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人”一生献身大庆油田，为了堵住井喷纵身跳入滚烫的泥浆
1959年9月。北京沙滩红楼。36岁的石油工人王进喜蹲在马路边哭了。
作为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他来首都参加国庆观礼，却发现街上的公交车都顶着一个大包。包里是煤气——因为缺石油，公交只能靠煤气行驶。
“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王进喜说。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彼时，石油的短缺正卡住年轻共和国的咽喉。1952年，国产石油产品只能满足所需的1/4，进口油品所花外汇上升至进口产品第一位。随着国外封锁日紧，空军飞机甚至因油料紧张不能进行正常训练和执勤。
王进喜被煤气包震撼的同一月，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油田正式发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会战随即展开。王进喜从玉门油田赶来，要到大庆“一拳头砸出个井来”。
仅用5天零4小时，王进喜就率队打完第一口井。新华社记者穆青当时写道，“这是用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方法打出来的油井”：钻机到了，装卸工具不够用，王进喜说，“拿脑门子拱地也能把井架拱起来！”绳子拉、撬杠撬，真把38
要开钻了，水管没接通。大伙儿说，用盆端。有人不同意，“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的？”
“就是我们的国家。”王进喜说。一天一夜，一群人用脸盆、水桶、头盔，往井场端了50多吨水，提前开钻。
第二口井钻到700米浅气层时，突发井喷。压井要用水泥提高泥浆比重，可水泥加进去不能融合。王进喜拖着伤腿，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因为里面有烧碱，被拽上来时，疼得几乎昏过去。
在大庆会战初期，“铁人”王进喜为了保住钻机，不顾左腿重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奋战3 个多小时制服井喷。
他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就说我们中国是贫油国。我们听见就生气。我没有文化，看资料也不懂，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到他们国家地下了？我们国家就没有油？才怪了！”
“才怪了”，成了新中国的倔强。
“铁人是个突出的代表，广大职工实际上也都那么干的，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也不怕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书记朱鼎科曾回忆。
在大庆会战之前，已有上万青年，穿着露着棉絮的破棉袄、坐着马车，汇聚到玉门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仅大庆油田会战，就有来自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石油人，和退伍解放军战士、转业军官等4万多人参与。一位普通工人听说新疆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通宵睡不着，打包行李，要去支援。
大概在戈壁滩还是海洋时，才有过可以比拟的热闹：夜晚的灯火像是新出现的星座，荒原上到处飘荡着年轻的歌声：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油田都在戈壁荒滩上。大庆的冬天，最低气温到零下四十多度，钻井边、棉袄边挂着长长的冰楞，十八九岁的“娃娃工人”冻得哇哇大哭。哭完了，用冻僵的嘴喊：“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
缺粮，职工家属自己开荒种。缺房，向当地人学“干打垒”。缺衣，自办缝补厂，“一件棉衣里子用40多块旧布拼成”。
更难的是国外封锁，设备和人才奇缺。
没有量油桶，就用罐头盒改装；修井设备不足，七八十人背着钢丝绳，把四五吨重的抽油杆和油管从井底一节一节往上拉；井打完了要用水泥固井，没有运输带，新中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的姑娘们每人肩上扛一袋、怀里抱一袋，一路小跑。
没有人才，就自己培养。改编而来的石油师某团1237名指战员中，有1226人通过人均26个小时的集中训练考取了驾驶执照，“几乎在一昼夜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方向盘”。
这些人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真的是用“双手”——朱洪昌，一位工程队队长，用手捂住管道裂缝，堵住了漏水。奚华亭，一位维修队队长，在一次油罐着火时，跳上油罐，扑灭了火焰。毛孝忠和萧全法，两位通讯工人，用身体连接断了的电线，接通了紧急电话……
大多数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他们留下的，是新中国的朝气蓬勃：1955年，克拉玛依1号井喷出高产工业油流，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生。两年后，新华社从兰州发出电讯——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工业基地在玉门建成。王进喜“砸”出第一口生产井的2个月后，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
这些石油炼制的产品被送到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沈阳机床厂、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1963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听到这个消息，王进喜乐坏了。他说过，“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
他到处同人谈论这件“大喜事”。然后和其他石油人一样，爬上钻台、握紧管钳，不吭一声，埋头干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