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选院士却并无多言 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青蒿素事业

痴迷科学、执着不休,这固然是屠呦呦的性情之一,但她还有更多立面:她不是海归,只是本土的、中国式的学者;不是院士,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不是完人,只是一个耿直的知识女性。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一起研究中药

科学研究冷静理性,科学家却各有各的性情。人们更愿意用诗意的方式来描述女科学家和青蒿素的相遇:青蒿一握,痴迷一生。

痴迷科学、执着不休,这固然是屠呦呦的性情之一,但她还有更多立面:她不是海归,只是本土的、中国式的学者;不是院士,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不是完人,只是一个耿直的知识女性。

屠呦呦的故乡在浙江宁波。她是一个殷实之家的掌上明珠。早在1930年12月30日,当父亲以《诗经》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其取名时,便已注定了屠呦呦与青蒿的缘分。

2016年10月6日,记者追寻屠呦呦的成长足迹来到宁波。这座城市传统人文景点不少,有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有宁波府城隍庙……如今,又多了屠呦呦的旧居。

屠呦呦的旧居位于宁波市开明街26号,建于民国初年,为屠呦呦舅舅姚庆三(经济学家,曾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所有。据《鄞县志》记载,开明街在宋元明清四朝,均是宁波人的活动中心,不少大户人家都选择在此砌起白墙黛瓦。这其中不乏当时便已名声在外的“宁波帮”,他们主要经营的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业。说屠呦呦自幼熟悉中药,并非夸张。

屠呦呦在3个哥哥之后出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因此备受宠爱。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职员,但工作并不稳定,靠出租祖辈遗留的房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父亲很重视教育,上世纪30年代末,屠呦呦到了该读书的年纪,虽逢时局动荡,依然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她5岁入幼儿园,其后进入“翰香学堂”读小学。“翰香学堂”建于1906年,内设藏书楼一座,古今藏书达5000余卷,是名副其实的“书香校园”,蔡元培、马寅初等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先后来校讲学,当时宁波便有“小学翰香,中学效实”的说法。

屠家楼顶有个摆满各类古典医书的小阁间,这里是屠呦呦童年时的阅览室:《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千金方》《四部医典》《本草纲目》《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虽然因识字不多且读得磕磕绊绊,但这里是她医学梦想萌发的温床。

1945年,屠呦呦入读宁波私立甬江女中初中。次年一场灾难降临,她不幸染上肺结核,被迫暂停了学业。那时得此病,能活下来实属不易,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她得以好转并继续学业。也就在这时,屠呦呦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宁波的两所中学——效实中学和宁波中学一下子热了起来,因为屠呦呦的高中生涯是在这两所学校度过的。她在效实中学读了高一、高二,后来转学去了宁波中学读高三。

记者在两所中学了解到,读书时的屠呦呦“长相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时,她“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效实中学至今还保留着屠呦呦高中的学籍册和成绩单,她当时的学号是A342。据学校一位老师说,当时屠呦呦的学习成绩不是非常突出,成绩单上有90多分的,也有60多分的。但屠呦呦那时就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努力去做。

1951年春,屠呦呦从宁波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医学院,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她觉得这个专业可以接近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又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告诉记者,大学期间,屠呦呦学习非常勤奋,在大课上表现优异,后来在实习期间跟从生药学家楼之岑学习,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工作。

当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研究人员就戴个棉纱口罩,连如今的雾霾都防不了,更别提各种有毒物质了”。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朱晓新告诉记者。一开始,屠呦呦从事的是中药生药和炮制研究。在实验室工作之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炙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

1965年,屠呦呦转而从事植物化学研究,这成为她能参加“523”任务的原因之一,也促使了她与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神草”相遇。

“在做青蒿素研究的时候,屠呦呦真可以称得上是坚韧不拔。”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姜廷良告诉记者。“没有待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朱晓新说。

目前,85岁的屠呦呦已经看不了电脑,听力和视力情况不佳,但仍活跃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并担任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很多媒体追问她在发现青蒿素后,是否从事其他项目,事实上屠老师自担任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后,一直带领团队在做一些青蒿素的专项研究,因为疟疾在中国并不是传播广泛的疾病,所以他们也会做相关适应症的拓展研究,试图扩大青蒿素在我国的应用领域。”一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曾被媒体报道为“三无科学家”。她曾4次申报院士,但都没有成功。外界普遍认为,这与青蒿素的发现多年来被强调是集体成果有关。“任何一个发现青蒿素的人想评院士,就会遭到参与项目的其他人反对。所以与青蒿素有关的科研人员都没有评上院士。”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屠呦呦获得科技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时,就有人专门到科技部投诉,认为屠呦呦“将成绩独占”,还加上了一条“罪名”,在引用别人论文的时候只写前三个人,后面用“等”代替了,认为“这明显是抹杀他人的劳动成果”。

“好在屠呦呦秉性坚强,对院士评选一事并无多言。近年修改的院士评选规则规定,年龄超过70岁的只能参加1次评选,她现在已经85岁,不会再参评。她虽然不是院士,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她终其一生都奉献给了青蒿素事业。”上述知情人士说。

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曾对媒体称,屠呦呦“不善交际”,“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姜廷良也告诉记者:“她这个人比较认真,也直爽,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会怎么说,为此也造成了大家对她的一些误会。比如说在青蒿素的研究中,对双氢青蒿素的评估,大家有一些不同意见,一般人会顾及人情和面子,表达得比较婉转,但她就会直接说:‘你说得不对。’”

“其实很多科学家都是这样,认准一件事就会特别坚持,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想法。”张大庆认为,屠呦呦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科学家,这种耿直的性格也形成了她不啰嗦、做事果断的风格,“我们之间的沟通往往非常简单直接,有事说事,说完就了。”张大庆说。“她的耿直在工作上表现为极度的认真,有时候我问她一个数据,结果她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她总算查到了原始出处,这才告诉我具体数据。”姜廷良说。

在生活中,她被同事们评价为“为人低调,而且是长期低调”。宁波市科技系统曾经拿到一张屠呦呦的名片,上面的内容很简单:单位、姓名、职务、单位地址和电话。整张名片还有大片的空白。“每次效实中学在北京召开校友会,屠教授跟先生一起来,签到、开会、聊天、聚餐,她从来没有发过言,活动结束后,又与先生一起默默地走了。”效实中学北京校友会的会长陶瑜瑾告诉记者,“只有在谈到科研工作的时候,她才会滔滔不绝,恨不得跟你说一下午,但说到其他话题,她就很少发表看法。”

令陶瑜瑾印象深刻的是屠呦呦曾对他说过的一番话。“我是搞研究的,只想老老实实做学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课题做好,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想别的。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太好,从来没有想过去国外,更没想到要得什么奖。”陶瑜瑾记得,那是在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的那天晚上,一位工程院院士给陶瑜瑾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报告喜讯,他立刻给屠呦呦打电话道喜。但是屠呦呦很平静,诚恳地表达了谢意,并说了上述这番话。

2012年,效实中学举行百年校庆。陶瑜瑾劝屠呦呦回母校参加校庆,但屠呦呦身体不太好,陶瑜瑾便建议她寄本专著给校长以示心意。“她说,我也不认识校长,就寄给学校办公室吧,第二天她就去邮局寄出了那本《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还有一次,陶瑜瑾向屠呦呦提议复印拉斯克奖以及其他奖项的奖状给学校,屠呦呦一口拒绝了。“她当时说,我跟单位说好了,这些奖状是我个人的也是公家的,不给任何其他单位复印,单位支持我的决定。”陶瑜瑾说。

获得诺贝尔奖后,屠呦呦家中挤满了赶来采访的媒体和赶来祝贺的领导。“家乡领导也想来看望屠呦呦,但是说了两次都被她拒绝了。最终因为家乡人的关系,屠呦呦见了他们一面,谈了20分钟。看得出她身体不好,十分疲倦,但还是坚持把家乡的客人送到电梯口。有人说,她是不是拿了诺贝尔奖就瞧不起人了?家乡人来了还三番四次拒绝?其实不是的。她一向直爽,我们以前想去看她,她都直接问,我们在电话里多说一会不行吗?这种性格,理解她的人自会理解。”陶瑜瑾说。

屠呦呦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李廷钊是其同学,初高中也在效实中学读书,两人的爱情曾是一段佳话。

屠呦呦的好友陈效中告诉媒体,早在高中时李廷钊便暗恋屠呦呦,但毕业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到北京时,见曾经的暗恋对象还未结婚,就大胆表白了,两人恋爱了。1963年,两人结婚。李廷钊曾先后在宝钢、北京的钢铁研究院工作,两人婚后生了两个女儿。

结婚后,屠呦呦一门心思放在科研工作上。陈效中说:“生活上,她是个特别粗线条的人,有一次,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我帮忙找找,我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不像一般女生收拾得那么利索。大家都笑话她。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来宁波开会,她因为还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多留了一晚,第二天单独坐火车回京。结果,停靠途中站点的时候,她下火车散步,竟然错过开车时间被落下了。结婚之后,她家务事不太会做,买菜之类的事都要丈夫帮忙。”陶瑜瑾则告诉记者:“现在李老师在家,家里的事都是李老师管,他是个很好的丈夫。”

李廷钊性格温和、宽厚。每当有记者采访屠呦呦时,他总是在一旁招呼帮忙,还会偶尔和等待采访的记者谈起自己的专业——冶金工程,但对于妻子的事情只字不提。李廷钊说:“获奖和我没有关系,我不好讲。”

“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张大庆告诉记者,“这么多年,两人在事业上各干各的,但一直彼此支持。” 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任务时,在宝钢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两个人都要经常出差,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干革命工作,就该舍小家为大家。”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了宁波老家。

长期的分离曾一度造成了亲情的疏离。“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这其实是那个年代科研工作者的一种常态。”张大庆说,“幸好她的两个女儿都很出色,大女儿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行政教务工作,小女儿很活泼,现在北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