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18户村民的"大包干"拉开改革序幕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严俊昌没想到，1978年的那个寒夜，因为迫于生计在契约上摁下的红手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引起一场大变革。
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这年的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年夏收分麦子，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根本不够吃。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要过饭。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队里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不能再吃大锅饭了！”
筹谋数月，年底的一个夜里，18户农民秘密聚集在一起，神态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按当时的规定，这是要坐牢的！但到会的18人都决然赌上了身家性命，按下了血红的手印。“没办法，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分到田地后，小岗人竞相扛起锄头、挑着牛粪，比着、赛着往自家田里跑，甚至一天有两顿饭都在田里吃，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
尽管小岗人咬紧牙关死守秘密，但不同寻常的丰收盛况却泄露了“天机”。一年后，小岗村粮食总产量就达到了十几万斤，人均收入是上一年的18倍，20多年吃救济粮的日子成为历史。“家里的粮食堆得满屋子都是，大家心里却一阵恐慌，不知道要面临什么后果。”严俊昌回忆。
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但与严俊昌担心不完全一样，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约而同地选择顶住压力，给小岗村开“绿灯”。
陈庭元初到小岗村，是村民们按上指印后的第4个月。村里还想瞒过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可陈庭元是行家，庄稼地里走了几步，什么都明白了：“别瞒我，你们做什么我有数。”临走，丢下一句话：“干到秋季再说，有啥事我顶着！”
他把过去算来算去怎么也算不清的千万笔账，简化成三笔：“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多剩少归自己。”之后，他与他的上级、地委书记王郁昭“密谋”后，给这种办法起了个名儿叫“大包干”。
“大包干”取得很大成绩，随即流行起来。不过，“大包干”仍然不能见光。王郁昭决定，给“大包干”报户口。1980年元月，安徽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王郁昭发言时呼吁：“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总结讲话时说：“包产到户……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批准！”
万里到小岗村调研时，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他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突破禁区的底气来源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带动了国人的精气神，改革开放的号角更是给了国人以坚强有力的支撑。
1979年夏天，一声开山炮响，硝烟在深圳的蛇口半岛腾起，新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诞生，共和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
1979年底，得知国家允许私人销售货品，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第一时间递交申请，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拿到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幸运儿”；年仅26岁的柒牌董事长洪肇设也在这一年，用300元和一块门板、一台缝纫机、一个熨斗、一把剪刀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开小饭馆、卖大碗茶、倒卖服装、修自行车、装裱字画……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当代中国百姓自主创造财富的“种子”由此播下。
18位农民点燃的改革火种，渐次燎遍神州大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变在中国发生着，占世界1/5的人口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71元，2009年突破万元，2014年突破2万元，目前正向3万元迈进，比1978年增长24.3倍。
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新一代人手中。
在小岗村，新一轮谋求乡村振兴的探索正在酝酿。越来越多年轻人从大城市“回流”，其中有不少是当年“大包干带头人”的后代。
今年46岁的严余山在6年前回到家乡，创办了网店，售卖家乡土特产。而他的父亲严宏昌，正是当时的18位农民之一。
“40年前，父辈们冒着巨大风险，打下小岗村今天的基础。现在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轮到我们‘二次创业’了。”严余山现在的身份是小岗村党委委员，负责村里的扶贫和青年工作。他也是小岗村选出来的新“18位带头人”之一。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插图版小岗村旅游总体规划。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田园化的小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