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外交

据《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梳理发现，自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至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先后与国际组织领导人、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应约通电话22次，平均每月超过一次。其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4次，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3次，与韩国总统朴槿惠、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通话各2次，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巴西总统罗塞夫、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土耳其总统居尔通话各1次。

有媒体援引专家的分析称，中国主动拨打的次数并不多，在国外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更是少见，对于习近平在巴西福塔莱萨应约同奥巴马通电话，有专家分析认为，一方面，这与中国主要致力于解决国内问题的立场相关；另一方面，随着习近平所表明的中国“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主动拨打电话的频率和次数将明显增加。

2014年7月14日晚，习近平在巴西与奥巴马应约通电话。此前，习近平曾应约与奥巴马通了两次电话：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应约与奥巴马通电话，奥巴马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2014年3月10日，习近平应约与奥巴马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及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据统计，习近平与奥巴马3次应约通电话时，均提到要“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双方特别提到要加强反恐领域的合作。此外，双方两次就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交换了看法。

统计发现，习近平自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与普京应约通电话4次，是所有国外领导人中最多的。

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当天下午，普京是第一个电话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国际政要。习近平首先表示感谢，同时认为这充分体现了普京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和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很显然，仅从“次数之最”，就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2013年4月22日晚习近平应约同普京通电话，普京再次对中国四川芦山发生强烈地震致以深切慰问，并表示俄方愿提供一切必要帮助。习近平更是以“患难见真情”形容双方的关系。此外，习近平2013年6月15日应约同普京通电话时表示，“我珍视同普京总统的个人友谊和相互信任。”

统计发现，习近平应约通电话最集中的时间段是他当选国家主席后的8天内。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先应约通电话，紧接着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后依次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巴基斯坦总理扎尔达里、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韩国总统朴槿惠、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统计发现，习近平自当选国家主席至今两次通电话的国家领导人包括韩国总统朴槿惠、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其中各有一通电话是“祝贺”：阮富仲和朴槿惠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阿博特当选澳大利亚联邦总理。

此外，习近平分别与朴槿惠和阿博特通电话都涉及有中国人遇难的灾难性事件，并表示愿意合作救援。例如，2014年3月20日晚，习近平应约同阿博特通电话。阿博特就马航客机失联事件表示慰问，并通报澳方搜救工作最新情况。2014年4月23日，习近平应约同朴槿惠通电话时，就韩国“岁月”号客轮发生严重事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韩方提供救援设备。此外，双方的两次通话中均谈到了朝鲜半岛局势问题。

在应约与阮富仲的通话中，双方领导人谈及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好伙伴”。

显然，在一些涉及地区稳定的重大国际事件中，“通电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斡旋手段，而且中国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

2014年3月，乌克兰徘徊在内战边缘。习近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奥巴马应约通电话，就乌克兰危机进行磋商，表明了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上的原则立场，“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冷静克制，要坚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危机。” 

不是拿起就打，要事先通报预约；通话用免提，现场有翻译；通话频繁，表明我国国际影响力大

调查发现，外交部公布的两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信息，外交部使用的表达都是国家领导人“应约与XX通电话”。

资深外交官、外交学院对外关系教研室教授周尊南表示，元首之间的通话不像老百姓之间拿起电话就能打的，而要经过事先通报、提前约定。“领导人表达通话意愿后，两国的外交部门就要认真协调、商定时间，双方达成一致后，两国领导人才能按照约定的时间与对方进行通话。”

那么什么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会选择用电话的形式进行交流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说，通常，两国领导人遇到一些事务需要直接商谈，或需要了解对方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又不能马上会面时就会采用打电话的方式进行沟通。这也体现出两国关系比较重要、面临的双边事务或国际事务比较多，“比如，我国领导人与美国总统通话，多数时候都是就国际事务交换意见。”

不过，元首之间通电话必须要双方都有通话意愿，如果只是单方“一头热”是无法打通的。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人生》中提到，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他一听说这一消息，就立刻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但江泽民不接他的电话。不得已，他只好不断在公开场合道歉。一个星期以后，克林顿才跟江泽民说上话。另据《环球时报》报道，克林顿当时曾3次建议使用中美“元首热线”，但中方出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考虑，没有理睬。

虽然是两国元首进行通话，但电话两端可不止元首二人。资深外交家、前上合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高玉生透露，元首间通电话是免提形式，由翻译现场交替传译。“在装有热线的整个屋子里，有主席（或总理），有记录人员，有时还有外长。”

有时也会有两国领导人不通过翻译，直接在电话中交谈的情况。比如，有着“中国通”之称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曾用中文与习近平在电话中交谈。2013年7月9日，出任澳大利亚总理不久的陆克文曾发微博称：“昨晚我在办公室和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我们用中文谈了半个小时，讨论了一些中澳、亚太地区和国际方面的重点。我和习主席都很重视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我也借这个机会邀请习主席明年来澳大利亚访问以及参加在布里斯班举办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该微博还配发了陆克文通话时的照片，可以看到，现场还有两位工作人员陪伴。

周永生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交流更加频繁，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他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更需要及时与中国沟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领导人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通过电话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保持交流，反映出我国积极沟通、积极解决问题的“积极外交”的姿态。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大国元首之间的热线电话，对紧急问题的磋商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和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之间都建立了“元首热线”，中国和日本、印度则开通了“总理热线”。

早在1998年5月，中俄就宣布开通“直接的总统热线”，同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的直通电话通信线路也正式建立；1999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法国，双方决定开通两国元首的热线电话，2000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再次访华，两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元首间热线的协议；2008年6月1日中越两国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领导人热线电话。

中日之间没有元首热线只有总理热线，并且这条热线的启动非常坎坷。早在1998年，江泽民访日期间就和日本时任首相达成建热线的共识，2000年，时任总理朱镕基访日时，这条连接日本首相官邸和北京中南海之间的专线开通。然而这条热线却一连“冷”了十年，因为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冰点，这条专线从未使用。直到2010年6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应约与当时新当选的首相菅直人通电话，才正式启动这条热线。

周尊南说，我国与主要的大国间都开通了领导人热线，这是基于双方都认为有进行最直接联系的必要而建立的。“建立领导人热线就说明两国关系非常重要，有了热线，发生重大事件，或两国需要对双边关系或其他国际问题进行磋商时，能够更加直接和高效率的沟通。”

高玉生认为，最初的大国热线主要是在容易出矛盾的大国之间，“目的是发生重大事件时能及时沟通，避免擦枪走火。”而盟国之间反而对热线需求不大，因为盟国平常就能经常沟通，“比如美英之间，通话非常频繁。”

自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至2014年7中旬，习近平先后与国际组织领导人、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应约通电话22次，平均每月超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