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

1927年，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会议讨论通过了 《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

八七会议 邓小平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会议共有3项议程： 

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 

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 

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请大家讨论。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八七会议

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

 八七会议(参议人员)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

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检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指出党应当在过去指导思想的错误中学习，把力量建立在工农群众的身上；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等的实现力量如何。中国共产党在血的教训中，认清了国民党宁汉两大势力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获得的这种经验教训，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政策资源，从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

八七会议总结了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推行右倾妥协政策的教训：在五大时，《

八七会议

在八七会议召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比较大的起义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海南岛起义、黄麻起义等。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 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 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图册 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八七会议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由李维汉担任执行主席，瞿秋白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问题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严厉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讨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

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八七会议拨正了革命航向，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