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峰口

《水经注》中称林兰陉，宋、辽、金时称松亭关。相传，从前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方访寻，正好与子相会此处，父子相抱大笑喜极而死，遂葬于此，因此又得名喜逢口。明永乐年间改称喜峰口名至今。明景泰三年(1452年)，喜峰口重建关门。关门楼高4丈，名叫镇远楼，三道关门之间由坚固的石基砖墙连成一体，城墙的六个接触点均有空心敌楼驻兵戌守，西城墙与万里长城主体相连，蔚为壮观。

喜峰口地处交通要冲，雄关险塞，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宋诗人

喜峰口关周围是一片低山丘陵，海拔高度由南200余米，向北升高至1000余米，地形突兀，交通困难。由滦河所形成的谷道使成为南北往来的天然孔道。喜峰口关处，左右高崖对峙，地形险要。由此出关折东趋大凌河流域，北上通西辽河上游及蒙古高原东部，向西南经遵化和冀北重镇蓟州（今蓟县）可至

这条路径向来是从河北平原通向东北的一条交通要道。喜峰口关扼此要道咽喉，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古时喜峰口一带是汉族与北方及东北方民族交往频繁之地，历代有兵戍守，唐时这里叫卢龙塞。

喜峰口歼敌英雄：

汉朝

汉朝时初设松亭关于此，后松亭关北移至今宽城境内，原关口在唐朝之前改称卢龙塞，因传说古代有父子失散已久，终于此处相逢，故俗名“喜逢口”。

明朝

明宣宗宣德年后，此处逐渐成为明朝实际控制区与蒙古诸部落之间的分界线，双方不时激战于此。

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明政府在此筑关与长城相连，称“喜峰口关”，后遂通称喜峰口。

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

北京--金海湖--黄崖关--兴隆外环—宽城外环—喜峰口景区（北线路书2）

北京—密云--兴隆外环—宽城外环—喜峰口景区（新北线路书1）

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布防，第三军团29军担任喜峰口至马兰峪方面的作战。1933年3月10凌晨，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29军的三十七师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到，赵登禹率队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1933年3月12日凌晨开始，赵登禹、佟光泽两个旅分两路包抄敌营，拂晓前赵登禹到达日军特种兵宿营地，大刀队如神兵天降，痛歼睡梦中的日军。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1933年3月9日至1933年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4000余人。29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

29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冯玉祥与蒋介石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建成，因此屡受冷遇。开赴喜峰口时，29军兵力虽有20000多人，但装备极差，重武器很少，弹药也不足，使用的步枪不仅样式陈旧，数量不够，许多还配不上刺刀，因此每人配备大片刀。

29军的抗日勇士们用大刀砍掉了无数敌人脑袋，然而大刀只是旧时的兵器，无论使用它的人如何神勇，也无法抵挡敌军的飞机炮火。

兰玉田说，他亲眼看见29军的炮弹落到鬼子人群中，一颗、两颗……一直落了13颗都没有爆炸，直到第十四颗才炸响。武器装备落后如此，这场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了。 1933年4月13日，29军撤出喜峰口，在兴城以北滦河西岸布防。4月14日，日军突入喜峰口。4年后的“七·七事变”中，29军再次对敌军挥起大刀，曾经在喜峰口英勇抗战的赵登禹为国捐躯。

历史事件

1933年3月9日，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占领北侧长城线山头。驻遵化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抱国耻奇痛，组大刀队500名于晚间潜登日军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军砍毙。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次日，日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攻。时二十九军主力部队亦相继抵达。赵登禹率部伏处各峰峦幽僻处，待敌炮火暂戢，敌兵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赵负伤，仍督战，士兵更英勇，给敌以重创。同日，中央军关麟征部开抵古北口，官兵们激于爱国热情，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第十六旅团的进攻。11日晚，赵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18门，烧其辎重粮秣。这便是著名的喜峰口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