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靖

袁靖，男，1952年10月出生于

国际动物考古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chaeozoology）第8至10届理事会理事；

袁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主任；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等学校的兼职或客座教授。被英国Durham大学聘为2006年考古系名誉教授；

《考古学报》、《考古》、《第四纪研究》等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委员，《科技考古》编辑委员会主任。

自1984年至1997年参与、主持调查和发掘了多处遗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对内蒙古、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整理和研究工作；对一些遗址开展环境考古学研究工作；主持科技考古研究课题。

1 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2 古代人地关系

3 科技考古

1999年10月-2000年9月到

（一）主要研究成果

袁靖

1 专著1本：《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2 主编5本：《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科技考古》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文物出版社，2012年；

3 参与主编4本：《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环境考古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日本贝丘遗址的发掘报告《於下贝丘遗址》和《狭间贝丘遗址》（均为日文）；

4 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考古学集刊》、《季刊考古学》（日本杂志）、Antiquity、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Journal of East Asia Archaeology等中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一流杂志上用中文、英文和日文发表文章180余篇（其中英文10余篇、日文近10篇）。

（二）主要代表作

1 《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本书填补了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的空白。在书中提出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对象和方法；胶东半岛古代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大陆沿海地区贝丘遗址比较研究及东亚沿海地区古代人类适应环境、影响环境的规律等4点新的认识。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环境考古学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1年优秀成果奖。

2 《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本书主要收集了作者在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文章。动物考古涉及动物考古的简史、理论、目标和方法，家猪和家马的起源，不同地区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同时期利用动物祭祀的特征等；环境考古主要围绕沿海地区古代人地关系进行探讨还涉及在东亚地区的比较研究；科技考古则包括阐述各个研究领域几十年的主要研究成果，论述科技考古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科技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日益彰显的重要作用等。本书的绝大多数已经用中文或英文公开发表，此次收录时做了适当的修改。

3 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tiquity，2002, Vol.76, Num.293.2002年发表。

本文提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遗址，家猪的出现要晚于栽培作物和制陶数千年。家猪的起源可能具有通过狩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肉食的供应；当时在遗址周围尚存在野猪；对特定植物的播种、管理、收获等一系列栽培工艺已经获得成功等背景。

4 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4(2005)252-270.2005年发表。

中国商代（距今3600-3046年）在祭祀活动中大量使用动物。商代早期祭祀用牲以猪为主，继承新石器时代祭祀活动中主要用猪的传统。随着年代的推移，祭祀品中的动物种类增多，规模也在增加。这些变化有助于区分献祭者的身份。以大量牛或牛与其他动物的组合作牺牲，比用猪作牺牲，能够更加具体地反映出等级制度。

5 Yuan Jing，Rowan Flad，Luo Yunbing, Meat-acquisition patterns in the Neolithic Yangzi river valley, Antiquity，2008（82）351-366.2008年5月发表。

中国长江流域家猪起源的时间在距今8200年前，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基本上以狩猎和捕鱼为主，饲养家猪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仅仅占据次要的地位，这种通过渔猎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自距今8000年开始就出现、并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末的主要通过饲养家猪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

6 Yuan and Rod Campbell，2009， Recent Archaeometric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起源的科技考古研究），Antiquity（古物志），83: 96-109.2009年3月发表。

首次以包括农业、手工业在内的一系列实证性资料，显示出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整个经济形态特征有别于同一地区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经济状况，同时在这个时间段里，公元前1500年以后商周时期经济基础的雏形基本形成。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技术与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与文明演进的过程密切相关。

（三）结项课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国家文物局课题等基金课题的支持下，完成了10个省部级以上课题和7个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中外合作课题。

（四）在研课题

1 科技考古重点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9年至2013年，项目主持人）

2 中国家马起源的研究（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2011年至2013年，课题主持人）

3 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选育技术及其影响研究（指南针计划专项项目，2011年至2013年，课题主持人）

1 1998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袁靖

2 2003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家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六部共同授予“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称号；

3 2006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4 2002年《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袁靖主编）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同年此专著又获中国环境考古学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优秀成果奖。

5 2004年《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家猪研究）》（袁靖第一作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6 2011年《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商代使用动物祭祀行为变迁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袁靖第一作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0世纪70年代末，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学习中，发现老师讲授的原始社会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形状”两个字来概括，即首先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状，然后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状，最后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状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1985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石兴邦先生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我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区分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这个基本思路，把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三个组。毕业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过多次田野发掘，也写过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有些从形状的角度开展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到现在看还是正确的。在当时以建立文化谱系为主要目标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1989年，我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加藤晋平教授给了我三个建议：一是继续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二是学习日本绳纹时代考古，三是学习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于是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选择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日本、欧美的考古学界在完成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后，通过加强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建立起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多个崭新的角度开展研究，把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这两门学科正是欧美学者在推动考古学前进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至今，已是将近20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的研究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努力促进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做好动物考古学研究。我先后前往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处考古遗址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我观察、鉴定、测量过的各种动物骨骼、贝壳数量已达30余万块。各种数据都已经输入电脑，由此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还把整理过的属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个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分类整理，建立起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动物骨骼标本库。这样一个包括古代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类动物骨骼和贝壳的标本库，在中国考古学界是最齐全的，在世界考古学界也是不多见的。我的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动物考古研究的方法、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几种方式，不同时空范围内不同阶层的古人利用动物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特征差异，文化交流中的多种动物证据等等。这些认识在多个方面填补了以往的空白，同时也把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展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第二部分，组织包括考古学、第四纪地质与环境、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在胶东半岛开展了以环境考古研究为目的的贝丘遗址的野外调查、发掘和研究，完成了环境考古工作。我在环境考古领域里探讨的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认识特定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是如何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开展生存活动的，他们在适应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又是如何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乃至于破坏自然环境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古代居民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于帮助现代人类解决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第三部分，就是和科技考古中心的同事们一起努力建设、发展科技考古事业。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各级领导的关心下，我们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列为院重点扶植学科、重点学科及重点研究室。如今，我们具备10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拥有数千万元的仪器设备，研究范围涉及科技考古的各个主要研究领域。我在研究中体会到，科技考古正在从两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全方位地开辟了以往考古学研究不能涉及的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放眼未来，这两个方面都将随着考古发掘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进展而一直持续下去，并且将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作为连任委员，在2018年两会上共提出六个提案，其中三个事关考古工作，有人称他为“考古代言人”。

袁靖

一、努力做好境外考古工作

袁靖认为，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家开始主动走出国门，在境外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家已经踏入的国家数量达到十多个，这是中国考古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境外考古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境外考古突破国门的界限，在更加广阔的地域内，通过研究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科学地探讨人类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各具特色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生动地讲述精彩的历史故事奠定基础。相信通过研究人员的持续努力，必将彻底扭转中国学者只能讲中国考古，对于中国境外的考古研究没有发言权的被动局面。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境外考古也暴露出一些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比如，我国境外文物考古工作大体上属于各单位自己筹集经费，各自为战，缺乏必要、有效的管理和指导，带有一定盲目性。2017年赴蒙古国进行考古发掘的单位就有5家，由于没有合理的分工协作，项目实施效果不佳。再比如，由于地处国外，国家对于相关考古工作的进展情况没有采取有力的管理措施，有些单位在境外考古中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制定的发掘要求，工作质量如果长期得不到切实保证，必将影响境外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产生极为不好的负面影响。

袁靖建议，一是境外考古应明确定位为国家行为。二是中央财政要为境外考古买单。三是境外考古发掘和研究必须贯彻科学精神。四是境外考古要促进民心相通。

二、明确基本建设考古取费性质

袁靖指出，文物保护法对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相关内容做出规定。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1990年颁布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对考古取费各项内容及标准进行了规定。相关法律法规虽指出基建考古取费必要性，但并未对取费性质作出明确规定。1996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取消部分建设项目收费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收费管理的通知》，将考古调查和勘探费作为建设项目收费予以取消。后在国家文物局的力争之下，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建设项目涉及的考古调查与勘探费问题的通知》，要求建设单位及时支付基本建设考古费用。

但由于收费的性质不明确、标准模糊，袁靖列举了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是收费性质不明带来取费存在一定障碍。

二是费用管理不符合考古工作特点。

基于此，袁靖建议：首先，明确收费性质。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联合出台文件明确性质，厘清1996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对基建考古取费性质存在的模糊认识，同时对基建考古经费的票据、收取、使用、管理做出规定。基本建设考古经费是保障建设工程前期考古的基本工作经费，不具营利性，不应列为经营性服务收费。建议应用两种方式：一是将考古取费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由考古单位向建设单位收取并按项目使用、管理。二是由考古单位收取，纳入地方财政基金，按照收支两条线的方式，逐项向财政部门申请、使用、管理，各地财政应建立灵活的管理方式，确保基建考古经费及时到位。

其次，调整收费标准。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1990年颁布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文件出台至今近30年，在具体内容、标准上已经落后考古工作科技化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广为业内外诟病。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应参照1990年文件形式，共同修订此文件，调整考古费用标准，推动考古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袁靖

三、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贴规定

袁靖指出，考古工作涉及大量野外作业，在野外调查和发掘过程中，风吹日晒，工作条件十分艰辛，长期的野外工作也会对身体也造成一定影响。考古工作者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骨干力量，在长期的野外工作中作出巨大贡献。考古津贴是保障考古工作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

袁靖建议，首先，国家制定统一规定。由国家主管部门、人事部门和财政部门参照地质勘探、交通运输部门野外津贴制度方式，联合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贴规定，明确津贴发放的标准，使这一制度有法可依。

其次，结合地区差异有所调整。相关规定应能够反映不同地区自然状况、经济状况、生活指数的差异，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做到合情合理。

最后，特殊工种特殊对待。相关规定应照顾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等门类人员的特殊工作条件。针对潜水工作，接触化学药品、处于放射性环境等特殊情况，制定具体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