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杜南

杜南在1828年5月8日出生在一个日内瓦的加尔文派家庭，他的父亲让·雅克·杜南(Jean-Jacques Dunant)和母亲安托瓦内特·杜南·柯拉顿(Antoinette Dunant-Colladon)都是生意人，他是长子。他的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这对他有重大影响，在生活中，他的父母都极力强调做人的价值，他的父亲积极帮助孤儿和被释放的罪犯，而他的母亲则帮助病人和穷人。

杜南成年后亦信奉基督教，他18岁时加入了日内瓦的社会慈善机构。次年，与朋友一起，创立了“星期四协会”，一名青年男子说，他们经常开会研究圣经和帮助穷人，他花了很多空闲时间从事监狱探访和社会工作。1852年11月30日，他创建了“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三年后，他参加了在巴黎的会议，专门讨论成立国际组织。

1849年，21岁时，杜南因为糟糕的成绩被迫离开学院，他去了一家典当行当学徒。圆满结束学徒生涯后，他进入了一家银行成为一名雇员。

1853年，杜南去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西西里，对转让和倒闭的公司，他尽量“收购”。

尽管缺乏经验，但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灵感来自旅行，他写下了第一本书，叙述了在突尼斯的经历，出版于1858年。

1856年，他在阿尔及利亚创建了一个商业运作的公司，从事玉米种植和贸易，当时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占领。但是，土地权和水资源的权利并没有拿到，法国殖民当局并没有和他有密切的合作。其结果是，杜南决定直接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出申请，法国当时正在和奥地利开战，拿破仑的总部设在(今天的意大利)的小城市苏法利诺。杜南写了一本充满了恭维赞扬拿破仑三世的书打算提交给他，然后前往苏法利诺，以满足他的要求。

苏法利诺战役

1859年6月24日晚上，杜南抵达苏法利诺，正好遇上法国、萨丁尼亚联军正在对奥地利作战。在那天的战斗中，有多达3万8千余人受伤，死亡，在战场上，似乎很少提供护理。杜南深感震惊，他自己采取主动行动，组织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和女童提供援助，以帮助受伤和生病的士兵。他们缺乏足够的材料和用品，杜南亲自组织购买所需材料，并帮助架设临时医院。他深信人人都能提供服务，受伤的人员不考虑到他们是冲突的哪一方，按照“全部是兄弟姐妹”的原则予以救助，附近的姐妹城市Castiglione也有人参加了进来。他还成功地帮助被法军俘虏的奥地利医生获释。

在7月初回到日内瓦后，杜南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名为Un Souvenir de Solferino(《苏法利诺回忆录》，1862年11月8日出版，又译《沙斐利洛的回忆》)的书。这本书出版了1600册，由杜南自费印刷。在此书中，他描述了这场战役、它带来的高昂成本，以及战役后的混乱状况。他还想出了主意，今后应该有一个中立的组织来照顾受伤的士兵。他给当时众多欧洲的权势人物分发了这本书。

亨利·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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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后来都在忙着红十字会与其它的人道救护事业，还推广成立类似世界图书馆的机构，因此没空管理自己的企业，而且最后那个水权也没拿到。杜南的企业在阿尔及利亚遭受严重挫折，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人文理想主义。在1867年4月，金融企业日内瓦信贷公司的丑闻将杜南卷进来，他被迫宣布破产，日内瓦商业法院于1868年8月17日裁决他是“采取有欺骗性做法的破产”。由于他的家人和很多朋友也参与投资了该公司，因而亦受到严重影响。这引起社会上的一片哗然，导致人们要求他从国际委员会出脱离出来。在1867年8月25日，他辞去秘书长，并于 9月8日完全脱离委员会。在1864年就成为委员会主席的莫瓦尼埃对杜南的被驱逐发挥了重要作用。

亨利·杜南

在1868年2月，杜南的母亲去世。他同时被“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开除。在1867年3月，他离开家乡日内瓦，并说在有生之年将不会返回。在随后的几年内， 莫瓦尼埃尽可能利用他的影响力，让杜南不会得到任何援助和他朋友的任何支持与鼓励。举例来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杜南获得了一个奖项，但组委会说只能作为一个整体颁发，杜南并没有拿到。拿破仑三世曾提议在杜南的亲友承担杜南一半债务的情况下由自己承担另一半，但被莫瓦尼埃从中阻挠。

移居巴黎后杜南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仍继续推行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计划。在普法战争(1870至1871年)期间，他创立了共同救济协会，不久后又创建秩序和文明共同联盟。他认为应当讨论裁军问题，并搭建一个国际法庭来调解国际冲突。后来，他又为建立一个世界图书馆而努力，该想法在将来的项目中得到反映，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871年，由于他经营的公司破产，使他负债累累。在此后的12年里，他简直成了流浪汉，经常睡在亭子间或公园里，贫病交加，受尽了折磨，最终于1892年住进海登地区医院而不被人知晓。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8年。

在继续推行和宣传他的想法过程中，他进一步忽略了自己的个人状况与收入，致使税务增加，并被熟人和朋友躲避。尽管他被奥地利、荷兰、瑞典、普鲁士和西班牙的国家红十字会任命为荣誉会员，却几乎被红十字运动的官方发展所遗忘，即使该运动正迅速扩展到新的国家。他生活在贫困中，在1874年和1886年之间，他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斯图加特、罗马、科孚岛、巴塞尔和卡尔斯鲁厄。在斯图加特时他认识了图宾根大学学生鲁道夫·米勒，后来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友谊。1881年，与斯图加特的朋友们一起，他首次到瑞士的度假村海登。1887年在伦敦生活期间，他开始每月收到一些远亲的资助。这使他的日常生活有所保证，同年7月，他搬到了海登，并在那里度过余生。1892年4月30日起，他住在由Hermann Altherr医生主持的医院兼疗养院里。

他在海登认识了青年教师威廉Sonderegger和他的妻子苏珊娜，他们鼓励他纪录自己的生活经历。

1895年，一位新闻记者去海登医院采访，无意中发现了杜南，并得知他就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于是在报上作了报道。这篇报道轰动了全世界。瑞士联邦委员会颁发特奖，表彰杜南的行动"促进和平与团结"。莫斯科国际医学大会也为他颁奖，颂扬他为受苦人民所作的贡献。许多国家的红十字会急切希望接纳他为会员或担任名誉会长。

Sonderegger的夫人创办了一个海登红十字会分会，杜南于1890年成为其名誉主席。杜南希望与Sonderegger一起进一步推动自己的想法，包括出版他的新书。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杜南对 Sonderegger的无理指责而受打击，因为杜南认为Sonderegger与日内瓦的莫瓦尼埃在合伙反对自己。Sonderegger死于1904 年，享年仅42岁。尽管他们曾一度关系紧张，但杜南对Sonderegger的意外死亡深感痛心。威廉和苏珊娜夫妇即使在受到杜南指责后，依然对杜南满怀钦佩之情，这种感情也传给了他们的孩子。1935年，他们的儿子勒内出版了一本杜南写给他父亲的书信汇编集。

1895年9月，圣加仑《东部瑞士人》报主编Georg Baumberger撰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一个月前在海登遇到的这位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这篇名为“Henri Dunant, the founder of the Red Cross”(亨利·杜南，红十字会创办人)的文章见报后被欧洲各国报刊不断转载，引起轰动，他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与支持。他获得了瑞士Binet- Fendt奖和天主教教宗利奥十三世写来的信。由于来自沙皇寡妇玛丽亚·费奥多萝芙娜的支持及其它捐助，他的财务状况得到大大改善。

1897年，当时在斯图加特担任教师的鲁道夫·米勒写了一本关于红十字会起源的书，对官方记述作出更改以强调杜南所起的作用。该书还附上了《苏法利诺回忆录》。杜南开始与贝尔塔·冯·苏特纳通信，并撰写大量文章与著作。他尤其积极撰写女权文章，1897年还帮助仅在布鲁塞尔有过短暂活动的“绿十字”女性组织。

1901年，亨利·杜南和弗雷德里克·帕西(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创办人)同获首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