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

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

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腐败，也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法治监督不力是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给伤害家人。人民网有专家指出：“说起腐败，人们往往想到贪污，其实抢劫也是腐败的一种类型。早期资本主义列强贩卖黑奴、剥削工人、大搞全球殖民地、掠夺全世界的原材料、能源、文物，这不是腐败吗？是腐败。叫作腐败还不足以体现其恶劣，用‘奴役’和‘反人类’这些词描述更加恰当。”

腐败无处不在。它不只是公共官员滥用职权的问题，而是人们为了捞取任何不义之财而滥用职权（不一定是政府权力）的行为。另外还体现在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尽职、不作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思想颓废、麻木不仁等，这些腐败现象常被人们忽略，其实它对社会以及对人类发展本身危害极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发表署名文章，探讨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对策。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

文章建议，我国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抽查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一查到底，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未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

“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力”，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

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同时，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行为选择，使正直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裸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任职期间有意送妻儿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特点。

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学术腐败是90年代之后，风靡的一种社会现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典型案例有：

因存在严重学术诈骗行为，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被科技部公开撤销了其昔日获得的国家科技奖项。公众对这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可能并不陌生，因为早在去年3月，该成果的获奖者李连生，就因学术造假被西安交通大学解除了教师聘用合同。在央视等媒体的报道中，曾提到这一成果——6名老教授发现，早在2004年和2005年，李连生获得的另外两个重要大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也存在造假嫌疑。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主任夏纪梅伙同王哲等人，在申报2009年度“国家精品课程”（本科）时，张冠李戴，大肆造假，骗取名利。此事被打假名师、中山大学副教授郭颐顿在著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公开揭露，轰动一时。夏纪梅因此得了“夏骗骗”的外号。广大网民和有关媒体都认为：夏纪梅通过造假获得课题、资助资金以及学术头衔，从本质上说，属于“学术欺诈”范畴。

专家认为：要整治学术腐败，必须引入学术死刑，一有腐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乱世就要用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