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千

沈逸千画作

沈逸千（1908—1944），上海嘉定人，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画家，现在已很少有人知晓。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历史的记忆》大型美术作品展中，沈逸千先生一幅《神枪手》作品（版面右下图），显现出的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令观众惊叹和震撼。

沈逸千画作

沈逸千先生1908年出生于上海嘉定，从小在嘉定生活、读书。20岁时沈逸千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逸千满怀爱国热情，创作了巨幅抗日救亡宣传画，悬挂在北火车站、上海新世纪游艺场。1933年，他偕同学北上，历经华北、西北、蒙边、察哈尔等地，一边写生一边宣传抗战。1939年至1940年，沈逸千组织“战地写生队”，率队深入延安、晋西根据地，用手中的画笔描绘了大量延安和太行山地区抗日军民的生动图画。他为毛主席画像，毛主席欣然写下“毛泽东，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并给贺龙发去电报，要求保护好“战地写生队”。他为朱德画像，朱德特地叫警卫员打了两只山鸡，慰劳沈逸千。沈逸千的这些作品后来在国内外发表时，曾注明“中国最受爱戴的政治家毛润之先生”。世人通过这些作品，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认识。

 在以后的日子里，沈逸千创作了大量抗战题材的作品。1942年，沈逸千在重庆举办画展，轰动山城。茅盾先生高度评价这次画展———“他是在后方收罗了大量的生活动态，带给前方的将士看，在前方抢救下血淋淋的斗争史料，带给后方民众看。”然而，沈逸千的举动引起了汪伪特务的敌视，1944年中秋之夜，沈逸千从重庆万县的姐姐家中出门，从此杳无音信。

沈逸千

传世名作有：中国画《神枪手》、《鄂尔多斯游牧记》、《哈萨克牧羊女》；素描《毛泽东画像》等。

出版著作有：《蒙边西北画刊》（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3年）、《察绥西蒙写生集》（天津大公报社，1937年）。

1937年3月，沈逸千在南京举办“援绥艺展”，声援傅作义将军和他所率领的英勇抗战的将士。《运粮图》即是本次画展中的一幅作品。反映了为前方将士运送公粮的场景。

田汉观看画展之后，欣然题诗：“烽烟处处忍凝眸，此是存亡危急秋。一队毛驴千石麦，粮官昨日过包头。”又以《一个有远志的艺术家》为题，热情地写道：“沈先生一开始就是把艺术服务于国难的。”

沈逸千的遗作《神枪手》在上海美术馆，参加“永恒的回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京沪美术作品联展”，被布置在经典作品之首位，引起一阵轰动。

一

1933年初春，时年25岁的青年画家沈逸千自组“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出任团长，率团自沪北上声援“长城抗战”。不久，因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军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沈逸千深感国难日深,便只身单骑首次出塞，在察哈尔、包头一带考察、写生，并自告奋勇，亲自为包头毛毯厂设计图样，支持民族工业。

值得一提的是：沈逸千在此行中，还专程去拜谒了王昭君墓，并当场作写生画，且七步成诗，吟诵出“古有宫人纾国难，今无儿女走天涯”之感慨。

沈逸千不知，凭借此次逼上梁山般的塞上之行，他居然成为了20世纪中国画坛踏上蒙古草原采风的第一位汉族画家。然而，事实证明他的这次冒险之旅是非常值得的，其收获良多。

沈逸千回沪后，以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的名义，于该年12月中旬假上海市民众教育馆举办了“蒙边西北展览会”，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观众纷至沓来，可谓踊跃，堪称盛况空前。据史料记载：“此次画展实开沪上空前盛举，观众达三十余万人。” 

二

日军在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一手扶植起以清废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随后，又竭力怂恿蒙古王公脱离中央政府，早日投入其怀抱。

就在1934年春的一天，当所谓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大会将在位于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召开之消息传到上海，沈逸千时任由“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更名为“上海国难宣传团”的团长,他当机立断，携带抗日宣传画迅速赶往北平城，旋即坐上了《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为他提供的汽车，日夜兼程赶赴百灵庙，去争取蒙古王公。他试图通过“国难画展”这一视觉冲击强烈的形式，唤起蒙族观众的爱国热情，团结蒙族同胞，与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共商抗日大计。一路上，沈逸千任凭车行于冰天雪地，毅然长驱直入。待百灵庙在望的时候，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而，百灵庙内并没有合适的场所可以作为展览场地。沈逸千灵机一动，便顺势将宣传画布置在百灵庙的外墙上，这样，不但能够供到会的王公观看，还吸引了来来往往的牧民骑着马前来围观，观众反而增加了，展览效果也显得更好了。其间，沈逸千专程登门拜谒乌兰察布盟盟长、蒙政会委员长云王。在云王府，他与王爷高谈阔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且即席为云王一家画像。沈逸千向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慷慨陈词：“日军侵吞我东三省之后，建立了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现在，日方还想将黑手伸到蒙古草原。值此国难当头之际，我想堂堂成吉思汗的子孙绝不可能对日本人俯首帖耳，更不愿意沦为亡国奴吧！”

当时，蒙古王公贵族被这位远道而来的汉族画家感动，云王特意向他表示了谢意，并吩咐手下将祝福的哈达、名贵的獒犬和精美的毛毯赠予沈逸千。就这样，沈逸千争取蒙古王公的计划首战告捷。

然而，此前不久，国民党政府曾派一个部长趾高气扬地来到这里，却没有得到如此礼遇。后来，这位部长大人听说沈逸千在塞外的上述经历，顿时恼羞成怒。最后，还是沈逸千出面，将一条獒犬转赠给该部长，才平息了部长老爷的怨气。

三

1936年2月，蒙政会秘书长德王仗着有日本关东军代表田中隆吉为之撑腰，悍然成立伪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蒙古草原顿时风云突变，危机四伏。

同年4月，大公报沪馆开张,沈逸千应邀加盟。他作为该报的写生通讯记者，迅速踏上了前往战事一触即发的蒙古草原之征程。数月间，他凭借以往出塞的经验和沿途诸多朋友的帮助，成功地在《大公报》上连载了《冒着大风迈进的骆驼队》、《塞外的粮仓》、《最近两度被伪军袭击之陶林城》等一系列图文报道，既具有新闻价值，又具有观赏性，满足了内地读者形象化地了解塞外时局的要求。

当时，虽然《大公报》占有发行上的优势，但是《大公报》对通讯记者只发旅费，不发薪水，生命也没有保障。对此，曾任《大公报》编辑的作家萧乾在《老报人絮语》一文对此予以披露：“1930年代初，天津《大公报》曾以通讯特写为它的特色之一。那时报社的办法是看准了一个能写这种文字的，就给他一封介绍信，一笔旅费，就像养鸽子那样把他们撒出去，随他们就地去找题材，寻找写作对象。范长江和沈逸千两位就是这么去大西北闯荡，而且真的闯出了名堂。”

1936年11月，叛国投敌的德王率部以百灵庙为据点，南犯归绥城（即今呼和浩特）。而傅作义将军所部自卫反击，直至克复百灵庙，成功地粉碎了德王企图分裂的阴谋，赢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令举国为之欢腾。

大公报馆高层反应灵敏，及时地抓住新闻热点，将沈逸千所作的上述写生报道汇编成册，赶印出以道林纸精印的《察绥西蒙写生集》，积极响应“绥远抗战”胜利所引发的国民高涨情绪，以至该画集于1937年1月出版后，风行一时。当年，在广大热心读者的追捧下，该写生画集跃升为当时的一本畅销书，至今仍为收藏者津津乐道。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剧作家阳翰笙便根据沈逸千出塞之传奇经历编写出电影剧本《塞上风云》，后则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所以没有来得及拍摄成电影。不久，阳翰笙便应沈逸千就读于上海美专时其下一届的校友、著名演员赵丹的请求，将这一电影剧本火速改编成同名四幕话剧剧本，由赵丹、叶露茜夫妇领衔主演。阳翰笙在重庆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时候，《塞上风云》一片的拍摄才得以重新摆上议事日程。已三涉内蒙古写生的沈逸千则被特聘为该片顾问，盛情难却，时任战地写生队队长的他便随《塞上风云》外景队于1940年1月从成都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邓宝珊将军驻守的边塞——榆林城。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国制片厂西北摄影队一行五十余人，由队长应云卫率领，二十一日抵达榆林，该队顾问名画家沈逸千同来，并有影星黎莉莉等，除放映抗战特辑《好丈夫》等影片外，即在长城外摄制《塞上风云》影片。” 

该队由熟悉当地情况的沈逸千引领，从榆林深入到与其毗邻的影片外景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进行拍摄工作，该片摄影师王士珍诚邀后来名垂中国现代美术、摄影史册的画家兼摄影家沈逸千一起取景,而后者则以艺术家的眼光为影片增色不少。凡是看过该片的人，均会被片头一组波澜壮阔景色的镜头所吸引。例如作家茅盾观影之后触景生情，他在其散文《风景谈》开篇处情不自禁地写道：“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猩猩峡外的沙漠来了。”

在拍摄间隙，沈逸千便会掏出速写本画上几张。同年，在“孤岛”上海出版的《中华图画杂志》便刊登了沈逸千为该片导演应云卫和演员舒绣文、黎莉莉、吴茵、周伯勋等人画的群像。

沈逸千这位幕后英雄此番在塞外还耐心地教演员骑马。作为当时与徐悲鸿齐名的画马名家，他还颇识马性，善骑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专家余辉在其专著《中国美术图典·人马画》一书里写道：“1930年代后，画马大师徐悲鸿、沈逸千等人的出现，才最终成功地实现了没骨画马的艺术创举。”

当年，《塞上风云》外景队凯旋回归重庆时，郭沫若以诗人的豪情在欢迎会上赞道：“以艺术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后方的乌烟瘴气！”其实，即便用这两句话来评价沈逸千的四度塞上行，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在新世纪则有人撰文评述：“在以精到的笔触、敏锐的洞察力和满腔热忱及和睦平等的情怀表现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场景、状貌形态，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沈逸千成为颇具远见的先行者和后辈的楷模。”

现据昔日抗日漫画宣传队队员黄茅（又名蒙田）先生回忆：“在当时来说，像他那样以最大的热情投入为国家民族战斗的第一线并以自己的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艺术家，几乎难以找到第二位。”

作家茅盾则在1942年写下的《对于逸千画展的感想》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在文艺工作者之中，他是走路最多、走得最远的一个人。……在前方抢救下血淋淋斗争的史料，带给后方民众看。他是用他的画笔联系了前方和后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