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幼马

1943年，周幼马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大概算得上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当时，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而妻子苏菲和江青早年在上海一起演电影，到延安又相见，自然比较熟络。李讷比周幼马大一两岁，两家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其乐融融。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撤离的时候一个骡子两个筐，母亲牵着牲口，这边是周幼马，那边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少怡，“所以后来杨少怡见着我妈都叫干妈，李讷每次见我都管我叫弟弟。”

如果说父亲的美国人身份曾让他们一家与中央领导们相对亲近，那么解放后，同样是因为美国身份，在当时“一切学习苏联”的中国，周幼马第一次体会到人情的疏离。

“虽然是中共党员，虽然是老革命，但我父亲也知道自己是美国人，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解放后马海德复员，主动到卫生部做顾问，扛着行李卷，带着医疗队，翻山越岭下农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就冲这一点，周幼马敬重父亲“是个爷们儿”。“他在解放后不当官不做领导，而是从事连普通医生都不愿意做的、最脏最不好办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

在周幼马看来，父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解放前不惧艰苦毅然加入解放事业，更在于解放后仍然坚持过艰苦的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去见毛泽东，贺子珍从屋里端出一盆黑黢黢的东西，我父亲吃了，‘哎呦’就叫了一声，是那么酸的杏，一点儿糖不搁就腌起来，当时在陕北还是比较奢侈的小吃。”而这种艰苦，解放后也同样在经历着，不过其中也有很多喜悦。比如给人治病，治好了的病人生了孩子，遇到马海德回访，少数民族的人就送一团羊油作为重礼，回到北京，炼成油，做炸酱，再出去的时候，吃它就干粮……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成为敌人，那时周幼马正在八一干部子弟学校就读。美国人的血统，让他体会到人生的压力，“老师们一旦抗美援朝的热情上来了，就把我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过来，学个美国兵投降，我就把棉帽子那个带儿扒拉下去，像个猪耳朵一样，一举手，好好好，走吧……”

周幼马还记得，和父亲一起去颐和园，看见厕所墙上写着的外文，他问父亲，这是你的字儿吗？父亲说，不，这是俄文，我讲英文。周幼马觉得奇怪：是因为俄国人特别多吗？父亲回答他：现在是俄国人多，但将来也还会写上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