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芝县

仓央嘉措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意为“梵音海”，系藏南门隅之邬坚岭地方人，藏历第十一绕迥之水猪年（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名扎喜丹增，母名才旺拉莫。 

五世达赖圆寂后，当时担任第巴的是他培养的亲信弟子桑结嘉措。桑结嘉措为了继续利用达赖的权威掌管格鲁派事务，并和固始汗的继任王达赖汗固始汗之孙）争夺独掌西藏的政治权力，乃“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之命以行”，密不发丧达15年之久。公元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在蒙古亲征准噶尔叛乱时，从俘虏的口中才得知五世达赖早已去世，即降旨向桑结嘉措问罪；桑结嘉措惶恐万状，此时才将五世达赖去世的实情禀告朝廷。因此，于火兔年(1697年)，第巴桑杰嘉措才选定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的“灵童”，是年九月。拜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师，剃发受戒，取法名为罗桑仁钦·仓央嘉措。是年十月二十五日，仓央嘉措被迎至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 

仓央嘉措

仓央嘉措成为五世达赖的继承人，是第巴桑结嘉措一手制造的政治斗争的产物。仓央嘉措被迎至布达拉宫坐床时，年已15岁，他只是格鲁派的一个忠实平民信徒，骤然端坐黄教领袖的高位之上，他是不适应的。因此，关于这位六世达赖的短暂一生，民间有许多极有人情味的迷人传说。 

相传仓央嘉措在入选达赖前，在家乡有一位美貌聪明的意中人，他们终日相伴，耕作放牧，青梅竹马，恩爱至深。仓央嘉措进入布达故宫后，他厌倦深宫内单调而刻板的黄教领袖生活，时时怀念着民间多彩的习俗，思恋着美丽的情人。他便经常微服夜出，与情人相会，追求浪漫的爱情生活。有一天下大雪，清早起来，铁棒喇嘛发现雪地上有人外出的脚印，便顺着脚印寻觅，最后脚印进入了仓央嘉措的寝宫。随后铁棒喇嘛用严刑处置了仓央嘉措的贴身喇嘛，还派人把他的情人处死，采取严厉措施，把仓央嘉措关闭起来。关于类似的浪漫传说还很多，但都以悲剧而告终。同时，仓央嘉措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民歌诗人，写了很多热情奔放的情歌，他的《情歌》诗集，词句优美，朴实生动，在民间广为流传歌诵。 

此时，西藏的政局发生变动。金蛇年(1701年)，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继承汗位，与第巴桑结嘉措的矛盾日益尖锐。木鸡年(1705年)，第巴桑结嘉措买通汗府内侍，向拉藏汗饮食中下毒，被拉藏汗发觉，双方爆发了战争，藏军败，第巴桑结嘉措被处死。事变发生后，拉藏汗向康熙帝报告桑杰嘉措“谋反”事件，并奏称由桑杰嘉措所拥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不守清规，是假达赖，请予“废立”。康熙帝准奏，决定将仓央嘉措解送北京予以废黜。但于火狗年(1706年)，仓央嘉措被“解送”北京途中，据说行至青海湖滨时去世，时年24岁。有的记载中说他是舍弃名位、决然遁去，周游蒙藏印等地，后来在阿拉善去世。 

仓央嘉措被解走以后，拉藏汗与新任第巴隆索商议，于火猪年(1707年)另立白噶曾巴·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但西藏人民认为伊喜嘉措是假达赖，始终未予承认。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达赖喇嘛的世系里，同四世达赖一样，是另一位具有不同情况的特殊人物，关于他的经历和去世的情况，还有种种传说，但均待进一步考证。 

土登嘉措  

土登嘉措，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生于1876年5月5日，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朗敦村人。父名贡噶仁钦，后因其子罗布桑塔布克甲木错（十三世达赖乳名）被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其入藏，受封为公爵，升为西藏的大贵族。其母名罗桑卓玛。 

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逝世以后，由噶厦和三大寺派出代表前往各地找寻十二世达赖“转世”的“灵童”。1877年（清光绪三年），在前藏达布地方找到了一个“灵童”，噶厦与三大寺的代表共同认定确系前世达赖“转世”，恳请清朝政府免予“金瓶掣签”。据《清实录》载：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六月，“驻藏大臣松溎奏请将访获灵异幼童可否免其掣瓶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一摺，得旨：工噶仁青之子罗布桑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勿庸掣瓶”。 

1877年（光绪三年）十月，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喇嘛派代表把灵童接到公堂寺供养。次年元月，八世班禅在摄政、驻藏大臣、全体噶伦、三大寺代表等多人陪同下，到达公堂寺，在该寺大经堂内给十三世达赖剪了发，换了僧衣，并取法名为阿旺罗桑土登嘉措鸠差旺觉却勒南巴甲哇巴桑布，简称土登嘉措。 

十三世达赖剪发并取法名以后，即由公堂寺移住到日加三丹林寺，等到举行坐床典礼以后，才能进住布达拉宫。坐床必须事先请示清政府批准。据《清实录》载：光绪五年（公元1879）“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赏给黄哈达一方、佛一尊、铃杵一份、念珠一串，并赏给伊父工噶仁青公爵。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铃用金印及黄轿、黄车、黄鞍、黄缰并黄布城”。批准十三世达赖之父“戴用宝石顶戴花翎。”同时任命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加为十三世达赖的经师，沙布咙普尔觉罗布藏楚臣坚巴勒佳木撮为副经师。并命四川总督丁宝桢从司库内提银一万两，作为十三世达赖坐床的费用。 

同年6月13日，十三世达赖由日加三丹林寺迎接到布达拉宫。在日光殿上举行坐床典礼。 

1882年（清光绪八年），因八世班禅有病，由经师通善济咙呼图克图在大昭寺给土登嘉措受沙弥戒。接着，继续在哲蚌寺学经求法。1886年，摄政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逝世，光绪皇帝命第穆呼图克图继任摄政，掌办商上事务并总理西藏政教事务。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三世达赖已二十岁，按照旧例，应由班禅给他授比丘戒，但九世班禅年幼刚受沙弥戒，不够资格，改由佛师普觉罗桑楚臣强巴嘉措传授了比丘戒。这时，西藏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即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暴亡，由十三世达赖亲政。在同年十月，第穆“因病”请求“辞退”，驻藏大臣奎焕向清朝政府上奏，批示是：“谕军机大臣等，……第穆大臣图克图既据奏称因病力求辞退，著即准其所请，所有藏番政教两务即归达赖喇嘛掌管”。据十三世达赖的藏文传记载，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名义是“辞退”了，实际上仍操纵着大权，并进行诅咒，想把十三世达赖害死。据说有一天第穆呼图克图之弟傲布才仁给十三世达赖送了一双靴子，达赖穿上以后感到身体不适，就请乃迥降询问，乃迥说第穆呼图克图送的靴子里面有鬼，达赖把靴子拆开检查，果然发现里面藏有达赖生辰年月日的咒符，可使十三世达赖早日死亡。于是十三世达赖就逮捕了第穆呼图克图之弟傲布才仁进行审讯。当晚第穆呼图克图即在他的丹吉林寺暴亡。时年四十五岁。 

第穆呼图克图逝世后，十三世达赖就完全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当时他面临着英帝国主义者军事侵略的进一步威胁，英人已放出了进攻拉萨的狂言。对于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十三世达赖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决心领导西藏僧俗人民进行第二次抗英战争。 

林芝县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次年，英军攻占春丕、帕里。当英军到江孜时，受到藏军有力的阻击，双方发生了激战，英国人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江孜保卫战。后来，英军又派来了增援部队，即向拉萨进发，当年八月三日占领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达拉萨的前夕，从布达拉宫出走，经黑河，越过唐古拉山，而进入青海，前往外蒙古，当到达外蒙古之库伦时，企图逃往俄国。后来，由于受到清朝驻外蒙古大臣和从北京派来的钦差大臣之劝阻，赴俄的目的才没有达到。对十三世达赖出走，驻藏大臣有泰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对于十三世达赖在英军占领拉萨时出走一事，应该理解为他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是被迫出走的，似为妥切。因为十三世达赖到达外蒙古以后，即通过清政府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向清政府代表，请求援助抗英。对清朝政府“革除”达赖名号一事，西藏僧俗群众非常不满，驻藏大臣有泰也感到这事办的很不妥当，乃向清政府请求“开复达赖名号，以顺番情”。清朝政府的批示是：“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启程后，再降谕旨。”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4月，十三世达赖由库伦启程返藏，九月抵青海塔尔寺。陕甘总督升允向十三世达赖转达了清朝政府的“奉旨款留，暂不回藏”的“上谕”。因此，十三世达赖就在塔尔寺等候“谕旨”。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命令十三世达赖先到山西五台山朝佛，然后“赴京陛见”。土登嘉措即于是年11月离开塔尔寺，次年正月十八日到五台山，在此停留了约半年。7月27日，清朝政府特派军机大臣和山西巡抚前来五台山，敦请十三世达赖入京“陛见”。8月4日，土登嘉措到达北京，受到妥善的接待，仍令住在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居住过的黄寺，清德宗在中南海紫光阁为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设宴洗尘。不仅“开复”了“名号”，而且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决定给达赖每年“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按时拨付。在北京期间，十三世达赖数次与慈禧太后和清德宗会悟，据十三世达赖的藏文传记载，当时土登嘉措要求他直接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奏事”，没有批准，仍要他有事必须通过驻藏大臣“代奏”。接着，慈禧和清德宗相继逝世，溥仪作了皇帝，改元宣统。经清朝政府批准，十三世达赖即于是年11月28日离京返藏。1909年（清宣统元年）10月30日返抵拉萨，驻藏大臣联豫在扎什城表示欢迎。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回藏后，与驻藏大臣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矛盾的焦点，则是川军入藏问题。土登嘉措未抵拉萨之前，联豫即奏请由四川调两千官军入藏，得到清朝政府的批准。按理讲这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权应该派军队进驻西藏。但是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进驻西藏的军队，应是经过训练、军纪严明的部队。然而川军进藏以后的纪律很坏，川军一入拉萨，沿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又在琉璃桥畔杀了济仲大喇嘛。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 

十三世达赖逃亡印度以后，清朝政府又下令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名号，并要驻藏大臣另找灵童代替。这样，不仅在西藏引起极大的震动，即在内外蒙古、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蒙藏群众中引起强烈反感。但清朝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 

接着，在内地辛亥革命成功，清帝宣布退位，成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藏历五月初五日，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启程回藏，曾与九世班禅会晤于热隆寺。不久，十三世达赖从热隆寺又转移到桑顶寺，因拉萨战事尚未结束。他在桑顶寺住了两个月，于是年八月二十九日离开桑顶寺，十二月十六日到拉萨。当十三世达赖到达拉萨之时，国内政局已发生新的变化，孙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民国元年（1912）7月19日，北洋政府设立了蒙藏事务局，任命蒙古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布为总裁。十三世达赖主动给贡桑诺布写了一封信，派蒙古族喇嘛罗布桑东珠尔为代表，前往北京。 

袁世凯见到十三世达赖来信以后，即于民国元年10月28日发表了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该命令称：“……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此令”。十三世达赖接到“开复名号”的命令以后，即通过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给袁世凯转去一电，达赖要求北洋政府派人到印度大吉岭进行谈判，反映了当时西藏形势的迫切需要。当拉萨川军兵变，包围色拉寺失败，反而被藏军反包围以后，西藏靖西同知马师周等人即由印度致电四川者督尹昌衡告急，请求速发援兵入藏。陆兴祺也由印度致电北洋政府和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要求速由川滇出兵援藏。这样，尹昌衡和蔡锷接到命令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川军越金沙江，到达了察木多，拟由中路直达拉萨。滇军也进入康区，攻克了乡城，拟由南路经波密进军拉萨。 

英帝国主义看见川滇两军进展顺利，立即出面进行干涉。一再提出要求，要北洋政府派遣代表到印度大吉岭召开西藏会议，并主张西藏方面也要派代表参加。北洋政府在英方压迫之下，不得不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与云南都督蔡锷停止向西藏进军，同时也向英国表示同意举行谈判，派陈贻范和王海平二人为中国方面的全权代表，西藏方面则派伦青霞札等人为代表，英国方面派印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为代表参加。会议由原来在印度大吉岭召开，改为在印度西姆拉召开。西姆拉会议以英国提出的“折衷”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折衷”方案的换文中还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主要内容是把我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为“内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则包括西藏与西康地区，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而让诸藏人自理”，“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并强迫中国代表在草约上签了字。签字消息公布后，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北洋政府乃命令陈贻范拒绝在正约上签字。英国即宣布英藏两方签字，中国未签字，不得享受条约上的权利。至此，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彻底破产。英帝国主义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勾结，秘密篡改中印边界地图，提出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非法边界线，妄图将历来属于我国西藏地方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版图。 

1919年，北洋政府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朱绣、李仲莲及红教喇嘛古浪仓等由青海赴藏，“与达赖联络感情”。同年八月抵拉萨，受到西藏各界的热烈欢迎，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也会见了朱绣一行，并有悔忙乱之意，在朱绣一行由拉萨启程返回之时，十三世达赖设宴饯行，席间十三世达赖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忙乱云云。” 

达赖这一段话，态度还是友好的。朱绣临行前，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送来藏字公文一件及礼物多种，其倾向共和之心较达赖殆有过之”。这是朱绣等人的感觉，认为九世班禅的态度比十三世达赖更为友好。 

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积极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直接危害到达赖和他代表的阶级利益，达赖集团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达赖开始有了觉悟，又想和祖国各族人民联合，以便对抗英国。

此时，1925-1927年的大革命已经失败，国共和合作已经破裂，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但仍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招牌，使达赖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若干幻想。1928年冬，西藏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奉达赖指示，前往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他回藏后交给达赖，这是西藏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的开始。1929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文官长古应芬的名义，派刘曼卿前往拉萨，试探达赖的态度。刘曼卿于1930年春抵拉萨，先见达赖，达赖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当刘要离拉萨返回内地时，达赖又答应再予接见。这次接见时，达赖向刘曼卿谈了很多问题，嘱刘回去报告国民政府。如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吾于政府所希求者不大，能于最近予藏以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足矣。”这说明达赖还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康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是拥护祖国统一的。 

达赖之所以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关系，一方面是反映了当时西藏上层对国民党政府存大若干希望，以便了解国民党政府究竟有无力量能不能帮助西藏摆脱英帝国主义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向英帝国主义者表示了一下态度，英帝若再要干涉西藏内部事务，西藏就要投向祖国怀抱，要英国政府放聪明点，适可而止。一般的书籍把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这种政策，叫做“骑墙政策”。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1928年派北京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前往南京，陈述西藏地方政府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意愿。 

同时，在西藏达赖十三世发现黄教各寺喇嘛不守清规，吃烟、喝酒、嫖妓、赌博或出外谋生等等，事态严重，每况愈下，所以进行了来厉整顿。 

1930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蒙藏委员会会议。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派僧俗官员参加，并委任楚臣丹增等人为常驻南京的代表。次年，正式成立“西藏驻南京办事处”。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拉萨布达拉宫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十三世达赖逝世以后，三大寺代表和噶夏僧俗官员会议决定在十四世达赖未执政前，特请热振呼图克图出任摄政，掌管西藏政教事务。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繁忙的政教事中，仍抽时间从事写作，他的著作据藏文传记称有：《佛师普觉传及建塔史略》、《关于音韵学的注释》、《关于僧众戒律问题》、《佛教讲论经典的解释》等。

曲吉尼玛  

曲吉尼玛，系第九世班禅的法名，全称是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他的乳名叫仓珠嘉措。前藏达布地方噶夏村人，生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正月12日。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说，“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  

曲吉尼玛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的“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正月15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掣签仪式，从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达布地区的仓珠嘉措的名字，于是就认定为九世班禅。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禅在扎布伦布寺坐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为了祝贺九世班禅坐床，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由“司库提领”，“派员迅速解往”。九世班禅坐床以后，特派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谢恩”。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给九世班禅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禅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者向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时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时期。第一次抗英战争发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当时英国人全部占领了哲孟雄（锡金），已于西藏接壤，西藏方面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与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构筑防线，不准英人逾越。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决心，光绪十三年（1887），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忠于职守，站在西藏人民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抗英正义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对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国的新式武器与藏军的弓箭刀矛和火枪的相差悬殊，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英战争。  

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带头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乘十三世达赖逃亡之机会，命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军50余人，突然到达日喀则，借口他不日即将回国，特来向九世班禅告辞。九世班禅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在接见中，鄂康诺突然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忆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当时清朝政府外务部“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这样，英人的阴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扎什伦布寺。这次班禅被迫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主权的事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 15日，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见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驻藏大臣联豫紧追不舍，于是达赖由亚东，逃到了印度大吉岭，受到英国官员的“热诚接待”。对此清朝政府又根据驻藏大臣的建议，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并要另找灵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动。但清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同时，也加封了九世班禅，加封令是1913年（民国二年）颁发的，全文是：“大总统令，据班禅额尔德尼称，久仰中邦，实沾德喜。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等语。该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深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勤，尊崇黄教之意。此令”。  

九世班禅接到加封命令后，向袁世凯写信表示感谢：“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陆委员兴祺专人至招，蒙大总统加封致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致忠阐化班禅额尔德尼谨呈”。  

1912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回藏以后，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其原因是：1915年，达赖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行政专员公署），任命僧官罗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为基宗（后藏总官）。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谿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四个宗和所有谿卡，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在设立了基宗之后，即向班禅辖区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这样就使班禅与达赖这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要求会晤，解决问题，达赖复信拒绝。到了1919年春，达赖同意班禅去拉萨会晤，但无结果。这样，一直到了1923年，达赖命令扎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当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的先光，如不逃走，势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决定，向内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则基发觉，作了必要安排。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无人知晓。三日之后，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罗桑坚赞等100余人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夜，才会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进。由那里越唐古拉山脉，即入青海境内。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扎了彩色牌坊，“备极庄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从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视野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育，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  

九世班禅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可说是一位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至于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维护，更是始终一贯，坚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国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