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

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

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

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腾飞，城市的集聚效应已非常明显。 “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在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49.68%，这已足以说明中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联合国将2万人作为定义城市的人口下限，10万人作为划定大城市的下限，100万人作为划定特大城市的下限。这种分类反映了部分国家的惯例。中国在城市统计中对城市规模的分类标准如下：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我国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6个，而超过700万的已经有十几个。

“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病，而且还有向中小城市蔓延的趋势。”，常住人口超过1600万的城市大多会有严重的城市病。另外，如果特大城市附近有许多其他城市——成为“城市群”；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3000万时，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群病；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5000万时，也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环境问题（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和交通问题等。

中国有13亿人口，至少将会有10亿城镇人口，只有均衡布局更多的大都市区（中心城市200-1600万人口，200公里范围内1000-5000万人口），建设更多（50个左右）的大都市区（可增设新省或直辖市），才能使中国的人口相对均衡分布，使城镇废弃物就近消纳（200公里内），并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与城市病的矛盾。

“城”辐射带动“镇”的合理半径以不大于200公里为宜（方便乡镇（或城区）人员到城区（或乡镇）办事能当天来回）；所以，现有特大城市（特别是省会）200公里之外，如果有较大的区域（3万平方公里以上）和较多人口（1000万以上/容易培育20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均应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设为新省的省会、建设交通干线枢纽（尤其是是高铁）、建设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等），以实现全国城镇的均衡合理分布，从根本上防止全国的人口只集聚在现有的省会或直辖市（使城市病和城市群越来越严重）。其中，以徐州、宜昌、赣州、桂林和宜宾等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均是培育新的大都市区的理想区域。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例如，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又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或称为“超前城市化”）。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在伦敦，由于市中心区域集中了政府机关、法院以及大量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娱乐场所，并有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每天在高峰时段有超过100万人口和40000辆机动车/小时进出中心城区，造成该区域严重的交通拥挤，区域内平均车速只有14.3公里/小时，成为全英国最为拥挤的区域。在巴黎，上世纪60年代，由于采取了“适应小汽车发展”的政策，结果私人小汽车与日俱增，导致市区交通严重阻塞，1973年环城快速路开通后不久就出现了持续性的拥挤。在曼谷，由于车速过慢，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停车场，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

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也会抑制人们的日常活动，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另外，交通拥挤也导致了事故的增多，事故增多又加剧了拥挤。据相关统计，欧洲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之多。第三，交通拥挤还破坏了城市环境。在机动车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交通对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增加，并且逐步成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根据伦敦20世纪90年代的检测报告，大气中74%的氮氧化物来自汽车尾气排放。交通拥挤导致车辆只能在低速状态行驶，频繁停车和启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增加了噪声。

据英国SYSTRA公司对发达国家大城市交通状况的分析，交通拥塞使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交通事故的代价约占GDP的1.5～2%，交通噪音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3%，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4%，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1～10%。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联合国环境署同年在《全球环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减少或被严重污染，世界上80多个国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严重缺水。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内，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水荒”。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10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达、洛杉矶、华沙、开罗、拉各斯、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将面临严重的水荒。

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由于土地存在供给的绝对刚性，在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区集聚过程中，像东京、纽约、伦敦等大都市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紧张问题，土地对现代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如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拓展地域范围已成为各大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如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等。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1900年纽约市近400万人里就有150万居住在4.3万个贫民窟里，直到21世纪纽约还有哈莱姆贫民区的存在。当前，孟买1600万人口中有60%居住在仅占城市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贫民区和路边的简陋建筑中，贫民窟已经成为这个世界著名港口城市以及印度经济中心城市的最大特色。

贫民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本城市内人口的收入差距过大所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以巴西为例，巴西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且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他们不可能再回流到农村。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造成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而在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工资一般只相当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三是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在城市贫民窟居住的人80%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只能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四是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1]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

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