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

欧洲一体化，广义上是各国为实现和平、消除战争和发展经济而提出的欧洲联合、欧洲统一的思想及其进行的实践运动。狭义上讲是二战后，欧洲由于经济重建的需要和冷战爆发的原因，西欧部分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从建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和欧盟的历史进程。经济上的联合，带动着欧洲的社会与政治有条件地走向联合，提高国际影响力，并逐步摆脱美国的束缚。

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开始于二战以后。二战最深刻的影响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彻底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的国际格局，欧洲各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被大大地削弱了。在欧洲大国中，德、意因战败而退出争霸的历史舞台，英、法虽然跻身于战胜国之列，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们不仅没有像在一战中那样掠取到新的殖民地，连原有的殖民统治也岌岌可危。“欧洲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战争给各国带来的破坏都是普遍性的”，“没有外援的话，它们要想重新站起来，甚至只想继续生存下去都是不可能的”。欧洲不再是世界政治权力的中心。世界权力的天平，取决于非欧洲的美国和半欧洲的苏联。战后不久，冷战把欧洲推到了美苏对峙的前沿阵地，西欧国家凭借单个国家的力量不仅无力与美苏较量，连生存都成问题。西欧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需要联合起来求生存、求发展。因此，经济复兴与联合成为欧洲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欧洲联合运动发展起来。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瑞士苏黎士大学发表题为“欧洲的悲剧”演说，鼓吹建立“欧洲合众国”。1948年5月，各种各样的欧洲运动在荷兰海牙形成了第一次聚会，把战后初期的欧洲统一运动推向高潮。1949年5月5日，英、法、荷、比、卢、意、丹、挪、瑞典、爱尔兰等10国外长在伦敦签署了欧洲委员会章程；10月，欧洲委员会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成立，决定成员国在政治和议会方面进行合作。除此之外，1948年3月，英、法、荷、比、卢5国代表缔结了《布鲁塞尔条约》，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进行合作。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的5个缔约国以及意大利、葡萄牙、丹麦、爱尔兰和挪威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把欧洲防务纳入美国的领导下。1948年4月16日，在美国的支持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冰岛、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奥地利、土耳其、希腊、葡萄牙和德国西部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签订了合作协议，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49年西德、1959年西班牙也相继加入)，负责分配总数为130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努力使各成员国稳定财政和货币，发展出口，进行生产机构的现代化，协调投资，促进各国的经济合作和相互间的贸易。1951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次年，建立了超国家机构———高级机构，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西欧联合逐步从一种思潮变为现实。

随着一体化实践的发展，一体化的理论也蓬勃发展起来，称得上丰富多彩，门派众多。但是，如果按关于民族国家在一体化中的作用的看法来分的话，大致可分为超国家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这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论。

1、联邦主义。联邦主义者认为，建立一体化联邦必然要制定宪法。实现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举行立宪大会。立宪大会将起草一个联盟条约作为最初的联邦宪法，然后由成员国接受并落实。一种是直接的政府间协定。他们认为，建立一个超国家联邦体制涉及成员国把有关主权让渡给中央政府，这只能通过政府间协商才能实现。

联邦主义主张在西欧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进而把苏联和东欧包括进来，实现整个欧洲的和平与民主。但是，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爆发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立，欧洲一体化首先在西欧国家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一体化的动力和实现手段的问题，功能主义的理论开始盛行。

2.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联邦主义关注一体化的结果，即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而新功能主义关注的是一体化的动力问题，即通过“外溢”这个方式，让一体化获得不断向前走的动力，从一个领域发展到另一个领域。在民族国家的作用方面，两个流派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联邦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有必要过渡到一个新的超国家的机构；而新功能主义侧重一体化的过程而非特定的结果，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将会不断削弱，各国的公民也将把认同感从民族国家政府逐渐地向超国家机构转移。

1、邦联主义。与联邦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不同，邦联主义者主张欧洲应建立邦联式的联盟。邦联主义在欧洲一直很有市场，贯穿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之中。英国最初不愿加入共同体、法国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戴高乐时期法国拒绝参加一体化活动的“空椅子危机”等，无不体现着邦联主义的影响。

2.政府间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政府间主义遵循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传统，明确坚持以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认为：在现实国际体系中只有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体，民族国家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体化只有在符合参与国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推动，而一体化的每一次实际的进展都源于成员国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

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欧盟主要是一种政府间机制，主权国家仍然是欧盟活动中的主角，国家利益而非欧盟共同利益是成员国的首要考虑，欧洲一体化只有符合参与各方的利益才能获得推动。但是自由政府间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相对忽略政治因素的影响。如莫劳夫奇克认为，“欧洲国家推进一体化既不是为了防范法德战争再次爆发，也不是为了扩展欧洲在全球的声誉和势力，更不是企图以联合来平衡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邦联主义也关注一体化的结果，认为应该建立民族国家的联盟；而自由政府间主义则关注一体化的动力，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半个世纪欧洲大陆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的经济挑战。自由政府间主义还十分关注一体化过程中的决策过程。从民族国家的作用看，邦联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看法也有相似之处。邦联主义并不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而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才是有效的、合法的和有可能付诸实现的。政府间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十分顽强，不认为民族国家正在削弱，相反，强调民族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延续”，甚至是“再生”和“加强”。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在一体化的决策过程中，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3.民族国家拯救论。英国经济史学家艾伦•米尔沃德提出的民族国家拯救论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理论。米尔沃德的理论也是一种国家中心的理论，强调民族国家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实质上是捍卫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但是，在民族国家与一体化的关系上，米尔沃德却并不否认一体化的作用。他认为，“没有一体化进程，西欧民族国家将不可能得到其公民如此的忠诚和支持。没有它，西欧民族国家不可能向其公民提供并证明其生存合理性的安全与繁荣。”一体化是加强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地位而不是削弱了它们。米尔沃德认为，在民族国家与一体化之间不存在对立和取代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用一体化“取代民族国家将会摧毁共同体，而限制一体化的进程将削弱民族国家，限制民族国家的能力和权力”。

米尔沃德是出色的经济史专家，他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经济动因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他对一体化的政治因素却关注不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欧洲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在早期的西欧联合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略的”。此外，米尔沃德还“明显地忽视了冷战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在一体化起源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联邦主义关注欧洲一体化的结果，主张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来超越民族国家；而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则更注重一体化的过程，而不重视一体化的形式或结果。联邦主义赞成激进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模式；而功能主义主张“自上而下”的国际变革模式。与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相比，联邦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直接挑战，是超国家主义中最激进的一种理论。新功能主义着重强调超国家机构的作用，而政府间主义始终强调民族国家和政府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在其他的理论中，有的认为民族国家与一体化超国家性质是一对矛盾，而米尔沃德的理论则在坚持国家中心的基础上，还有着很大的灵活性，认为民族国家与一体化是相互依存的。这些理论，有的关注欧洲一体化的结果，有的关注一体化的过程；有的是对未来一体化的期待，有的是对一体化实践的解释。目前欧洲联盟既不同于一般的国际组织，也不是联邦或邦联，但却兼具联邦和邦联的一些特征，有人称之为准联邦。可以说，欧盟是介于国家和超国家之间的一个新型的形式，是按照一种十分复杂的运行机制进行运作的，并没有按照某一种理论来运行。

从欧盟的历史和最新发展可以看出：欧盟的决策机构主要是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而这两个机构都是政府间性质的。因此，到目前为止，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未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带有明显的政府间性质。一体化由民族国家创建和推动；民族国家政府基本上控制着一体化的进程和发展方向；民族国家是一体化过程的推动者或阻滞者；机构改革和决策过程是政府间讨价还价、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过程。然而，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也表明：超国家性质的发展不容忽视，在今后仍有发展潜力和可能性。

上述理论之间存在着的种种差异，反映了欧洲各国利益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而主张一体化，主张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新时代挑战这一点，则反映了欧洲各国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二战以来欧洲一体化的曲折进程，都是由欧洲各国利益与文化的同与异决定的。

1951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国签署《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CoalandSteelCommunity),开始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

1954年，欧洲防务共同体（EuropeanDefenceCommunity）的建立以失败告终，一体化进程受挫。

1957年，《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EconomyCommunity）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AtomicEnergyCommunity），一体化进程复兴。

1959年，英国倡导并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以抗衡欧洲经济共同体。

1963年，欧洲法院（EuropeanCourtofJustice）通过“凡·根和洛斯”（VanGendenLoos）判决，确立欧共体条约可直接在成员国适用的原则——即直接效力原则。

1964年，欧洲法院通过“哥斯达”（Costa）判决，确立欧共体法律与任何国内法冲突时优于国内法——即最高效力原则。

1965年，法国引发“空椅子危机”，并经“卢森堡妥协”（”LuxembourgAgreement”）而解决，使得部长理事会暂停向有效多数制过渡，并限制了委员会的动议权。

1965年，共同体成员国在布鲁塞尔签订《合并条约》(MergerTreaty)，将原来各自独立的三个共同体加以合并。

1973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次扩大，丹麦，爱尔兰和英国加入。

1979年，欧洲议会第一次直接选举，并通过驳回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预算以证明其行使权力的意愿。

1980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二次扩大，希腊加入。

1986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三次扩大，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

1986年，签署《单一欧洲协定》（SingleEuropeanAct），建立单一欧洲市场，欧洲一体化进程得以重新启动。

1989年，苏联解体，中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对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和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1年，欧洲法院通过“Francovich”判决，惩罚未实施或不充分实施欧共体法律的成员国——即国家责任原则。

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在马斯特里赫签署，欧洲一体化进程更加接近欧洲联邦，同时欧洲共同体更名为欧洲联盟。

1992年，丹麦第一次全民公决否决了《欧洲联盟条约》，“民主赤字”危机预兆出现。

1995年，欧盟第四次扩大，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

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签署，解决了马约所遗留的部分问题，尤其是赋予欧洲议会以更多的权力和更大的影响。

1999年,欧盟委员会因被指控管理不当而辞职。

2000年，《尼斯条约》签署，为进一步的扩大确立了制度基础。开始在爱尔兰全民公决时被否决，但最终于2002年被批准。

2002年，欧元开始在12个成员国发行。

2002年，欧洲未来大会建立。

2003年，欧洲未来大会产生宪法条约草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2004年，欧盟第五次扩大，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加入。

2005年1月，欧洲议会全会表决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但该条约还需要欧盟各成员国的批准方可生效。

2005年4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在卢森堡签署了两国加入欧盟条约，为两国按计划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入盟奠定了基础。

2005年5月29日，法国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条约》。

2005年6月1日，荷兰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条约》。

国家民族利益与欧洲一体化组织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欧盟长期以来内部存在着两派主张。一派主张加速一体化建设,尽快实现欧洲联邦,把各成员国包括经济、货币、外交、防务等尽快交给联邦机构。另一派则认为共同体的真正主体应该是各成员国的国家权力机构,因而反对以放弃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体为代价换取某些经济上、防务上的暂时利益,特别是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更是如此。因而,关于“主权让渡”的问题在未来依旧是制约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障碍。

欧盟内部的一体化与欧盟外部政策协调存在巨大的矛盾。欧盟经过长期努力其内部经济一体化取得巨大进展,但其成员国对外部世界的政策却不协调。比如,德国与东欧有重大利益关系,法国在非洲有其势力范围,英国与英联邦国家来往密切、关系特殊。因而,由于利益关系,它们在这些地区很难采取与欧盟共同的立场和政策,这对欧盟实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有很大障碍。

欧洲的高失业率一直以来都是欧盟面临的重大问题。欧盟地区一直以来都持续高失业率,欧盟成员国高福利政策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企业不愿轻易雇佣员工,这一结构性因素是造成欧盟地区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2004年欧盟地区平均失业率为9%,大大高于美国的515%和日本的418%。当欧元启动时,欧盟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后,欧盟成员国的企业将进一步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南欧或东欧地区转移资本,从而以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资本的转移与大量来自生活水平低的成员国国民的涌入必定会进一步加剧劳务市场的紧张状态,导致失业率的进一步提高。因而,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外国人与本国人在劳务市场上所面临的竞争问题以及资本外流造成的失业问题,将是所有欧盟成员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

集体安全问题是欧盟面临的更大挑战。冷战结束后,欧盟面临着新的世界格局,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建立欧洲自身安全体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欧盟必须面临一个问题,即欧盟新的安全体系与现存北约的关系。在欧盟大国中,英国与美国不论在外交还是军事领域都保持着传统的特殊关系,德国也是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所以,集体安全问题是困扰欧盟的重要问题。

主权债务危机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盟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也导致欧盟内部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变化是德国“再次崛起”，成为欧盟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德国地位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德国成为欧盟内最大的债权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部分成员国的“生杀大权”。其二，德国模式的示范效应增大。其三，在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德国发挥了决策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德国地位的上升带来了欧盟格局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即欧盟力量重心近年来加快向北方国家倾斜，南方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下降。欧盟内部南北地区差异和矛盾长期存在。法国处于欧洲南北分界线上，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并与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荷兰、芬兰、瑞典等在政策取向和立场上形成了对峙和竞争。

欧盟内部格局的再一个变化反映在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国家的关系上，权力重心正在向欧元区倾斜。目前，欧元区涵盖了德、法等17个国家，非欧元区国家则包括英国、瑞典、丹麦等富裕的北欧国家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非欧元区国家的分化呈加速之势。一方面，危机期间，欧元区的问题基本上主导了欧盟事务，欧盟议事日程及欧盟委员会等超国家机构将工作重心和资源投入到了欧元区的危机应对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欧元区一体化进程加快，非欧元区国家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焦虑感增加。

欧盟力量格局的变化不是一种突发现象，而是成员国实力差距逐年拉大以及欧元区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主权债务危机只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因此，欧盟力量格局的变化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它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影响也将是长期的。在这一背景下，讨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需要考虑各种变量，包括德法等国的政策选择，欧元区危机的发展程度以及英国与大陆欧洲国家的互动效果等等。

综合而言，从中短期来看，欧洲一体化将大体维持现状，并可能会有小幅进展。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德法作为欧盟发动机虽然功效减弱，但仍起到带动作用。德法之间虽然存在较强的竞争性，但合作仍是主要方面，特别是在欧洲事务方面。其二，英国在三五年内还不大可能脱离欧盟，因为它还没有做好离开的准备。其三，持续的债务危机压力将迫使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国家不断采取行动，即所谓“倒逼效应”。

从长期看，欧元区“一统欧盟”的步伐可能加快，尤其在经济与货币领域，欧洲一体化可能由“双速”重回“单速”。目前，欧元区已度过最艰难时段，解体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向好的趋势开始增多。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重灾国的结构改革正在深化，且已初见成效。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希腊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15％；从2008年到2011年，希腊经常账户赤字减少了54％；同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经常账户赤字也分别下降了50％和40％；意大利2012年上半年贸易赤字接近零。这些数字表明，南欧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有了较明显提升，2013年后经济有望恢复增长。

应当指出，欧元区的扩张甚至“一统欧盟”并不意味着欧洲一体化使命的完成，欧盟的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仍将遥遥无期。一方面，作为一体化“机车头”的德法两国很难在短期内调适好彼此的关系，它们在欧洲一体化的远景目标上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民主赤字”扩大将弱化民众对欧盟的支持，他们的反对态度将通过各成员国议会或公投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体化进程构成障碍。事实上，随着欧盟治理债务危机进程的深化，欧洲民众寻求本国保护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欧洲民族主义思潮上升就是很好的证明。此外，要建立真正的财政联盟、政治联盟，成员国就必须修改欧盟条约，制订新的欧盟宪章，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鉴于欧盟内部南方与北方之间、小国与大国之间、穷国与富国之间在利益诉求上分歧与矛盾长期存在，修宪谈判将旷日持久。

综而言之，欧洲一体化中短期内将继续维持“双速”发展，长期看，随着欧元区发展加速，最终两种速度可能合二为一，欧洲一体化重回“单速”状态。但即使到那时，欧洲一体化仍将无法明确最终目标。欧盟能否演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众国”?没有确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