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

宋教仁6岁进入私塾读书，17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清

主张：“责任内阁制”。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宋教仁开始公开地有针对性地抨击时政和阐释他的政治观点，应当始自1905年。由此至

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

百年来，以上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曾经板板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

应夔丞向洪述祖报告任务已完成的密电

袁世凯

正方：国会选举前后，宋教仁尖锐地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这危及了袁世凯的统治地位。

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右图）（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收录了，案发前后，应桂馨和袁世凯，洪述祖来往的电报。 3月13日，应夔臣给洪述祖发电报称“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而后应桂馨给洪述祖的电报“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电报内容已经赤裸裸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

反方：不可能！宋是国民党内唯一愿与袁世凯合作的领袖。唐德刚对袁宋关系有个段子：

“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

如果袁想杀宋也不会选择这个敏感时间。宋此行北上正是与袁商谈国事。袁大可以先“听其言，观其行”嘛。

国民党当时已经选举获胜，宋教仁死了，依然会有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总理的，换一个火暴的黄兴来还更难摆平。袁难道想不到这一点？

《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据袁克文回忆，袁世凯曾说：我代人受过多的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袁克文引袁的这番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虽为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但是都没过半。而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以及“其它党派” 组成的“拥袁”派却过了半数。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其它党派”的性质。其成员大多由袁大总统直接点派的“蒙藏等地议员”组成。

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正方：赵秉钧杀人动机很简单，宋要来做总理了，赵往哪搁呢？此说有“证据” 支持：

赵秉钧

“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曾向他出示了某人照片，以1000元赏格，让他去杀掉该人。他推辞了，案发后，他发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

1901年，袁世凯委以赵秉钧创办巡警的重任，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其后又建立全省巡警网，深得袁的欢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 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

根据这些线索，捕房到应桂馨家搜查，竟意外抓到刺宋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武在审讯中供认，他在两个月之前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应答应给他1000元，并拿出宋的照片，让他行刺，并先付他30元。

巡捕房对应宅进行了两次搜查，搜出作案凶器——五响手枪一把。该枪尚存子弹两颗，与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此外还查出一批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甚至袁世凯。

赵秉钧交给应夔丞的手令，内有联络通讯密码。

反方：赵与宋其实私交甚好，赵甚至于把宋当偶像看待。

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此人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

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

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死。袁世凯令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后追封赵为“一等忠襄公”。

赵死后传说纷纷。坊间说是袁毒死了赵，说：赵抑郁成疾，袁特派名医给他看病。谁知药入口后，腹如刀绞，便呜呼毕命了。但反此说者认为：从各方面看赵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袁杀赵找不到铁证。

正方：宋教仁不仅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能说会写，且擅长演说，热衷于政论。尽管孙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是此时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已离开北京去了日本。孙中山走后，黄兴也回湖南度岁。宋教仁成了代理理事长，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

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陈其美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陈其美、应桂馨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为人一向胆大妄为，心狠手辣，谋刺李燮和、陶骏保、陶成章、夏瑞芳都有他的身影。

宋教仁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曾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单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

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时党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反方：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宋案已发生了近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

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

袁世凯的第一反应

据章士钊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孙中山的第一反应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1913年3月21日孙中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

当晚在黄兴家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孙中山10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赵秉钧的第一反应

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秉钧正主持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

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

黄兴的第一反应

据说开枪时，黄兴正在现场，于是他将宋教仁扶住说：“我们一方面将宋教仁先生送到附近医院，另一方面迅速派人追捕凶徒。”

黄兴

宋教仁手术出来后，住在单间病房。黄兴代拟一电文，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

临终前，“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睹此心痛，用双手扶着宋的臂膀，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黄兴痛哭失声。”

在悼宋教仁的挽联中，黄兴严斥 “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再杀张振武，今年1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事后警方追查凶手为失业军人武士英、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暴死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

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宋教仁赠冯心侠对联

定志而勉之，天下无不可成之事。—— 摘自宋教仁日记

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宋教仁《致李、胡二星使书》

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宋教仁自题联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若一己目的未定，茫茫无据，但以志愿将就学问，不以学问将就志愿，必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甚且终身一无所成焉，亦未可知也。东京学校甚多，应吾人种种志愿之学问，皆无虑不足，自抱定目的来学而已云云。

——摘自宋教仁日记1905.9.9篇目

《我之历史》，六册，1920年湖南石印本

《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册，1905年5月东京铅印本

《醒狮》，四册，1905年9月东京创刊

《民报》，二十六册，1905年11月东京创刊

《间岛问题》，六册，1908年上海初刊本，1914-1916年地学杂志重印本

《民立报》，六册，1910年10月11日创刊，上海印行

《比较财政学》，日本小林丑三郎原著，宋教仁译，1911年上海印行

家庭成员

方氏：宋教仁之妻。生前常居于家乡－湖南桃源。夫故去后，接受爱国人士捐款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颁发抚恤金予安顿生活。独子于上海求学期间，每逢暑假即前往沪探子。惟独子病逝后，生活失去重心。1964年5月24日，吴相湘在其著作《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的自序中记载：‘又见报载宋先生遗属寡媳一人在桃源转徙流离孤苦伶仃之讯（宋之独子殁于抗战前）；更伤英雄无嗣之凄凉。’

宋振吕：宋教仁与方氏之独子。少年时，离乡赴上海读书，毕业后曾留学日本；1934年随行欧洲司法考察后，曾服务于中华民国监察院审计部至1936年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36岁）。1950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宋振吕之妻叶惠英亲笔签发证明，追认宋教仁为革命烈士。

宋奇璋：宋振吕之独女；婚后育有2子3女。

宋丕兴：宋奇璋的孙女、宋教仁的玄孙女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他在发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常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岁之龄，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

宋教仁遗照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

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着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袁世凯约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 ，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宋渔父先生史谭》)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

于右任为宋教仁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报纸

民国初始，有的人忙于权力博弈， 却也有一批试图在早已经陷入恶性专制循环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人士，他们的代表除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外还有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汤化龙和宋教仁虽然分别属于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但他们却有着符合现代议会民主特征的友谊。武昌起义期间，他们携手制定了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宋教仁遇刺身亡时，虽然不同政党党魁的汤化龙尤为悲愤，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1924年6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侧思状，下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

宋教仁墓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白话文翻译如下：

先生的死，全天下的人都感到惋惜。先生的行为，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又要如何记载呢。照实写下吧？实写有人会杀了我。扭曲事实写出来吧？这样连天都要杀我。哀叹你在九泉之下的泪水，天下人流出的鲜血，我所写的墓志，都将成为那国贼的铁证。我把它刻在空山的石碑中，期待将来有一部好的史书，将史实刻在各位的心中，将证据永存于天地。叹息！

1．宋教仁故居(出生地，现已重建）坐落在桃源县漳江镇渔父村，该村风景优美、秀丽，故居毁于十年动乱，对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桃源县委县政府拟在县城重建渔父祠，以为纪念。

宋教仁故居

2．宋教仁故居（鬯春堂，位于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最西端，游客罕至的绿荫深处，有一座欧式巴洛克风格的精致小巧的两层洋楼，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来于大内皇宫与“夏宫”颐和园之间的行宫畅观楼。与畅观楼遥对，是清乾隆时期乐善园的遗存建筑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面回廊，周围假山环抱，古槐遮荫。这清幽静谧的楼房，曾住过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国民党的实际组建者宋教仁。

畅观楼建于光绪年间，是清末乐善园中最高的一组建筑，也是北京地区惟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慈禧太后西式行宫，其建筑风格为欧洲巴洛克造型。畅观楼坐北朝南，三面环水，背靠青山，楼南小溪之上建有汉白玉小桥一座。桥南两侧摆搁铜铸雄狮、麒麟各一，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为清代北京地区铜铸之精品。

辛亥革命后，畅观楼曾作为北平农事实验场及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袁世凯当政时期，畅观楼一度成为国民党先贤在京秘密串联抗袁人士组织政党内阁、实现真正共和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畅观楼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许多名人先贤驻足的痕迹。

1916年6月，为纪念宋教仁，人们特地在鬯春堂与畅观楼之间建造了一座高约2米的宋教仁纪念塔。纪念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只余一座两层的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