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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村民甘当“红军守陵人”

1934年11月红军部队行军至水埠村,其先遣部队遭到桂系民团及国民党军阻击,不少战士在战斗中受伤、掉队甚至牺牲。祖父辈曾告诉李桂达,红军墓就是他们在战后从村边“一根根骨头捡回来的”,整整12人。从红军墓立起来的那年起,水埠村的村民就多了一种身份——红军守陵人。

9月19日上午,67岁的李桂达来到村口的红军墓祭扫。他的身后就是村民守护了数十年的红军墓。

 上午八点,太阳爬过井水门山顶。

 李桂达抻了下卷起的裤脚,从门外挑一把长柄镰刀,两把扫帚,上了村口的石路。他这回没下地,而是去了离家不远的一处陵墓——在村里安立了82年的红军墓。

 在广西兴安,湘江战役后建起多座红军烈士陵园,每年数百万人来此悼念。然而,在离兴安县城60公里外的华江乡水埠村,一处葬着12名战士的红军墓却鲜有人知。

 1934年11月红军部队渡过湘江,行军途经李桂达所在的水埠村。在这里,红军先遣部队遭到桂系民团及国民党军阻击,不少战士在战斗中受伤、掉队甚至牺牲。祖父辈曾告诉李桂达,红军墓就是他们在战后从村边“一根根骨头捡回来的”,整整12人。

 从红军墓立起来的那年起,水埠村的村民就多了一种身份——红军守陵人。逢年过节、草木发败之时,村民们总要来清扫、祭拜一番。

 在67岁的李桂达的记忆里,村里家家户户的扫把都在红军墓前挥动过。

 无名的红军墓

 “一根根骨头捡回来的”

 沿着水埠村村口的石路走百米,山坳环抱,一水绕前。

 山脚豁出一片碗口形的空地,水泥砌的坟墓于中,坐北朝南,绵延百里的六洞河打前流过。

 李桂达说,这是村里最好的“风水地”,也算村民当年能给战死红军的“礼遇”。

 墓在后,碑在前,三米见方,干净平整。碑中间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红字,旁书“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经过我地。陈玉春等十二位同志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而英勇就义。”

 除了墓碑上那颗褪了色的红色五角星,这座红军墓看起来与远处的村民家墓无异。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中央工农红军在兴安、灌阳等县强渡湘江。红军部队八万余人与国民党阻击部队激战4天4夜,于12月1日凌晨成功过江。然而,渡江后的红军仅存三万余人,损失惨重。

 华江乡村民陆志的父亲刘华连是成功渡江的一名红军战士,陆志告诉记者,父亲是“从战友的尸体上爬过湘江的。”刘华连渡江后跟着部队行军北上,途经水埠村一带时,被国民党军提前埋下的毒竹签刺伤脚,掉队被俘。

 爷爷曾跟李桂达谈起过这段历史。

 “一天夜里,渡江后的红军行军时在村外与当地民团打起来了,牺牲的战士遗体散落在山林里。”李桂达指着村西的道路,“战斗平息后,我爷爷跟其他村民一起,趁夜把红军遗骸捡回来,整整12人。”为了不被当地地主和民团发现,村民将战士遗骸聚到一起就地掩埋,在坟前放一块石头,算是标记。

 1966年,四清运动工作组与村民一道将红军墓移迁到现在的墓地,石墓石碑,以显敬重。

 据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兴华多年前考证,当年有一位老村民在掩埋红军时,在一位战士的衣兜里找到一张红军证,名为“陈玉春”,由此,这处埋葬着12位红军战士的墓地便有了名字。

 山村的守护

 “村民把红军墓当亲人墓”

 红军墓立起来的那年起,水埠村的村民就多了一种身份——红军守陵人。

 南国九月,稻谷陆续收割,灌木却仍在墓地周围攀爬。李桂达抄起镰刀,将探出来的灌木枝叶挥落。穿着蓝色粗布衫和长裤,李桂达消瘦却透着庄稼人独有的苍劲。

 村民为何对红军墓如此优待?李桂达说,“念红军的好。”

 “父亲常说,他小时候家里穷,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让农民吃上了饱饭。”李桂达说,“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水埠村村民深怀感激,解放后,生活好过了,村民更念老红军的好。”

 修整好枝叶后,李桂达拾起竹扫帚,将落叶扫成一堆,又换一把高粱秸编的小扫把来回清理。坟墓顶上稀疏着几片落叶,李桂达伸出手去捏,他的手指关节明显粗大,捏住一片叶子并不容易。

 72岁的村民赵良国穿着一件土黄色的旧军装,他隔两三个月就会去红军墓上祭拜一下。在他的印象里,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不收村民一餐一粮。

 村民对红军的感念不止于此,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兴华告诉记者,在那个战火纷乱的时期,水埠村成了红军民族政策最早的践行地。

 水埠村所在的华江瑶族乡,是兴安县唯一一个少数民族乡,眼下水埠村的瑶民仍占七成。1934年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下发《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主张反对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平等,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决定,并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他们实际的帮助。这对当地长期受汉族军阀、地主等剥削的瑶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此后的82年里,红军墓在水埠村香火不息。

 水埠村村支书邓华德想起1977年的那场洪水。“村子被大水淹了,村民连夜撤离,搬回来时村民房内积满淤泥、杂物。许多村民顾不上打扫,拿上工具就奔向红军墓,把那里清理得干干净净。”

 邓华德说,村民都把红军墓当亲人的墓。

 历史的传承

 “孙子问我红军是谁”

 扫完墓,李桂达来到石路边,弓腰掐一束紫色的野花,又寻几株粉色的搭上。小花束摆在碑前,扶正,退了两步,深深鞠了一躬。

 石墓前的石路,旧称“五尺官道”,是村民进城、下地必经之路,在李桂达的印象里,村民路过时,都会主动上前清扫。每逢过年、中元、清明,村民还会拿上苹果,炸肉和自家磨好的白豆腐摆在墓前。

 16岁时,李桂达第一次站到红军墓前,那是红军墓迁移后的第一年。跟父辈不一样的是,他可以随时站到红军墓前大方祭拜。父亲没有对李桂达过多谈起墓地的历史,但老一辈茶余饭后已经将这段历史悄悄流传。

 广西兴安建有数处红军烈士陵园,每年前来悼念的人以百万计。而水埠村的这座红军墓,还由村民们代代守护。如今,水埠村村民种上了山竹、百香果等经济作物,年轻人进出往返,但回乡时都会去红军墓看看。

 红军的历史越来越远,但在水埠村这份传承似乎不会断。

 李桂达的儿子李毅如今是华江乡派出所民警,年少时常随父亲去红军墓祭拜,如今每次回乡依然会接过父亲的扫把来到红军墓前。李桂达常常带着放暑假的孙子在六洞河游泳。这条河流过红军墓前,发源于华南第一峰猫儿山。七岁半的孙子识字不多,但每次都会拽着李桂达上岸看看红军墓。

 李桂达指着红军墓前的石阶说,“就坐在这儿,他问我‘红军’是谁?我把碑文念给他听,给他讲述这段历史。孙子听得认真,每次回来,都会让他爸爸买束花带着,送到红军墓前。”

 日头渐高,李桂达跟记者说起今年清明,附近小学老师带着学生们来红军墓祭拜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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