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颜真卿为何还要乞米？
“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真卿状。”
如果不是这张函札，难以置信，授爵鲁郡开国公、官居刑部尚书的颜真卿，居然家中无米，向同僚乞借。
这是发生在永泰元年（765年）的事。是年春天，关中大旱，京师粮价飞涨，斗米千钱，“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而作为朝廷高官的颜真卿，似乎家中境况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全家喝粥已数月，后来更是连粥也喝不上。没办法，他只得硬着头皮乞米，其乞米对象，据考证是他的好友李光弼的弟弟——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李光进。颜真卿忠贞刚烈，名垂书史，片纸只字为世所珍，这张函札后人称为《乞米帖》。
留传至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张黑纸白字的拓片。宋人欧阳修《集古录》云：“此本墨迹在余亡友王子野家。”宋人米芾《宝章待访录》则说《乞米帖》“真迹楮纸在朝请郎苏澥处，度支郎中舜元子也，得于关中安氏。士人多有临拓本。此卷古玉轴，缝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题跋。某尝十余阅。”有欧阳修、米芾、苏舜元、范仲淹这样的大文人、大书法家的证实，此拓应属不假，颜真卿乞米当有其事。
值得注意的是“仍恕干烦也”的“仍”字，说明向李光进乞借，不是第一次。颜真卿传世字帖中，还有《鹿脯帖》《鹿脯后帖》，前者说“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后者说“惠及鹿脯，甚慰所望”，都是写给李光进的，时间与乞米相近。困窘至此，一方面，是当年旱灾导致物价飞涨，另一方面，则与当时宰相元载制定的俸禄制度也有关，《资治通鉴》记载，“元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
笔迹流传的不只是心绪，也是史实。泄露颜真卿经济状况的还有写于大历七年（772年）的《蔡明远帖》，其中写道，“昨缘受替归北，中止金陵，阖门百口，几至糊口”。五年前，他从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的位置上被参，到京城转任刑部侍郎，北上途中，一家大小百余口人，竟然吃不饱饭，幸亏以前任饶州刺史时的老部下蔡明远赶来接济，才解了燃眉之急。
这再次说明颜真卿家中经济堪忧。他解释说自己不善经济，即《乞米帖》中所云“拙于生事”。他自三十四岁担任京兆醴泉县尉开始，到五十七岁时乞米担任刑部尚书，期间在地方仅主政的职务先后有平原太守、蒲州刺史、饶州刺史、昇州刺史并充浙江西道节度使、利州刺史等，在朝廷也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工部尚书、宪部尚书、户部侍郎、礼部侍郎等要职，只要稍稍留心经济，或者稍稍开个口子，家中都不至于此。上述宰相元载贪赃纳贿，被抄家时仅胡椒就有八百担，二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除去俸禄，颜真卿理应还有一个合法收入，即作为大书法家的润笔。唐代重视为先人立碑，碑文的撰写，请的多是名噪一时的文豪、书家，润笔水涨船高。“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为人写碑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公卿大臣家立碑书丹如果不请柳公权甚至被视为不孝，其润笔相当可观。和他们相比，颜真卿年更长官更高位更重，且颜真卿家学渊源，进士出身，当时就有“文学擅于登科”的评价，清人修《四库全书》评其文章“典博庄重”，其书法深得草圣张旭真传，与柳公权并称“颜柳”，端庄雄伟，用笔遒劲，尤其楷书气势磅礴，结体开张，更加适合书丹刻碑。事实上，颜真卿乞米前，也确实为他人写过不少碑文，如《郭虚己碑》、《多宝塔碑》、《李光弼神道碑》等等，按时价，润笔不会低，但揆诸史料，关于颜氏润笔的记述几乎没有，这或许与他一贯坚持的价值取向有关。
不仅如此，不善生财的颜真卿却常常仗义疏财。早在乾元元年（758年），在蒲州刺史任上，其堂侄颜泉明按照他的要求，远赴常山找到并带回其堂兄颜杲卿部下死难将吏家属三百多人，颜真卿一一安抚并赡给周济，以后又赠送资财一一遣返。扶危救困，力尽所能，这是他“拙于生事”的又一表现。
颜真卿“拙于生事”，却明于大事。任平原太守时，他发现安禄山有叛变之意，在密奏朝廷的同时，暗里加高城墙，疏通护城河，招募壮丁，储备粮草，结果安禄山起兵范阳，所过州县望风而降，仅十余天就直下东都洛阳，此时颜真卿在平原首举义旗，并联合河北周边十七郡抵拒叛军，搅乱了叛军部署，缓解了长安危急。颜真卿不阿附权贵，作为四朝元老，他先后遭到杨国忠、李辅国、元载、卢杞等权臣的忌惮、诬陷、排挤，最后以身殉国，成为忠义楷模。
回过头来再看看颜真卿的文字笔墨，无论乞米还是求脯，他没有自卑，也没有自得。安贫乐道，用行舍藏，这是其先祖颜回留下的风范，也是颜真卿忠君守礼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