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三国志》记述的历史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发生后开始，直到西晋统一三国为止，也就是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多年的历史。全书原共分为四部分，六十六卷：《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叙录一卷，后来叙录一卷缺失。原是各自为书，一直到北宋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

《三国志》虽然被后世称为“志”，但是其实全书完全是按人物排列的本纪和列传，没有任何如地理、经济、典章制度等的志书或表的内容。

武帝纪 - 曹操

文帝纪 - 曹丕

明帝纪 - 曹睿

三少帝纪 - 曹芳・曹髦・曹奂

后妃传 - 武宣卞皇后・文昭甄皇后・文德郭皇后・明悼毛皇后・明元郭皇后

董二袁刘传 - 董卓・李傕・郭汜・袁绍・袁术・刘表

吕布臧洪传 - 吕布・张邈・臧洪

二公孙陶四张传 - 公孙瓒・陶谦・张杨・公孙度・张燕・张绣・张鲁

诸夏侯曹传 - 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曹真・曹爽・夏侯尚・夏侯玄

荀彧荀攸贾诩传 - 荀彧・荀攸・贾诩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 袁涣・张范・张承・凉茂・国渊・田畴・王脩・邴原・管宁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颙・鲍勋・司马芝

钟繇华歆王朗传 - 钟繇・华歆・王朗

程郭董刘蒋刘传 - 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刘放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 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

任苏杜郑仓传 - 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

张乐于张徐传 - 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朱灵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 李典・李通・臧霸・孙观・文聘・吕虔・许褚・典韦・庞德・庞淯・阎温

任城陈萧王传 - 曹彰・曹植・曹熊

武文世王公传 - 曹昂・曹铄・曹冲・曹据・曹宇・曹林・曹衮・曹玹・曹峻・曹矩・曹干・曹上・曹彪・曹勤・曹乘・曹整・曹京・曹均・曹棘・曹徽・曹茂・曹协・曹蕤・曹鉴・曹霖・曹礼・曹邕・曹贡・曹俨

王卫二刘傅传 - 王粲・卫觊・刘廙・刘劭・傅嘏

桓二陈徐卫卢传 - 桓阶・陈群・陈矫・徐宣・卫臻・卢毓

和常杨杜赵裴传 - 和洽・常林・杨俊・杜袭・赵俨・裴潜

韩崔高孙王传 - 韩暨・崔林・高柔・孙礼・王观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 辛毗・杨阜・高堂隆

满田牵郭传 - 满宠・田豫・牵招・郭淮

徐胡二王传 - 徐邈・胡质・王昶・王基

王毌丘诸葛邓钟传 - 王凌・毌丘俭・诸葛诞・文钦・唐咨・邓艾・钟会

方技传 - 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

乌丸鲜卑东夷传 - 乌丸・鲜卑・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濊・韩・倭

刘二牧传 - 刘焉・刘璋

先主传 - 刘备

后主传 - 刘禅

二主妃子传 - 先主甘皇后、先主穆皇后、后主敬哀皇后、后主张皇后、先主子永、先主子理、后主太子璇

诸葛亮传 - 诸葛亮

关张马黄赵传 - 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

庞统法正传 - 庞统・法正

许麋孙简伊秦传 - 许靖・麋竺・孙干・简雍・伊籍・秦宓

董刘马陈董吕传 - 董和・刘巴・马良・陈震・董允・吕乂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 刘封・彭羕・廖立・李严・刘琰・魏延・杨仪

霍王向张杨费传 - 霍峻・王连・向朗・张裔・杨洪・费诗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 杜微・周群・杜琼・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撰・谯周・郤正

黄李吕马王张传 - 黄权・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

蒋琬费祎姜维传 - 蒋琬・费祎・姜维

邓张宗杨传 - 邓芝・张翼・宗预・杨戏

孙破虏讨逆传 - 孙坚・孙策

吴主传 - 孙权

三嗣主传 - 孙亮・孙休・孙皓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 刘繇・太史慈・士燮

妃嫔传 - 吴夫人、谢夫人、徐夫人、步夫人（皇后步练师）、王夫人（大懿王皇后）、王夫人（敬怀王皇后）、潘夫人（潘皇后）、全夫人（全皇后）、朱夫人（朱皇后）、何姬（昭献何皇后）、滕夫人（滕皇后）

宗室传 - 孙静・孙贲・孙辅・孙翊・孙匡・孙韶・孙桓

张顾诸葛步传 - 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

张严程阚薛传 - 张纮・严畯・程秉・阚泽・薛综

周瑜鲁肃吕蒙传 - 周瑜・鲁肃・吕蒙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 - 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陈武・董袭・甘宁・凌统・徐盛・潘璋・丁奉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 -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 虞翻・陆绩・张温・骆统・陆瑁・吾粲・朱据

陆逊传 - 陆逊・陆抗

吴主五子传 - 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

贺全吕周钟离传 - 贺齐・全琮・吕岱・周鲂・钟离牧

潘濬陆凯传 - 潘濬・陆凯

是仪胡综传 - 是仪・胡综

吴范刘惇赵达传 - 吴范・刘惇・赵达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 诸葛恪・滕胤・孙峻・孙綝・濮阳兴

王楼贺韦华传 - 王蕃・楼玄・贺邵・韦昭・华核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１９３）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用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的资料，记载由中国前往日本这个“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的国家。全文总字数不过两千字，却是现存对于古代日本的情况最早的纪录，是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元人罗贯中在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写成影响巨大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又名《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和情节来自诸多传奇、戏曲、民间说法，也就是所谓的“七实三虚”。但《三国演义》对民间的影响高于《三国志》。

由于陈寿编著的时间距三国很近，《三国志》被认为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三国历史的史书。罗贯中编撰的小说《三国演义》便以此书为蓝本。但同时应该注意小说演义与正史记述的不同，这使得人们对一些三国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产生差异。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08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