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

周勃

周勃是沛县人，祖籍卷县，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同为沛县人）。周勃以编织养蚕的器具为生，经常为有丧事的人家做吹鼓手，后来又做了拉强弓的勇士。周勃出身贫苦，定居沛县后，因距邑城较近，故青年时期以芦苇编织苇箔、蚕具营生，间或为人婚丧嫁娶之时充当吹鼓手维持生计。但他自幼习武，弓马娴熟，孔武有力。“周勃，以材官（训练步兵的低级武宫）从高祖，战功居多。高后时，勃与陈平议诛诸吕，迎代王即位，封绛候。就国卒，谥武侯。”

高祖在做沛公刚刚起兵的时候，周勃以中涓的身份跟随高祖攻打胡陵，取下方与。方与反叛，高祖和他们交战，打退敌军；又进攻丰县，在砀县东边攻打秦军，而后回军到达留县和萧县；又进攻砀县，攻克。

夺取下邑时，周勃最先登城。高祖赐给他五大夫爵位。汉军攻打蒙邑、虞县，又夺取了。楚军袭击

周勃

周胜：周勃死后其子周胜之嗣，因杀人获罪而死，国绝。

周勃逝世后，安葬在绛县勃村北边一块高塬上。有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镶嵌在绛县城门楼上的《汉封邑》石匾额和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矗立于绛县仪门楼前的《绛侯封邑》石碑的佐证。

六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长陵的一座陪葬墓附近发现了大量陪葬坑，坑内出土了三千多陶人、陶马。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对此墓进行长达五年之久的考占发掘．这座墓规模巨大、构筑复杂，为已发掘的汉墓所罕见，在西汉帝陵陪葬墓中很有代表性。此墓位于长陵东部，在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杨家湾村北。从其地貌来看，该是《水经注》中记载的周勃或周亚夫墓。

在河南郑州也有“周勃墓冢”区：以“周勃墓”夯土台基底周边线各外扩50米。

在河南南阳民间流传的“唐河八小景”之一，就有周勃墓（又名飞来土，位于北城墙内侧）。

周勃，亚夫殁后，均归葬乡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汉长陵陪葬墓时，发现周勃墓，因此认为在丰的墓为衣冠冢或寄灵墓），绛侯墓现位于凤城镇周庙村西北隅。据《丰县志》载：“周勃墓在城东北十二里，周亚夫墓在绛侯之左。明初汉碑犹存，至今子孙世业八十余亩”。周勃、周亚夫墓现在尚存，墓地有数棵柏树，汉碑散佚，明代碑尚存。周庙村中有周氏宗祠，内祀绛侯及周氏历代宗亲，周祠飞垩流丹，金碧辉煌，颇具气势。至今周氏后人仍在村中居住。

诗词：《周勃织薄》出自《蒙求》，唐朝

周勃

刘邦：“安刘氏者必勃也。”

司马迁：“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班固：“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至登辅佐，匡国家难，诛诸吕，立孝文，为汉伊、周，何其盛也！”“懿懿太尉，敦厚朴诚。辅翼受命，应节御营。历位卿相，士国兼并。见危致命，社稷以寍。”

陆机：“安国违亲，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剑，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实邦之基。义形于色，愤发于辞。主亡与亡，末命是期。绛侯质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叹。云惊灵丘，景逸上兰。平代禽豨，奄有燕韩。宁乱以武，毙吕以权。涤秽紫宫，徵帝太原。实惟太尉，刘宗以安。挟功震主，自古所难。勋耀上代，身终下藩。”

姚信、士纬：“周勃之勋，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载，较然可见，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窃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势显，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其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讬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宣帝，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赞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司马贞：“绛侯佐汉，质厚敦笃。始击砀东，亦围尸北。所攻必取，所讨咸克。陈豨伏诛，臧荼破国。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还第，太尉下狱。继相条侯，绍封平曲。惜哉贤将，父子代辱！”

崔致远：“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绛灌亦一时俊杰，关张非累世勋庸，镂姓名於金鼎玉锺，饰仪形於云台烟阁，永言尽美，孰敢争先？”

陈元靓：“伟哉绛侯，功臣莫俦。明诚贯日，劲气横秋。中涓事汉，右相安刘。性直不挠，木强弗柔。吕宗尽翦，尧绪延休。归尊代邸，方显谟谋。”

归有光：“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

周勃出身布衣，为人耿直倔强，忠厚诚实。他不喜好文学，每当召见儒生和说客，自己总是不客气地向东坐着发话：“趣为我语。”用今语翻译，就是“快给我直说”。这话的意思是，用不着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他纯朴憨直就是这个样子。自沛县起义始，直到刘邦去世，他始终是跟从和拥戴刘邦，是刘邦集团坚定而忠实的成员，所以刘邦“以为可属大事”，常常交给他重要的军事任务，甚至任命他为太尉，掌管全国军事。当诸吕谋乱，危及刘氏，他挺身而出，负起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文帝的重任，使刘汉皇朝转危为安，使社会避免了一场扰乱，这在当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司马迁评论：“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周勃拥立文帝后，一方面功高位重，功名赫赫；一方面处于种种窘境，后者说明了封建的君主专制和法制有严重的阴暗面，这在其后世乃至现今还有反面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