,有许多人为他得不到升迁而“打抱不平”,可他自己对此却泰然处之。他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升与不升都没有什么,只要能够为百姓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说实话,李宏塔多年未提拔,有客观的原因,也有李葆华的原因。李葆华在世时,从不为子女的升迁打招呼。每当子女所在省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时,他反倒是请他们一定要严格要求他的子女。李葆华的做法等于帮了“倒忙”,不“入时”,也更少见。

对于父亲的帮“倒忙”,似乎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在省委、省政府任何一位领导面前,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的职务问题。

在安徽,身为厅级领导干部的李宏塔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出了名的。厅里要安排小汽车接送,他笑着说:“我还是骑自行车方便。”就这样,他20多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骑车上下班。有人曾提醒他说,你不坐车,别的副厅长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不影响别人坐车,干嘛非要步调一致呢?”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平时,他也从未因私而用过单位的汽车。

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问他:“你怎么不骑车呀?”他说:“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乘公共汽车人太多,还是走路舒服。”当地有记者采访他,他轻言细语地笑着说:“骑车上下班这事太平常了,没什么好说的。我父亲当年在北京,每天从家里到人民银行上班都是步行。”

久而久之,在李宏塔每天必经的长江路、六安路上,交警都知道这位高个、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是民政厅的厅长,敬意油然而生,见了面总要跟他打个招呼。

这与家风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一次,李宏塔与省社科院的一位同志去北京开会,下了火车,他们拎着资料去挤公共汽车。社科院的同志调侃说:“我以为跟着个当官的能蹭车呢,敢情还不如我到北京,找个单位就可要辆车。”李宏塔笑笑没答话。社科院的同志又问道:“那我们回去你爸该用车送我们了吧?”李宏塔说:“趁早别想,他老人家的车我们可不敢‘妄想’。”

采访中,李宏塔的爱人介绍,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

这么多年来,李宏塔的平民意识一直没有改变,他把骑自行车当成了一种体察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最好方式,他要让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脱离人民群众,当一个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员干部。

勤俭节约

说起李宏塔家的房子,更是故事多多。

前几年的一个晚上,曾有记者敲开了李宏塔的家门。踏进门槛,只见一个约8平方的门厅出现在眼前,一张长方餐桌占去了门厅的三分之一,那餐桌用手一撑便有些摇晃。一台老式吊扇在头上慢条斯理地转着。家中的床与柜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买的,尽管有开裂的、脱漆的,他们依然舍不得丢弃。李宏塔说“那都是正经木板做的”。在另一间房里,刨花木板的组合柜、写字台以及电视、书柜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一组三人沙发因地方太小被分开放置。李宏塔风趣地说,这样正合适,谈话可以面对面了。由于房子太小,家里的电视只有20吋。李宏塔幽默地解释:“我就喜欢小电视,清晰度好。”

安徽省政府1982年对干部住房标准有过这样的规定:“地、市和省直厅、局级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每户建筑面积70至95平方米。”可是,1981年就已是副厅级的李宏塔,1984年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而且是位于楼房的最西边,冬冷夏热。他们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这期间,李宏塔调到省民政厅,曾先后4次主持厅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厅里许多同志说:“不管哪一次,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是,每到分房时,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就按照老规矩办,先群众、后干部,而且是“后”到每一次他都没住上新房。1998年,是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这一次,李宏塔有过思想斗争,可是到分房时,他看到许多年轻同志住房较差,需要改善,狠心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

直到2000年,在省里不少同志的“告状”之下,有关部门给李宏塔补差了一个小套,且是临街的楼房,人来车往,噪音特别大。李宏塔只好让儿子去住,他们老两口仍住原来的房子。

作为厅长的李宏塔,其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如此清贫,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或者用手中的权力稍稍为自己安排一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个级别应该得到的,他一家的生活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李宏塔却固守清贫,而且心甘情愿,没有丝毫其他想法。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钊,为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儿女上学交不上学费,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钊本人也衣食节俭,经常是一块大饼、一根大葱地对付一顿,衣服也近乎寒酸。今年2月刚刚去世的李葆华,家中的简朴让人难以置信。房子是70年代的建筑,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而且多次谢绝装修。这令人敬重的家风,使李宏塔的清贫变得自然而真实,毫无“作秀”之嫌。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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