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

“黎”是他称，是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西汉以前曾经以 “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来泛称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也包括海南岛黎族的远古祖先。

“黎”作为今天黎族的族称，最早见于唐后期刘恂著的《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多种不同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大量的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代越族发展而来，特别是和“百越”的一支——“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黎族图腾

20世纪50年代以来，

“合亩制”是黎族特有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合亩”是汉语的意译，黎语称“纹茂”，是“家族”的意思。过去一般叫做“翁堂沃工”或“翁堂打”，意思是“大家一起做工”或“大家的田”。从其本来意义看可能是一种较原始的家族公社。一个合亩包括着若干个家庭，各个家庭之间有着血缘关系，以后逐渐有非血缘成员参加，合亩内的主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由合亩统一经营，合亩全体成员共同劳动，按户平均分配。

黎族服饰

“合亩”地区生产力水平比黎族一般地区为低，以合亩为单位进行生产，全部使用木耙或竹耙，铁制农具有犁、锄、钩刀、铲、手捻小刀等。犁的质量差，犁头较小。手捻小刀是收割工具，割稻时逐穗捻割。用牛踩烂田泥，然后插秧。“山栏稻”（旱稻）的种植约占稻谷播种量的20%。生产中禁忌多，如遇牛日，不能用牛犁田、耙田；鸡日，妇女不能拔秧；蛇日和马日，不能犁田、耙田、播种、收割等等。男女分工更加严格，男子负责犁田、耙田、浸种、播种、灌溉、挑稻、防兽害和烧山栏地，妇女管理选种、插秧、除草、收割和播山栏稻种子。劳动中简单协作比较盛行，不分工种，不分轻重，都是大家一齐干。稻谷每亩年产量仅达120斤左右。狩猎一般以村为单位进行，猎获物在村内按户平均分配。

从合亩的成员间的关系来看，合亩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由父系亲属以至少数母系亲属组成；另一类是除亲属以外，并有非血缘的外来户参加。这两种类型的合亩所占的比例各地不一。一般的规律是，合亩的规模越大，属于后一个类型就越多，反之，规模越小，则纯血缘的类型就越多。

每个合亩有一个亩头，亩内其他成员就是亩众。亩头黎语称“畏雅”，意即“犁第一道田路的老人”，由辈份最长、年龄最大者充任。亩头负责管理合亩的集体生产和分配，以及和他的妻子分别执行生产中一些宗教性质的仪式。亩头的妻子在管理妇女的生产活动方面，是亩头的助手。亩头又是一个自然社会的领袖，除领导合亩生产和分配外，还对亩内或合亩与合亩之间的一切重大事情负责，如处理和保管公有财产、亩内外纠纷和接收外来户等等，亩众一般表示服从，但没有强制权力，亩众可以主动提出分亩或退亩。分亩时，亩头照例可多分得一些田产。

合亩内，亩头与亩众以至亩众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除外来户外），亩头除按传统习惯多分配一些产品外，在其它方面与亩众同处于平等地位，如平等参加集体劳动，担负共同费用，共同防卫外来袭击和平等享受权利等。此外，还保留互助合作的传统习惯。随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势力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亩头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分配中取得某些特权，把具有宗教性质的和属于公共支配的传统留粮攫为己有，并随意增加留粮的数量，使之变质为剥削。同时，以外来户作为剥削的对象。少数亩头与政府相勾结，出任总管、团董、哨官、乡保长等职务，对亩众进行压迫和剥削。合亩原来共耕、平均分配、互助合作等传统形式已被亩头利用作为统治和剥削亩众的手段。

到新中国建立前，半数以上的合亩除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外，已经吸收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来户 “龙仔”参加。龙仔都是因为生活困难或抵偿债务而投靠他人，也有属于政治上的投靠，求得“保护”。被投靠者叫做“龙公”，“龙公”黎语称为“沃凡”，直译为“做富人”，有“做主人”的意思；“龙仔”黎语称“沃伐”，直译是“做穷人”，也有“做长工”的意思。在合亩内，龙公绝大多数都是亩头，但亩头也有沦为别亩的龙仔的。个别亩众也可以收纳龙仔，至于龙仔则完全是外来户。在缔结龙公、龙仔的关系时，要砍箭立约。龙仔大多住在家里，一般有人身自由，拥有少量土地、牛只，经常要给龙公送礼和提供一定的劳役。有一部分龙仔迁居到龙公合亩中，人身不自由，经济地位低下，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受到龙公的剥削。

合亩地区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是很复杂的。耕地的占有分为合亩公有、亩内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合亩公有的耕地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几户伙有的和一户所有的水田是买来的，旱田是自己或雇工开垦来的。各种占有的比例随着地区和合亩的不同而各有不同，一般是没有或少有外来户的血缘亲属组成的合亩中，耕地占有以合亩公有的多，次为几户伙有，再次为一户所有。另一方面，外来户较多的合亩中，耕地以几户伙有为多，次为一户所有，再其次为合亩公有。个别合亩中，耕地由亩头一户私有或其兄弟几户占有，公有耕地已不存在，大量的外来户，片土皆无。牛只的占有一般是一户私有为主，几户伙有次之，合亩公有已不占优势。无论那一种占有形式的耕地、牛只，绝大部分都交由合亩统一经营和使用，不计报酬。但所有者可以自由租佃、抵押和买卖，并由父系继承。但当合亩中某一成员因天灾人祸等原因而丧失自己的耕地、牛只后，尚有不足以应付时，其它有亲属关系的亩众，有义务把自己的田地、牛只变卖帮其抵偿，因而合亩中所谓私有制的所有权就受到限制而未能充分实现。

除了耕牛外，农业、手工业、渔猎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完全归一家一户所有。随着私有耕地、牛只的存在，合亩地区土地买卖、典当的现象逐渐普遍。租佃关系发生于合亩与合亩之间、合亩与个人之间，以至个人之间。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对半分的活租制。牛只的出租比买卖更普遍，借贷关系也发生于合亩内部和合亩之间，有些合亩也出现雇工剥削。

随着剥削关系的产生与土地、牛只的自由买卖，合亩内各户以及合亩间生产资料的占有日益不平衡。与此同时，合亩内部产品分配方式也日益复杂。合亩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或几户伙同进行生产，所得产品或出租土地、牛只所得的地租、牛租，归该户或几户所得，不归合亩分配。合亩集体生产所得归亩头分配，除扣种子、“稻母”（只有亩头一家人可食用，不得转让或出卖，但可用来救济亩内困难户）、“留新禾”（收割前，亩头的妻子先割回十多把稻谷煮饭酿酒，亩头夫妻吃一天后，次日全合亩的人一齐来吃）、“酿酒粮”（约数十斤稻谷，由亩头掌握，待插秧完毕后全合亩成员共饮）、“公家粮”（数量不定，由亩头掌握，用作待客、成员结婚、盖房子等，有的用以救济亩内缺粮户）等外，余下的按户平均分配（有些地区也照顾人口）。在一些内部已经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合亩中，亩头往往以各种借口多分一些稻谷。

根据合亩内外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合亩内部没有产生剥削关系，基本上是共耕和互相合作的关系，亩头和亩众之间以至亩众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这类合亩多以纯血缘亲属组成，个别的也有外来户，但很少。其中个别的合亩内部虽无剥削关系，但亩头对亩外的人，以及合亩对亩外的人、合亩与合亩之间已产生了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合亩内部或对外都已产生了剥削关系，亩头对亩内众多的“龙仔”或对亩外的人已经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关系，传统的合亩共耕仅仅留下了一个躯壳。

合亩制内部生产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但从合亩制组织的基础、“亩头”的社会地位及作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使用、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分别消费等内容分析，合亩制性质的本质是一种原始的父系家长制的家庭（家族）共耕合作组织。虽然合亩制内部客观存在贫富分化甚至是剥削等因素，但这只能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这种原始组织正濒于最后解体状态。

在今五指山、保亭、琼中等地，1949年前仍保留着一种具有特色的基层社会政治组织，即“峒”，原意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关于黎族峒组织，文献早有记载，尤以宋元以后的文献记载颇多。峒有大小之分，大峒之下包括几个小峒；一个小峒，一般由2个以上自然村组成。峒与峒之间有森严的疆界，互不侵犯。峒与峒一般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成为婚姻集团，但因为一些利益关系，如有越界开荒、渔猎、伐木、采藤等，往往也会引起峒与峒之间的纠纷和械斗。血缘纽带是峒的组织基础。每个村峒都有一个至数个村头和峒头，称之为“奥雅”，一般由长辈或能说会道的人担任，负责维持秩序，调解纠纷，较大的事件还要召开全峒会议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加强，峒的组织便成为封建的统治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大小峒头分别当上“团董”、乡、保、甲长等。

早在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区党委就在白沙县毛栈乡（今五指山市毛阳镇）成立了“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是海南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政权。1952年7月1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1955年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更名为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海南民族地区正式实施……1987年12月，根据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同时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三亚升级为地级市，成立东方、乐东、陵水、白沙、昌江黎族自治县和琼中、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并决定原自治州所辖市县继续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优惠政策。1997年3月，东方黎族自治县撤县建市。此外，1987年在海南全面开展撤区建乡（镇）工作中，结合海南散居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在海南共建立了12个民族乡（镇）。

新中国成立前，黎族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性不平衡。在占黎族总人口和总面积94﹪以上的地区，与当地汉族大体一样，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地主经济比较发达，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比汉区略低。铁质农具如犁、耙、铲等虽早已使用，但不普遍，农民普遍使用木耙耙田。农业生产以稻谷为主，其中种一造的旱地较多，种两造的水田较少。一犁一耙，不重视中耕除草，很少施肥，每亩年产量仅有150斤左右。种“山栏稻”（旱稻）更加粗放，把山林砍倒烧光，戳穴点种，二、三年后就丢荒，另择地烧垦。“山栏稻”约占全部稻谷播种量的5%。手工业、饲养业和商业也不发达。

在原保亭、乐东、白沙三县交界的五指山腹地（今属五指山市），还保留着带有浓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合亩”制度。当时的合亩制地区有26个乡，13000多人，约占当时黎族人口（36万）的3.73%。“合亩”地区生产力水平比黎族一般地区为低，以合亩为单位进行生产，全部使用木耙或竹耙，铁制农具有犁、锄、钩刀、铲、手捻小刀等。犁的质量差，犁头较小。手捻小刀是收割工具，割稻时逐穗捻割。用牛踩烂田泥，然后插秧。“山栏稻”（旱稻）的种植约占稻谷播种量的20﹪。生产中禁忌多，如遇牛日，不能用牛犁田、耙田；鸡日，妇女不能拔秧；蛇日和马日，不能犁田、耙田、播种、收割等等。男女分工更加严格，男子负责犁田、耙田、浸种、播种、灌溉、挑稻、防兽害和烧山栏地，妇女管理选种、插秧、除草、收割和播山栏稻种子。劳动中简单协作比较盛行，不分工种，不分轻重，都是大家一齐干。稻谷每亩年产量仅达120斤左右。狩猎一般以村为单位进行，猎获物在村内按户平均分配。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政府就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领导了海南各族人民进行清匪反霸。特别是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解决了贫苦农民长久渴望解决的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松涛水库、石碌水库、大广坝水电站枢纽工程等一大批水利设施的建成，逐步完善了农业基础设施；20世纪50年代铁制农具的使用，60—70年代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被采用推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海南建省以来农业科普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农村科技人才的培养、良种繁育体系的建设、现代农业新技术的引进等等。改变了黎族地区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面，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

黎族人民在解决温饱的同时，还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热带水果、热带作物、冬季瓜菜的特色农业，大大拓宽了致富门路。香蕉、芒果、荔枝、龙眼等热带水果在黎族地区已逐渐形成基地化、规模化、商品化生产态势；橡胶、椰子、腰果、剑麻、咖啡、南药等热带经济作物已成为黎族地区的优势产业；冬瓜、毛瓜、甜瓜、豆角、西红柿、辣椒等冬季瓜菜种植已达200多个品种，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岛外和出口港澳等地[1]  。

黎族传统社会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体系，处在原始宗教阶段。

黎族信奉万物有灵，盛行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从事宗教活动的巫师称为“道公”、“娘母”，他们一般不脱离生产，在需要时才主持送鬼、占卜等活动。除道教在黎族社会中影响较大外，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影响有限。

黎族普遍相信巫术，认为巫术能使人害病死亡。被诬指行使这种巫术的人，男性叫“禁公”，女性叫“禁母”。新中国建立前，“禁公”、 “禁母”往往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惧怕。

黎族传统禁忌很多，涉及生活、生产、生育、节日、丧葬、婚姻、宗教、狩猎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情况已发生较大的改变。

服饰

黎族饮食

黎族传统服饰文化内涵丰富，各方言区差异比较明显（尤其是女子服饰），在历史上曾经是区分不同血缘集团和部落群体的重要标志。

在传统服饰中，黎族妇女常穿直领、无领、无纽对襟上衣，有的地方穿贯头式上衣，下穿长短不同的筒裙，束发脑后，插以骨簪或银簪，披绣花头巾，戴耳环、项圈和手镯。

男子传统装束一般结发于额前或脑后，上衣无领、对胸开襟，下着腰布（吊襜），部分美孚黎男子上衣与女子无多大分别。

在哈、杞、美孚、润黎少数健在的老年妇女中还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文身习俗。

黎族一般日食三餐，以大米为主，“山栏”

音乐

音乐

黎族的音乐和民歌是分不开的。演唱的方式有独唱、对唱、重唱、齐唱等。曲调甚多，有优美抒情的，也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和刚毅的性格。

民间乐器有鼻箫、口弓、水箫、洞箫等。鼻箫用鼻孔吹奏，柔和低沉，宜于抒情。口弓用薄竹片或铜片制成，吹奏时用手指弹动弓片，节奏自由。水箫音色清脆，音量响亮。

黎族的舞蹈有《

黎族婚姻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

新中国成立前，婚姻多由父母做主，但姨表及同宗均不得通婚。部分地区存在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女子出嫁后不久就返回娘家，一直到怀孕，才回夫家定居。“玩隆闺”（又称“放寮”）是黎族地区普遍存在的恋爱习俗，黎族青年男女成年后常在“隆闺”约会，经过一定时间，情投意合的双方常能终成眷属。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旧习俗已逐渐被废除。

黎族婚礼

黎族一般实行土葬，葬俗因地区、方言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五指山腹地，人死后，则鸣枪报丧，男人用独木棺葬于本村氏族公共墓地，外村嫁来的女子，则需抬回其娘家由娘家料理丧事，并葬在娘家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