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学

民俗文化学

1987年12月的《

一个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的国家，它的社会大都有上下阶级的存在。那些不同阶级的人群，彼此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有明显的区别，在文化上也显然有着“楚河汉界”。从历史文献的资料看，我国至少从商代起就有这种分化的社会状态。自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展，这种阶级分化的状态就更加强化了。到了近代，上层阶级社会的贵族、富豪的文化，跟社会中、下层一般民众的文化不仅是互相区别的，互相对立的，乃至于是互相对抗的。单从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看，情形就很显然。长时期对封建社会（以至于后来的半封建社会）中，那些拥有财产、握有权力的上层人士，他们当然拥有符合自己要求和趣味的正统文学。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和城市人民，他们既然有自己的生活和观感、欲求，也有那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文艺传统，因此，必然也要产生和享有自己的文学。但是，在那样时代里，上层人士，一般都抱有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民俗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文物的价值，民俗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它早已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并镌铸着中国人深层的心理积淀，与今日与未来都是息息相通的。正如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所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祖文传之，子孙继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主义）足见民俗文化与民族精神之改造关系极为密切。民俗文化既源自传播，又在现实社会中变异，它纵向承接古今，横向又沟通内外，它既蕴藏着民族的主体精神，又包含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以科学的主人翁精神，去探求民俗文化中人的主体意识，并探寻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民俗传播过程中的传承变异和发展轨迹，高扬民族精神之优长，辨析民族精神之缺失，这门学问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旧中国处于黑夜沉沉时，曾发出这样的呐喊：“冲抉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直到八十年代、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为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写序言时，钟教授这样写道：班尼女士的那种范围比较狭隘的观点，在我们过去学界中占着相当位置。一提到民俗学的对象，大家就只想到传统、故事、歌谣、婚丧仪礼、年节风俗及宗教迷信等。其实，这种看待民俗学的范围以及它所包括的项目的见解是比较陈旧的……今日世界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