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
- 中文名
- 八大胡同
- 本 质
- 烟花柳巷的代名词
- 繁盛时
- 清朝
- 地 区
- 北京
- 奠 基
- 清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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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八大胡同有两个概念,从隘义上说,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因为中国人爱将同类事物归类然后说个大概数,如
八大胡同的地理范围是有特指的,它们的方向在大栅栏西南,但到了南面的珠市口西大街为止,珠市口西大街是一道明显的界限。在老北京,这条街有无形的分水岭的地理标志作用,它以南属于低等档次,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八大胡同里的妓院虽然也有三四等甚至暗娼,但与一街之隔的铺陈市、四圣庙、花枝胡同里的老妈堂、暗门子下等妓院,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当时,逛八大胡同,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其意义有时并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寻花问柳,而是有一种娱乐圈乃至社交圈的更为宽泛的意思在,超越情色之上,称之为泛娱乐化或泛情色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当年军阀曹锟贿选,袁世凯宴请,都是选择到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应是在清乾隆奠基,中后期兴起,清末与民国期间终成“大名”。
八大胡同“风月场”雏形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时期徽班进京下榻于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可见八大胡同与戏剧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清代禁止娼妓,而士大夫阶层自明代就好狎优,蓄养家班。而所以来京的徽班弟子又是男孩子,他们中漂亮的一般就是男旦,住所兼教戏所在,每个师傅的寓所都起堂号,如梅兰芳出自朱霭云的云和堂,梅巧玲经营景和堂,程长庚寓处四箴堂,谭鑫培堂号英秀堂都在八大胡同。嘉庆时期的相公重色不重艺,后来同光以后,以三鼎甲为代表的大师在艺术上精进成功以后,逐渐童伶相公也以色艺俱佳为尚了。可以说清代的八大胡同兴盛完全是因为男伎相公而起的。民国开始,妓女解禁,相公凋零,八大胡同原来的堂子才成了妓院的天下。
《清稗类钞》言之甚详:“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梦华琐簿》:“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指嫖客)们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 (送客的大武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内城禁止开设妓院。因此,内城的妓院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此地紧靠内城,又是外地进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嚣繁华,风月场雏形于此形成。乾隆嘉庆时期,京城青楼,多在今东城灯市口一带。咸丰同治年间,则多在城外。
男妓,顾名思义,就是男性娼妓,古时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称之为“小手”的。后称为“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后谐音为相公,自称“堂名中人”。寓处称“相公堂子”或“下处”。八大胡同之男妓,据史书记载,自嘉道时已兴盛了。
华胥大夫于道光八年所作《金台残泪记》中载:“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当居东草厂,魏婉卿当居西珠市口。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朱茅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男妓的下处与嫖规是:当时入妓馆闲逛称“打茶围”,赴诸伶家闲侃,也称“打茶围”。据《清稗类钞》中记载:“客饮于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条子’。伶之应召曰‘赶条子’。”“光绪中叶例赏为京钱10千。就其中先付2400文,曰:车资。8000则后付。伶至,向客点头,就案,取酒壶偏向坐客斟酒。斟毕,乃依‘老斗’坐(彼中互称其狎客曰:老斗)。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饮酒,亦为‘老斗’代之。”又“‘老斗’饮于下处,曰‘吃酒’。酒可恣饮,无熟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饮毕,啜双弓米以充饥。”
综上所述,京城男妓的下处、嫖规、设备等基本上是和女妓相同的。男妓衰亡后,又由女妓传留下来,特别在八大胡同,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八大胡同区域的戏楼、茶园、酒楼、饭庄、堂寓、下处这种斗相麇至、打情骂俏、不堪入耳的场景当年是处处可见。时人蒋芷侪曾记:“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
光、宣之际,北京妓业的兴盛程度已经超过相公业,清亡,民国肇造,娼妓彻底胜过相公。著名的戏剧艺术家
一等妓院,过去称小班,小班之前又冠以“清吟”二字,通称为“清吟小班”,意思是只卖笑不卖身。
一等小班的院落和房屋都十分讲究。根据其名声大小而定,妓女所占用的房屋面积也有所不同,有的红妓女要独占一所跨院,而一所跨院,房屋一般都为五间以上。一个小班一般都是占用一所整齐的四合院或小洋楼。有两进、三进或带小跨院的,也有少数中式二层楼。
小班院门的特点,是门楣上端有乳白色电灯数盏,灯上有红漆书写的本班字号,周围挂串灯。门杠左右各挂一长方形铜牌子上有红漆横写“一等”二字,下面是竖写的 “清吟小班”字样。门楣上还挂有红绿彩绸,垂向两侧。门口外墙上挂铜牌或木制镜框,上面书写着本妓院内妓女的花名,周围挂串灯或红绿绸子。
一等小班居室内陈设华丽,有餐桌、牌桌、梳妆台、靠背椅、座钟、沙发、挂钟、铜床或铁木床、绣花幔帐、丝缎衾枕、衣架、盆架、茶具、果盘等,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和书画挂屏等。再有,就是妓女本人的彩色大幅照片。
小班的妓女,一般都有贴身女佣,或叫老妈子的专门侍候。能享有这种专门侍候的,都是很红的妓女。而一般的妓女,虽也是一等,但也只是好几个人才有一个女佣侍候。
二等妓院叫茶室,多为一等小班里筛下来的。从年龄、姿色、身材、服饰等都比一等小班逊色多了。
茶室的大门口,设施跟一等小班差不多,但没有红绿彩绸,也很少有点串灯的。对红妓女来说,好点的也只占两三间房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就没那么讲究了。
过去有句老话说:“人老珠黄不值钱。”真是一点不假。这也是妓女们的生活由豪华走向悲惨的必然。
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就更为简陋了。妓女所占房间一般为一大间或两小间。房子一般又矮又破,装饰上也差得多。室内的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
但三等妓院的生意并不是很差,主要集中在王广福斜街和朱家胡同。这里也有个说法,以今天的西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的装饰好些,生意多,街南的虽也有不少三等,但各方面比街北的就差多了,一般生意很少。
四等妓院叫土娼或小下处。这些妓院房屋更加简陋、破旧,妓女们容颜衰老,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涉足者,一般为下层劳动者。
在八大胡同里,很少有这种小下处,但在其附近却很多,如火神庙夹道,即现在的清风夹道内。
1949年前清风夹道内的妓院几乎是一家挨一家,当然也有三等在这里,但大部分属四等的土娼小下处。
另外,还有“半掩门”和“暗门子”。旧社会,京城里除去公开的妓院外,还有大量的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妓院,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半掩门”和“暗门子”。
“暗门子”,多为小四合院,大门口外无任何标记,看上去像是普通的居民户,但里面却很讲究。来逛“暗门子”的客人,一般是相互介绍的熟客,再有是“拉皮条”者所为。室内舒适,有烟、茶、水果、点心等侍候,也可为来客备饭、备酒、摆设牌局。
“暗门子”收费没一定标准,客人一般随意付给。这等地方,虽无等级,但妓女一般不比二等或三等的差,还和当地军警宪特等勾结,与帮会势力串通,有时也接待大人物。一般人既不清楚也不敢去逛。所以,没人招惹,当地治安部门也不予查究。
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一等妓院的妓女们更是自小就要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嫖客多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恣意取乐的地方,也是他们谈生意、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投靠敌伪、挑拨内战的场所。
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
三等妓院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轻但长得不漂亮。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
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坑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妓院是有钱有势之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是罪恶的源泉。
二等妓院中的妓女,尽管较少挨打挨骂,且穿戴漂亮,但是,一旦她们被榨干了血汗,年纪大了,就门前冷落,如果患病,更是无人理睬,生活极为艰难。
对于三、四等妓女,老板主要靠毒打的办法来对付她们,逼她们多接客。
在第一次接客前,鸨母都给妓女喝“败毒汤”,使其终生绝育。下等妓女,有的年纪小的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
1949年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在妓院内部的生活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元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
嫖客来到妓院,门房会高声喊道:“客来啦!”里边的管事听到后将嫖客领入客厅,由管事先递烟、端茶、应酬,问清嫖客的姓名后,再叫来妓院里所有的妓女,站列一排,由嫖客任意挑选,并向嫖客介绍每个妓女的姓名。嫖客选中某个妓女后,就由妓女陪着进自己的房间。嫖客或者让妓女演奏乐器、唱小曲,或者与妓女闲聊。
有的嫖客要吸鸦片烟,妓院会提供烟枪、烟灯。嫖客如果要在妓院里住夜,要另付几块银元的过夜钱。有的客人在饭馆里设宴招待朋友,写一张请柬,让黄包车夫到妓院请几个妓女去饭馆陪席,这俗称“叫条子”。在饭桌上妓女给客人斟酒、划拳助兴,或者弹琴、唱曲,客人临走时要给妓女两块银元。
二等妓院的妓女一般也会唱曲、弹琴。茶室里的妓女住的房间没有清吟小班那样宽敞,室内家具、陈设也比较简单。嫖客进茶室后,由妓女作陪,请嫖客抽烟、喝茶称之为“打茶围”,妓院也就因此称为“茶室”了。
在清末,打一次茶围要付5吊钱,嫖客如果要留宿,再付10吊钱。白天在妓院睡觉也要付10吊钱。另外还要给伺候妓女的老妈子小费,逛茶室的嫖客一般都是社会上中等阶层的人士。
赛金花,原姓赵,小名三宝,又叫灵飞,苏州人,祖籍在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的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宏村之间——归园。赛金花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她的父亲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流寓苏州,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先生一女,后生一男。
光绪十二年,赵家家道中落,十三岁的赛金花经常往义父曹承玺家里跑,经曹家一位远亲女眷的牵引,竟然在秦淮河上的船中穿梭往来,成了陪客调笑而不陪宿的青倌人。有些花船上没有陪酒姑娘,只供酒菜,客人自携女伴上船,或者就叫“出条子”。“出条子”就是没有固定场所的陪唱、陪酒姑娘。赛金花开始就做“出条子”。为了顾全家人的面子,化名“富彩云”,又叫“傅彩云”,一时红遍苏州。
同治七年戊辰,中了一甲一名的状元公洪钧,因母亲去世回到老家苏州。一见赛金花,惊为天人,就正式把赛金花娶了过来,成了他的第三房姨太太。
这时赛金花还不满十六岁,洪钧整整比她大了三十四岁。
光绪十四年,洪钧带着赛金花一同入京。入京不久,洪钧就被任命为出使德、奥、俄、荷的四国钦使,兼领四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洪钧便带着赛金花漂洋过海。
招待的客人有臭名远扬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及其夫人、克林德公爵及其夫人、瓦德西上校及其夫人等一大批军界要员。
这一次中西合璧的自助型宴会举办得非常成功,也为傅彩云这位公使夫人在德国社交界赢得了声名。人们称她为“东方玛丽亚”。赛金花陪同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驻柏林长达四年之久,因而赛金花会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光绪十六年 (1890年),洪钧任期已满,带着赛金花回国。
光绪十九年(1893年)洪钧病故。洪钧死后洪府将赛金花逐出了洪家。
赛金花移居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彦丰里高张艳帜,挂起“赵梦鸾”、“赵梦兰”的牌子,重操妓女生涯。车马盈门,生意极其红火。
光绪二十四年夏天,赛金花来到天津,同在上海一样,她以花信年华的状元夫人挂牌作妓,一下子轰动了津沽一带,赛金花又别出心裁,凭经验,招募一批漂亮的女子,正式在江岔胡同组成了南方韵味的“金花班”。赛金花除了自己开张营业外,还当妓女经理。
在天津,赛金花结识的显贵人物,一个是户部尚书书立山,另一个是德晓峰,时任封疆大吏。书立山把赛金花带到京城,此时赛金花留在李铁拐斜街(今天的铁树斜街)的鸿升客栈内,天津的金花班底也很快转移到北京城里。此时因赛金花常穿男装,故人称“赛二爷”。
义和团运动事起,京津一带局势动荡。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烧杀抢掠,以“实施报复”为借口,在北京城为非作歹。后来的联军统帅瓦德西自己供认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生命和物资遭到极大损失。” 赛金花回到北京后,所见到的就是一幅满目疮痍的场面。
后赛金花与瓦德西见了面,加上本来的旧交情,赛氏首先要求瓦德西以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一条公告:停止烧、杀、抢和强奸妇女,违令者军法处置!
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她在清末民初的一次波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刑部档案1147号卷宗记录了这段刑事案件的真相。
当初赛氏从上海回京时,曾挑选了6名雏妓,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陕西巷内的一条小巷——榆树巷,开办了怡香院后,生意日见红火。
在1903年,她又花了600两银子买了一叫凤林的北京姑娘。然而这个凤林却不听赛氏的吩咐,不但不接客,反而经常得罪客人。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二日,清户部尚书鹿传霖的少爷约定在赛寓妓班宴请客人。赛氏又令凤林接客,凤林拒接,赛氏便凶狠地用鸡毛掸子抽打凤林,并将其左肩胛和后背抽伤。凤林遂乘人不备,吞食了鸦片。后终因药量过大,灌救无效,于翌日黎明前死亡。
依大清刑律,赛金花被朝廷监禁。但因赛金花的身份特殊,又有许多达官贵人为她说情,最后,刑部以初犯为名,只收取了三钱七分五厘的赎银,入官册报。将已死的凤林尸棺抬至城隍庙义地埋葬。
由于此时正当整顿市面,不便让赛金花在京逗留,遂递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赛金花回到上海后不久,又经历了她人生中的两段婚姻。第一次嫁的是沪宁铁路的总稽查曹瑞忠做妾。可好景不长,刚三十出头的曹瑞忠在数月后突然暴亡。
这时她的老客户时任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炅,对她伸出援手,把她带到北京,同居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
到民国六年的夏天,赛金花改用赵灵飞的闺名,随着魏斯炅回到上海举行了隆重的新式婚礼。
1921年魏斯炅死去。她搬出魏家,住在天桥地区的居仁里16号,门口钉上块牌:江西魏寓,自称魏赵灵飞。这年赛金花已经五十多岁,面容憔悴,两鬓斑白,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就是名噪一时的赛金花赛二爷。
在居仁里定居时,赛金花生活深居简出,信奉了佛教。终日沉默寡言。
过了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之后。她的积蓄终于耗尽,连每月八角的房租都付不起,只好请一名户籍警为她写了一份请求免费的呈文,然后递交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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