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论语》载孔子曾听到《接舆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这些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在诗的句式形式上，采用三字一节的结构。中间以“兮”字为分节。三字节奏，使诗歌语言在结构上更富于变化，是诗歌由四言向五言、七言转变的先声。

在诗的语言上，楚辞讲求用辞华丽，对偶工巧。诗的语言美，更能激发人们的情感、陶冶性情，使人饱尝美的享受。后世的诗人基于此，都非常重视对诗之语言的锤炼，追求诗情的内在美与语言外在美的同意。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现实的笔法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风貌。此后，中国文坛大约在四五百年之间，几乎全被散文的光辉所笼罩。期间，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裁似是自甘寂寞，默默无闻。然而，中国由来是一个诗的国度这是不可改变的必然，并决定了中国的文学发展不可没有诗歌的存在，总有供其发展延传的文学力量在支持，从中孕育新的生命。
打破这种沉寂尴尬的，正是天才的诗人，屈原以及他的后学。屈原一生极富传奇性的经历，成就了他惊世骇俗的不朽人生，政治上失意而痛心疾首的他注定了天才诗人这一身份地位，内心无比的愤懑而无所释处，则更是注定了《离骚》这一极具文学价值，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诞生，它的出现开掘了中国文学的源头，引领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坛。

出生于楚国的屈原，对楚国风土人情乃至一草一木自然如数家珍，了如指掌。这对楚辞这一文体的横空出世，对于骚体的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屈原因黜被逐，官场失意，一腔热血的报国激情到头来却是满目疮痍的悲怆。心有大苦而难言，这是文学的最高境地，是成就屈原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本。他以自己独特的大起大落人生感受，借楚国语言形式的加工把当地的花草树木或象征或比拟或借代或暗喻，对诗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创新。

他创新了诗歌一个新的时代。诗经是一部民间的诗歌总集，以集体为单位来创作完成。而离骚的出现则标志着诗人个体的诞生，完成了由集体向个人的转变，这一关键性的举措开创了诗歌转向个人咏唱的一个新的纪元；诗经是记实的，真实的反应了社会的情况，被后人誉为现实主义的最高峰，而离骚则是中国文坛上浪漫主义的开山之笔，这一现状，不但为两汉的赋体奠定了根基，更为后世的李白、苏轼等浪漫主义大师，提供了不朽的创作素材与活力精神。

他创新了一种新的诗体形式。《诗经》当中，多是以四言为主的反复咏唱，而离骚则是以参差不齐，灵活多变的句法，表达一波多折的曲调。较之诗经短小篇复，取而代之的是离骚的长篇巨制。同时思想不再单一的现实情绪化。而是以多元的空间，展示了多元的情感。其中，屈原多方面的采用了楚国的地方色彩进行了浓描重写，而使离骚的风格当中有着浓重的楚国民间语言特色。重要的是，与此同时，楚辞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成为了历来被众人考习的对象。

离骚里的物象，不仅仅只是单纯对自然的描绘，更有着人性化的感情表现力，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被世人所接纳。总之，有了屈原，诗歌不再沉寂。后人所学习他的，除了他给后人留下的素材，还有他的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从汉赋，到唐诗，再宋词，再元曲。一代一代，因为创新而生命长存，因为创新而活力长在。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国诗人。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础上编为《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九怀》、《九叹》等作品，朱熹认为这些作品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并把屈原的作品划为“离骚类”，把其它作品划为“续离骚类”，按原篇章次序编为8卷。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怀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诗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天问》。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怀诗，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离骚》是诗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凝聚忧愤、感慨于笔端写成的。这首近2500字的长诗，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通过表现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的黑暗现实和政治危机，表达了他为国为民而战斗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