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城

从金融城往东不远，是一个叫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地方。那儿面积不大，却矗立着数幢几十层的高楼。从楼顶上的HSBC、Barclays、Citibank等广告牌可以看出，这儿也是金融机构扎堆的地方，因此也被叫做金融城。与“一平方英里”不同的是，这儿的楼群都是近20年内建起来的，规划更新，设计也更现代化。因此有人把这儿称为“新金融城”，与“一平方英里”那边的“老金融城”遥相呼应。

在世人的眼里，伦敦是世界上最富历史传奇和现代情趣的城市之一。她不仅以其丰蕴的文化内涵、美丽的自然及人文景观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旅游者和留学研究人员，更以其深厚的金融基础、便利的交通、通讯和优越的金融经济政策吸引着世界上各大金融机构在此聚集。然而，这些金融机构和英国历史悠久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一起，生存在泰晤士河北岸一片面积仅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一片土地便是大名鼎鼎的“伦敦城”，因其金融机构密集，所以又称“金融城”。

80年代

伦敦金融城曾经无比辉煌，也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它为英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80年代里，它每年使英国纯收入税利20亿英镑以上，即使在经济衰退的90年代初期，失业率居高不下时，伦敦城为无数人创造了就业机会。1995年，伦敦城内从事金融业、商业的人员有70万，比法兰克福的总人口还要多。但是伦敦城的功与过却是英国人长期争论的问题。

有人认为，伦敦城从来只考虑自己的发展和利润，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却漠不关心。一次大战结束后，由于伦敦城将精力过多地投放到海外的投资中，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得不到发展所急需的大量资金，这样，美国和德国不仅在钢铁等传统工业上超过了英国，而且在高科技领域也领先于英国。1952年，首相邱吉尔为了保持英镑的地位和维持伦敦城在国际金融上的重要性，采取了严苛的财政预算和紧缩货币政策，结果他的目的暂时达到了，但英国的工业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经过一个短暂的战后高涨期之后，国内需求持续地下降，几个主要产业：造船、纺织、钢铁和煤炭都严重地收缩了。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是没能挡住英镑挤兑的命运。

二战之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了。这之后，伦敦城的银行家们为了维持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又多次损害了工业的利益：汇率高估使得英国的工业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减弱而使出口受到打击。这种工业与金融之间的矛盾再度紧张。当大量的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并获取高额利润时，伦敦城内的资金却流向了国外。于是有人说，保守党又一次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帮助了伦敦城内的国际友人。即使伦敦城创造诸多的就业机会也受到了批评。人们认为伦敦城将大量的人才吸引到城内的各种金融机构中，使工业人才显得缺乏。

为了平衡这些矛盾，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减少伦敦城的对外投资、对高收入实行高税收等政策，这些政策限制了伦敦城自由转动的车轮，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0月27日是个普通的星期五。但这一天对新老金融城的银行家们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20年前的10月27日，在撒切尔内阁的干预下，金融城实施了“金融大改革”：解除管制，引入竞争，将此前极为封闭的金融城推向全球市场。改革导致一些固步自封的英国金融机构被外国对手吞并，因而引发争议。

但20年后的今天，无人再对当年的改革提出半点质疑。原因很简单：今天的金融城已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之一。统计显示，在各项主要金融业务中，伦敦占据了全球20%的跨境借贷、40%的非英国股票交易、32%的外汇交易、43%的衍生品场外交易，以及二级市场70%的国际债券交易。除对冲基金资产外，伦敦在几乎所有的指标上都胜过了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金融中心。

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一周来，数名英国金融界重量级人物纷纷撰文，纪念“金融大改革”20周年。曾于1976年～1988年任伦敦证交所主席的尼古拉斯·古迪森爵士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伦敦金融城的改革证明，竞争是促进繁荣的硬道理。正是因为破除了竞争壁垒，伦敦才吸引了世界各地大量极具竞争力的人才和资本。另外，由于一国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其国际竞争力，因此阻止外国人收购本国企业是毫无益处的。

让我们看看伦敦到底破除了哪些竞争壁垒。改革前，金融城实行的是固定佣金制，无论交易额大小，经纪人和中间商的收入少不了；其次，金融城的员工以英国人为主，穿着讲究、作风保守，被讥为“老爷俱乐部”；另外，金融城每天很晚才开市，却有着漫长的午休，下午收市又很早，引来各金融机构的诸多不满；最后，一些法规对金融机构的限制太多，并给外国机构进入英国市场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金融大改革”改变了这一切。《限制交易行为法》取消了许多对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限制，并对外国金融机构放开市场；取消了固定佣金制，使得有实力的机构(当时主要是美国金融机构)能把大量的业务集中起来，获得规模效应，从而降低成本。随着改革的推行，大量外国金融从业人员涌入伦敦，不但给金融城带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金融城慵懒的作风，更给整个伦敦带来了多元文化的冲击。

古迪森爵士的总结得到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赞同。该杂志在社论中说，“金融大改革”的经验就是：要保护一个产业，就不能保护这个产业中本国数一数二的企业。

不过，英国金融界并没有被成就冲昏头脑，仍仔细分析了金融城面临的潜在对手和威胁。古迪森爵士指出，全球几大金融中心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伦敦虽有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优势，但仅靠这些是不够的，其他金融中心可能会仿效并试图超越伦敦。

曾在1983～1989年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尼格尔·劳森也撰文指出，虽然与20年前相比，金融城的监管已大为宽松，但在某些领域，监管仍然过度。他举例说，伦敦的税负过重，税制过于复杂，不利于吸引更多外国金融机构到金融城落户。这一点，得到了金融城现任市长白乐威的赞同。

然而，在成功改革20年的纪念日，警告声终究只是少数，多数业内人士对伦敦今日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还是相当满意的。曾全面参与20年前改革方案设计的戴维·沃克爵士就打了一个颇能代表伦敦金融界共识的比喻。他说，伦敦发展已经成了一个“结”，而要解开一个结是相当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