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

生物学上，人被分类为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学名为Homo sapiens 或 Homo sapiens sapiens 但后者多数不为学界一致认可）。智人意指拥有高度发展的头脑。精神层面上，人被描述为能够使用各种灵魂的概念，在宗教中这些灵魂被认为与神圣的力量或存在有关；而在神话学中，人的灵魂也会被拿来与其他的人型动物作对照。如人工智慧或天使是独立于活的肉体的灵体，但只能以一些指令运作，兽人或亚人则只有欲望和肤浅的情绪。文化人类学上，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与科技发展的生物，尤其是他们能够建立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生物学上人的学名为“智人”（拉丁文homo为“人”，sapiens即“聪明的”），与黑猩猩、大猩猩、猩猩、长臂猿、合趾猿同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人类与其它灵长目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类直立的身体、高度发展的大脑，以及由高度发展的大脑而来的推理与语言能力。由于人和猿血缘相近，动物学家D．莫利斯戏称人类为裸猿 ，并著述从各个角度论述人类种种行为的起源。行为学上来看人类的特征有：懂得使用语言，具有多种复杂的互助性社会组织，喜欢发展复杂的科技。这些行为学上的差异也衍生出各文化不同的信仰、传说、仪式、价值观、社会规范。

域： 真核域 Eukarya

界： 动物界 Animalia

门：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亚门： 脊椎动物亚门 Vertebrata

纲： 哺乳纲 Mammalia

目： 灵长目 Primates

科： 人科 Hominidae

属： 人属 Homo

种： 智人 H. sapiens

人的生命开始于受精卵。男性通常透过性交的方式使得女性受精，有时也可能以人工受精。人在生长初期称为受精卵，受精卵在女性的子宫历时38周经过各种生长时期，最后终于变成胚胎，再变成胎儿。变成胎儿后，就可以准备出生，胎儿被女性从体内娩出后第一次靠自己呼吸，同时改称为婴儿。一直到成为婴儿后，人才开始受到法律保护，少数某些地区可能由子宫内的胎儿时期就开始保护。人的生命结束于死亡。

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的生产过程显得复杂许多。长达24小时以上的痛苦分娩并不少见，有时甚至可能造成小孩或母亲的伤害或死亡。直到20世纪在某些发达国家才有比较高的生产成功率。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是否真的比较容易失败还有争议，因为这些地区的妇女声称她们所采用的自然分娩法不但较安全也较不容易对产妇与小孩造成伤害。

死亡往往带来不舒服的感觉或是惧怕（参看濒死经验）。葬礼是人类社会的特色之一，通常也起因于对死后世界的信仰。但一个人长生的方式往往只能透过后人的膜拜与继承。

研究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来自化石。人类学家运用比较解剖学的方法，研究各种古猿化石和人类化石，测定它们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从而确定人类化石的距今年代，将人类的演化历史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遗传学家则运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现代人类、各种猿类及其他高等灵长类动物之间的蛋白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差别大小和变异速度，从而计算出其各自的起源和分化年代。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古猿转变为人类始祖的时间在700万年前。

从已发现的人类化石来看，人类的演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南方古猿阶段。已发现的南方古猿生存于44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根据对化石解剖特征的研究,区别于猿类,南方古猿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能够两足直立行走。

(2) 能人阶段。能人化石是1960年起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陆续发现的。最早的能人生存在190万年前。能人在分类上归入人科下面的人属能人种。能人有明显比南方古猿扩大的脑,并能以石块为材料制造工具（石器），以后逐渐演化成直立人。

(3) 直立人阶段。直立人在分类上属于人属直立人种，简称直立人，俗称猿人。直立人化石最早是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发现的。当时还引起了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周口店陆续发现北京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才确立了直立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地位。直立人的生存年代约为170万年前到20余万年前。至今为止,直立人化石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均有发现。

(4)智人阶段。智人（Homosapiens）一般又分为早期智人（远古智人）和晚期智人（现代人）。早期智人生活在20万年前到10余万年前。晚期智人的生存年代约始于10万年前。其解剖结构已与现代人基本相似，因此又称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

根据目前已发现的人类化石证据，南方古猿是已知最早的人类。

（1）南方古猿阶段

南方古猿属于灵长目人科。人科不同于猿科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灵长类中唯一能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最早的南方古猿化石是1924年在南非开普省的汤恩采石场发现的，它是一个古猿幼儿的头骨。达特（R.Dart）教授对化石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这个头骨很像猿，但又带有不少人的性状；脑容量虽小，但是它比黑猩猩的脑更像人；从头骨底部枕骨大孔的位置判断，已能直立行走。于是，他在192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汤恩幼儿是位于猿与人之间的类型，并定名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那时的大多数人类学家都认为发达的大脑才是人的标志。

随后，在南非以及非洲的其他地区，人类学家又发现数以百计的猿人化石。经多方面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界才逐渐一致肯定南方古猿是人类进化系统上最初阶段的化石，在分类学上归入人科。

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100万年到420多万年前之间。他们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类型：纤细型和粗壮型。最初，一些人还认为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差异属于男女性别上的差异。纤细型又称非洲南猿，身高在1.2m左右，颅骨比较光滑，没有矢状突起，眉弓明显突出，面骨比较小。粗壮型又叫粗壮南猿或鲍氏南猿，身体约1.5m，颅骨有明显的矢状脊，面骨相对较大。从他们的牙齿来看，粗壮南猿的门齿、犬齿较小，但臼齿硕大（颌骨也较粗壮），说明他们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而纤细型的南方古猿则是杂食的。一般认为，纤细型进一步演化成了能人，而粗壮型则在距今大约100万年前灭绝了。

（2）能人阶段

能人化石是自1959年起，利基（L.Leakey,1903—1978）等人类学家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和肯尼亚的特卡纳湖畔陆续发现的。这些古人类的脑容量较大，约在600ml以上，脑的大体形态以及上面的沟回与现代人相似，颅骨和趾骨更接近现代人，而且牙齿比粗壮南猿的小。在分类学上，古人类学家将他们归入人属能人种（Homohabilis）。能人生存的年代在175万~200万年之间，当时粗壮南猿还没有灭绝。

与能人化石一起发现的还有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可以割破兽皮的石片，带刃的砍砸器和可以敲碎骨骼的石锤，这些都属于屠宰工具。因此，可以说能够制造工具和脑的扩大是人属的重要特征。

但是，能人是通过狩猎的方法，还是通过寻找尸体来获得肉食呢？能人脑的扩增与制造石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直立人阶段

直立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北京房山周口店直立人居住遗址出土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器、用火的遗迹和采集狩猎的遗物，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社会生活的缩影。

人类劳动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使用打制石器和用它制作的木棒等简陋工具，能做赤手空拳所不能做的事情。人们利用这些工具同自然进行斗争，逐步改造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人类从不会用火到会用火，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北京人会用火并能控制火。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和驱兽，促进了身体和大脑的发展，增强了同自然斗争的能力。

在北京人遗址中，除发现了采集食用的朴树籽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禽兽遗骸，其中肿骨鹿化石就有2千多个个体，说明北京人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

（4）智人阶段

早期智人：1848年，在欧洲西南角的直布罗陀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化石，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古人类就是最先被发现的、后来被称做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的早期智人，但当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尼安德特人的名称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市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1856年8月，在这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成年男性的颅顶骨和一些四肢骨骼的化石，被命名为尼安德特人。在这以后，尼人的化石开始在西起西班牙和法国、东到伊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到巴勒斯坦、北到北纬53度线的广大地区被大量地发现。尼人的生存时代为距今20万年至3万7千年之间。

在非洲，早期智人有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被认为是过渡类型的博多人（年代大约在距今20～30万年前）和发现于赞比亚的布罗肯山人（年代为距今13万年以前）。

中国的早期智人化石都是在1949年以后发现的，材料主要包括北部地区的大荔人（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金牛山人（发现于辽宁省营口县）、许家窑人（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丁村人（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和南部地区的马坝人（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银山人（发现于安徽省巢湖市）、长阳人（发现于湖北省长阳县）、桐梓人（发现于贵州省桐梓县）。

亚洲其它地区的早期智人还有发现于印度尼西亚梭罗河沿岸的昂栋人（也叫梭罗人），形态上显示出一些直立人到早期智人过渡的状况。

晚期智人：中国最先发现的化石晚期智人就是著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这些化石是1933年在龙骨山的山顶洞中发掘出来的，包括完整的头骨三个、头骨残片三块、下颌骨四件、下颌残片三块、零星牙齿数十枚、脊椎骨及肢骨若干件。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这些材料和当时所有的北京猿人化石一起在几个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不知去向。幸而在这批珍贵材料失踪前他们被作成了模型，这些模型成为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一时间段人类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

解放后，我国广大地区又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其中包括进化程度与山顶洞人相当的柳江人头骨（发现于广西柳江县）、比山顶洞人和柳江人进步的资阳人头骨（发现于四川资阳县）和穿洞人头骨（发现于贵州普定县），以及分别被称为河套人、来宾人、丽江人和黄龙人的零散化石材料。

人类学家主要是根据出土的骨骼化石来研究和判断人类的进化历史的，他们主要根据以下三个特点来确定人类与灵长目亲族的不同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生理和行为特征：第一个特点是牙齿的形状和式样；第二个特点是双足的直立行走；第三个特点是颅骨的大小和形状。根据这些特点和人体的其他特点进行推论，并把人类祖先的化石骨骼与现代人及现代猿的相同骨骼进行比较，就能找出人类进化方式的许多重要线索。

例如牙齿，灵长目中非人类动物的牙齿都很大，适合咀嚼树叶和其他相对坚硬的食物，而且都长着大而突出的犬牙，以抵御敌人的侵袭；犬牙和切齿之间以及犬牙和臼齿之间均有缝隙，且臼齿在切齿后面，排成平行的两排。人类的牙齿则明显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是，犬牙并不比其他牙齿特别突出，所有牙齿都比其他动物的牙齿小得多，而且排成连续不断的曲线形，中间没有任何空隙。实际上，人类的牙齿最初是从腊玛古猿开始发展变化的。因为腊玛古猿从其他猿分化出来之后，在地面上度过的时间愈来愈长，于是，巨大的犬牙逐渐退化了，而切齿却变得愈来愈锐利，以便咬碎较硬的食物。与此同时，臼齿也变大了，以便于咀嚼。后来的人类因为吃肉食，再往后又吃熟食，且越来越成为主要食物，这些东西由于容易咀嚼和咬断，所以牙齿变得越来越小，不留缝隙，排列密集而整齐。最后，甚至连颌骨也变小了，嘴巴不再往外突出，面部也便变成一个垂直的平面，和灵长目中所有非人动物往后倾斜的脸截然不同。

骨骼也是如此，虽然比牙齿要复杂一些，但根据已经发现的骨骼化石足以肯定某些进化趋势。例如，就上半身来说，人类的双臂逐渐缩短，但双手的动作却发展得愈来愈灵巧与协调。下肢则发展得便于直立、行走和奔跑，整个身体的重心后移至骨盆，这样可以使行动所需的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大猩猩的重心在胸部，所以很难长久站立。

人类能够直立行走的关键还是双脚。所有灵长目动物的双脚只有自前往后的纵向弓形，而人类的双脚还有自里向外的横向弓形，因而可以保持较久的直立姿式而使身体保持平衡。

当然，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还是人类的行为，这主要是由大脑来控制的。于是，脑髓愈来愈发达，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也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人类的大脑正常大小介乎1000～2000立方厘米之间，比灵长目任何其他动物的大脑都要大3倍以上。与此相适应的，人类的脑颅也越来越大，前额变得往前突出，头顶变平。

根据考古发现，有相距200万年左右的两个头颅骨，显示出脑髓小的非洲南方古猿和面孔小、脑髓大、会使用工具的现代人的头颅骨的鲜明对照。

因此，根据各种骨骼化石的不同特点，借助于遗传化学、比较骨骼形态学、对灵长目动物行为的研究以及对简单狩猎和聚集部落的社会学分析等手段，科学家们就可以推断出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并且排列出人类进化的家世谱系。

在距今10几万年前的非洲，出现了最早的在身体的解剖结构上与现代人完全相同的人类，他们被古人类学家称为晚期智人、现代智人或干脆就叫做现代人。晚期智人与早期智人形态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面部以及前部的牙齿缩小，眉脊减弱，颅骨的高度增加，使其整个脑壳和面部的形态越来越与现代的人一样。

虽然最早被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是法国的克罗马农人，但是迄今发现的生活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的化石都出现在非洲大陆，包括南非的边界洞人（年代在距今10万年以上）和克莱西斯河口人（年代最早为距今12～13万年，最晚为距今6万年，克莱西斯河口人在这个地区生活的时期至少长达6万年之久）、埃塞俄比亚的奥莫人（年代为距今13万年）以及的在坦桑尼亚莱托里地区发现的现代智人（年代为距今12万年）。同时，比过去的石器技术更为进步的、在窄石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石器技术也在10万年以前在非洲开始出现。这时候的欧洲还是掌握着相对原始的莫斯特技术的尼安德特人的天下。

中国最先发现的化石晚期智人就是著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这些化石是1933年在龙骨山的山顶洞中发掘出来的，包括完整的头骨三个、头骨残片三块、下颌骨四件、下颌残片三块、零星牙齿数十枚、脊椎骨及肢骨若干件。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这些材料和当时所有的北京猿人化石一起在几个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不知去向。幸而在这批珍贵材料失踪前他们被作成了模型，这些模型成为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一时间段人类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

这些骨骼粗壮的类型与爪哇发现的直立人及早期智人（昂栋人）在形态上有明显的的相似性；另一方面，那些骨骼轻巧纤细的类型则与中国柳江人在头骨上有明显相似的性状，显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此外，爪哇全新世的瓦贾克人类头骨、菲律宾塔邦洞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以及加里曼丹的尼亚头骨和新几内亚的艾塔普头骨，都表现出一方面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相似、另一方面又和中国晚期智人所代表的原始黄种人相似的性状。

美洲大陆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物为距今1万1千5百年的尖状器，1932年出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附近；同时出土的有猛犸象的骨骼。在此之前，1926年曾在该州的福尔索姆附近发现过时代稍晚的另一种尖状器，伴有现已绝灭的一种野牛骨骼。

人种是在体质形态或遗传特征上具有某些共同特色的人群，划分时可以根据外在特征（如肤色、发色、面部骨骼结构等）、基因、以及自我认同为标准。“种族”这一概念以及种族的具体划分都是具有相当争议性的课题，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差异，种族的概念也牵涉到诸如社会认同感以及民族主义等其他范畴。

18世纪时，人类群体之间的区别成为科学研究的重点（Todorov 1993）。早期的学者注重于总结及描述“人类的自然类别”，这即是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于1775年出版的人类五分法的文章的标题。但随着19世纪时人类学的形成，欧美学者开始试图解释各个群体在行为上和文化上的不同特征（Stanton 1960）。他们开始测量颅骨的大小及形状，试图解释智力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同特征（Lieberman 2001）。与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同时，欧洲人对于不同种族到底起源相同，还是各自进化，或各自被上帝创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Wolpoff and Caspari 1997）。

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民间对于民族之间的区别的普遍认知，和科学家对于这些区别的解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一名学者所说的“种族的意识形态”（Smedley 1999）。这种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旨是：种族是远古的，自然的，一成不变的，各不相同的。虽然一些群体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但是通过调查和研究，仍然可以辨别形成该混合群体的祖先民族。

19世纪时，有多位自然科学家在种族的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乔治·屈维埃（Georges Cuvier）、詹姆斯·考维斯·普里查德（James Cowles Pritchard）、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查尔斯·皮克林（Charles Pickering）、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其中屈维埃将人类三分，普里查德七分，阿加西八分，皮克林十一分。布卢门巴赫的五分法则是19世纪时比较常见的：

1.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主要分布在欧洲、西亚等地

2.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中亚、东亚等地

3.埃塞俄比亚人种，即黑色人种，主要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等地

4.美洲人种，即红色人种，主要分布在美洲

5.马来人种，即棕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注意：和20世纪时所说的棕色人种不同）

在布卢门巴赫之后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渐渐将美洲、马来两个人种归并于蒙古人种，结果进入20世纪初剩下三个主要的人种：

1.尼格罗人种，即黑色人种

2.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

3.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

20世纪最常见的分法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S·昆（Carleton S. Coon）提出的：

1.刚果人种，即黑色人种

2.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

3.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

4.澳大利亚人种，即棕色人种

5.开普人种（居于非洲南部，因在特征上和传统的“黑色人种”有别，而分列出来）

人和其他动物的联系和区别

人是在自然界永恒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因此，他与其他动物一样，无法摆脱自然界及其必然性。在生物分类学上，人类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在人类学上，具有同一起源，并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如发型、发色、肤色等）的人群称为人种或种族。现代人类学一般将人类分为三大人种：蒙古人种（也叫亚美人种或黄色人种）；尼格罗 -澳大利亚人种（也叫尼格罗人种或黑色人种）；欧罗巴人种(也叫欧亚人种、高加索人种或白色人种)。这些人种具有共同的祖先。

人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理特征。同他的最近的祖先猿在生理特征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身体垂直，用两条后肢行走，是人在生理解剖学上的重要特征。人手的拇指异常发达并与其他4指对立，8块形状多样的腕骨和 5根掌骨形成了宽阔的手掌。手部的鱼际肌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重要特点，能做对掌运动，是人手作精细动作的生理基础。人头骨的颅腔容积通常为1200～1600立方厘米，而猿脑颅腔最大也不超过 650立方厘米。借助语言并在大脑的生理基础上形成的第二信号系统是人特有的高级神经系统，它使人脑具有接受特种声音，即语言刺激的能力，是人进行抽象思维的生理前提。这些生理特征是通过劳动在从猿转变成人的过程中形成的。

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劳动，人的其余一切特征都是在劳动基础上产生的。人以外的动物没有劳动，它们都只是消极地依赖自然界，它们的活动是一种本能的无目的的活动，在活动中仅仅把自身的天然器官作为手段，并以自身的变化来适应自然环境，从自然界摄取现成的生活资料来维持生命。人不满足自然界提供的现成东西，他通过劳动把自然物制成工具，把外部自然力变成人征服自然的新手段，利用它改造自然物，把自然物变形或变质，使之服务于人的目的。人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在观念中存在着将要得到的结果。他必须使自己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劳动的目的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

为了劳动，人们必须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劳动使人逐渐成为社会的动物。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的，劳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他动物界中提升出来，“人类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挣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

在劳动中人还逐渐形成抽象思维的能力，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心理学特征。人进行抽象思维的生理基础是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协同活动。第二信号系统的功能是专门反映感官接收来的外部事物的信号的信号，即语言。而语言这种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理解的特殊信号，也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被固定下来。它的内容是从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一般的东西。没有语言这个工具，抽象思维是不可能实现的。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形式。人借助于思维，就能在对事物的认识中，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使人的认识从感性的直观达到理性的认识。通过思维，人还可以反映那些没有直接作用于人的事物和属性，也可以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对未来作出“超前”反映。凭借思维来认识自然规律，是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支配自然的必要前提。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人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又是人类社会的创造者。人是和社会同时产生的。社会是人们在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人的活动贯穿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生产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人们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而结成的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在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其他社会关系，同样是人活动的产物。社会历史规律是贯穿于人的活动中并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人类历史和其他动物发展史的区别在于，其他动物只是动物史的消极客体，人却积极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离开人的活动便没有社会的历史。就全部社会生活、社会历史都是人们活动的产物这个意义上说，人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同样，作为社会的存在物的人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形成。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主要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决定着人的历史变化。即使是饮食男女、繁衍后代等人的生理需要，也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来满足。历史上不存在脱离开现实的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的人，没有不带社会性的人的活动，也没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

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是在人的历史发展中实现的。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人们之间的狭隘的社会关系，而人们之间的狭隘的社会关系又制约着人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这时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其他动物一样要服从它的盲目支配，人的意识也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才逐渐从自然界分离出来，逐渐发挥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作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作用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在这些社会里，存在着私有制、旧式分工、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社会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妨碍着劳动群众的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奴隶社会的奴隶被当作会说话的牲畜，封建社会的农奴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不过是机器的附属物。创造历史的劳动者实际上只被看作历史的客体，而没有被看做历史的主体。人的主体作用是通过曲折的形式实现的。这种历史发展的矛盾只有在现代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消灭私有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对人们的统治，建立起对整个社会的生产进行计划调节的共产主义，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只要人成为社会的主人，进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就能充分自觉地发挥出历史主体的作用。

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

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漫长过程中，逐步认识自身的本质的。人类认识史表明，要在观念上形成一个与自然界相区别的“人”的概念，人自身与自然界的区别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还需要有较为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对人进行哲学的探讨，在中国始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典籍《尚书·泰誓》中已经提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说“惟人万物之灵”。墨子认为，禽兽有羽毛、利爪以保障自己的生存，而人则以“力”。荀子指出，只有人才能“裁其非类，以养其类”。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人之所以超出其他动物，在于他有能力利用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人性是这个时期各派思想家争论的一个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告子主张“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由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所以人性问题主要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进行探讨。直到宋代朱熹也还是主张“性，即理也”，他从“灭人欲，存天理”的封建禁欲主义出发，把人性看作“天理”的体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主张天理在于人欲之中，“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在欧洲，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把人、自然和社会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认为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人身上包含着宇宙的全部要素。德谟克利特用原子论说明了人的物质性，指出人的灵魂也是原子构成的，只不过这种原子比较精细圆滑而富于活动性质。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试图说明人与自然物的区别，曾指出人类在本能上“是一个政治动物”。但他把这一点看作仅仅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合群的性情”，对人性的认识仍然没有超出动物性，未能正确说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真实本质。

欧洲中世纪，神学观点居于统治地位。基督教神学把人看作是上帝的创造物，并从“原罪”中引出人的本性。圣经中说，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了上帝的意旨，所以后来的一切人都生而有罪。人一方面有着与上帝相通的神性，另一方面又有使他陷入罪恶的肉体，所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按照这种观点，人只有摒弃自然的欲望，皈依宗教，信仰上帝，才能获得拯救。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批判以神性贬抑人性，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人性论。以法国唯物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人性论把人看成是一种具有更高感觉能力的动物，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自身，即人的自然本性。J.O.de拉美特里宣称“人是机器”；C.A.爱尔维修宣称人“只是一个感性实体”，趋乐避苦的肉体感受性是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的永恒本性。近代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人性论把人从感觉实体上升为思维的实体，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而理性也就是自由。I.康德认为，人只有不受感觉世界的支配，服从自己理性发出的“绝对命令”，才是一个自己主宰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G.W.F.黑格尔很强调人的社会性，他已看到劳动是人的本质。 但由于他把人规定为理性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所说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L.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反对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观点，他认为人是一个“感性”的类存在物，“一个自然本质”。

现代资产阶级西方哲学在研究人的问题时，尽管提出过某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他们的共同缺陷仍然是离开人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考察人，宣扬抽象的人性论，重复着历史上的错误。他们或者宣扬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生物属性，或者宣扬人最初只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由这种理性造成的。

这些哲学学说都没有对人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说明，它们的根本错误，主要在于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去认识人的本质，因而就把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完全割裂了开来，看不到二者的统一，找不到二者统一的基础。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揭示出人的本质，创立了关于人的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的本质，并把这种方法作为观察和解决人的本质问题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分析问题，人固然也有自然属性，但体现人的本质的是其社会属性。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的生产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性的活动。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也改造着自己；人是什么这同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创造的社会关系是同一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现实中的人都是具体存在的，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人，有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具有不同的要求、思想和感情，因而他们的本质也是不相同的。在阶级社会中，具有对抗性质的生产关系表现为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而作为这种关系承担者的个人，便具有阶级的属性。互相对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使现实的人性带上了阶级性，但这并不排斥他们之间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的人性，即某种人类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