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有所美国人援建的友爱小学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996年到2009年,他60岁到73岁,在他的美国护照近百次签证中,22次签往中国。朱利安·泰普林——一个美国老人,在中国绽放了他绚丽的夕阳红。
他是心理学家,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13年前,作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派代表,他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他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契机,在中国,他生命的另一扇希望之门被打开了。
“1996年,我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病,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我还能活多久,我应该怎样过好余生。2003年,我又接受了一次大的心脏手术。通过这两次磨难,我开始重新掂量生命的重量。它让我看清,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理解、关心和互助是最可贵的。”泰普林做出选择,启动了关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中美合作教育(TSP)项目”,合作者是中国四川省社科院。
13年来,他的足迹印满在中国的城乡山川。在四川、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他做了数百场讲座,听众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有孩子家长、老师,也有宾馆服务员、公务员、下岗工人。数千名教师得到过他的培训,接受了他倡导的教育理念。13年中,他与中国的学者、出版者合作,完成了《父母都是教育家》《孩子就是财富》等19本家庭教育著作的写作、翻译、出版。
在天全县大窝小学教了13年书,李成林还是第一次到大城市成都来进修。不过,他心里还是很踏实。一路上,泰普林教授,那个美国老头儿,电话不断地打来:“车到哪了?”在哪儿转几路公共汽车,坐到哪儿换车……像是在叮嘱孩子。
车到站了。下车还没站稳,李长林就看到了立交桥上那个白发老人。2010年春天的一天,料峭春寒中飘飞着细雨,他怎么穿得那样单薄?!李长林暗暗嗔怪着老头儿。
泰普林也看到了李成林和他的同事,快步走下立交桥,他身边的年轻助手王晓燕连跑都追不上。
对川大附小的十天考察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李成林和其他三位教师收获都不小。听了附小的精品课,和优秀教师交流……省吃俭用,泰普林为他们筹措的6000多元进修费,只花了1000多元,剩下的钱,几个老师准备按着泰普林教授提供的美国学前班的样儿,把大窝小学的学前班装备起来,不光是因为泰普林督得紧,他们也想让山里的娃娃享受一下现代教育。
大窝小学,一所在天全县都很不起眼的山村小学,却是朱利安·泰普林的牵挂。
2006年,泰普林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作开展的项目即将进入第十个年头。他想筹资在四川建一所希望小学。寻寻觅觅,机会初现。那次,在天全中学的讲座结束后,泰普林把想法说给了天全县教育局局长洋仁康,洋仁康一听兴奋起来:“你能给我20分钟吗?我带你去看一所学校。”尽管天色已晚,而且还要赶路,泰普林依然兴致盎然,马上上车,出发。
20分钟已经大大超过,小车仍然颠簸在路上。洋仁康为拉住投资者的小伎俩很快暴露了,但没有人点破它。最后,能走车的路已到了尽头,学校还在一条土路的另一端。带路的高校长年轻且人高马大:“您上我的摩托,我带您去学校。”70岁的泰普林上了摩托,从后面搂住高校长的腰。
尽管去过不少贫困的地方,大窝小学仍是泰普林看到的最破败的学校:主体是一座300年前的破庙,另两座相邻修建的校舍是几十年前扩建的土坯木条房。所谓窗,不过是墙上凿出的洞。两面墙上的窗洞,采光保暖不能两全。冬天,孩子们瑟瑟发抖;雨雪天,靠窗的书桌上雨雪狼藉。教师办公室一侧,两根木头斜搭在阁楼地板上,木头之间,横着几条木板,住校的老师,每天要踩着这“吱呀”乱叫、摇摇欲坠的楼梯回到阁楼上的宿舍,颇有些惊险。
面前的一切,与泰普林众里寻了千百度的所在重合了。他决定:我的希望小学就建在这里。
美国老人的行动,感动了企业家王滨,在老人为一半资金没有着落心急火燎之时,王滨伸出了援手。大窝友爱小学建设万事俱备。
冬去春来,大窝友爱小学的校舍一寸寸长起来,终于出落成大窝土地上从没有过的三层楼房。新校舍落成典礼那天,泰普林在美国的家人都来了。大窝友爱小学的孩子们记住了“泰爷爷”说的话:“你们不要感谢我,我提供的硬件是不值钱的。重要的是你们通过使用它们,学到知识,了解世界,找到人生的理想,奋斗的目标,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东西才真正发挥了作用。”这话那么新鲜,他们从没有听说过。这话挺神奇,听了就忘不掉。
校舍有了,老师的宿舍得到了改善,但家远的孩子上学耗在路上四五个小时还是大问题。泰普林继续筹资。终于,学生宿舍盖起来了,能住下50个孩子;宽敞的食堂,60个学生同时用餐没有一点儿问题。
夜晚,11岁的李美红搂着憨憨的小熊进入了梦乡。小熊是她从小到大收到的第一个玩具。美红的家离学校很远,从一年级开始,她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要起床,赶路去学校。“冬天的时候,四点钟就要起床。在路上要花差不多三个小时喔。”美红说得很轻松,为上学,这个山里小姑娘吃过的苦,是与她一般大的城里孩子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的。宿舍建好后,美红成为住校生,那一年,她八岁。“一个人晚上睡觉有点怕。有了小熊,我有了伙伴。”和美红一样,大窝友爱小学的住校生每人都有一只可以作伴的小熊。泰普林来中国前,女儿苏珊专门给了他300美元,请他给孩子们买一些礼物。泰普林选择了小熊:孩子们这么小就离开家,离开妈妈的怀抱,有小熊的陪伴,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种安全感,像妈妈在身边一样。
雨天,通往学校的山路上,再没有了泥里水里滚成泥蛋蛋般的学生娃。中午排队打饭,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娃儿们觉得好新鲜,好舒服。
娃儿们有了这样好的地方读书,大窝村的人们心里生长着希望。可泰普林依然马不停蹄继续筹措资金,买来好几台DVD,置办了电脑室,还为学校添置了一台高级的尼康相机。泰普林一再叮咛:“让孩子们用来学习摄影。”
“泰普林爷爷好,娃们回家总是说。”家长们说。大人、孩子,老师、学生把感激放在心里,他们知道,“泰爷爷”的钱来得不容易,那是他写书的稿费,讲课的报酬,是他从美国亲友那里筹措来的。“泰爷爷自己可节俭了,掉在桌上的饭粒,他会捡起来放进嘴里吃掉。”“吃饭要一个土豆丝,吃不完还要打包。”这小小的细节,师生们有的亲眼见,有的听说,但都知道。
泰普林自己也奇怪,不知为什么,在大窝这个小山村,他总感觉有一种身在故乡的感觉,他的内心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声音:“你和这里血脉相连,你就属于大窝。”
“汶川地震”发生后,外面的电话刚可以接进成都,四川少儿出版社编辑尹川就接到了泰普林打来的越洋电话:“你们怎么样?友爱小学怎么样?”话筒中的声音急切而焦躁。正在为亲友遭受灾难而愁楚的尹川,此时并没有完全理解泰普林内心的关切。直到听到那边近乎呐喊地说出“我也是四川人”,尹川被深深地触动了。
“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东方国家的紧密联系。我想我也应该是一个四川人,我甚至疯狂地希望自己就在中国,就在地震灾区,兴许我这个老头子还能派上点儿用场,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泰普林说。那几天,他整天似乎只有两件事可做,要么呆呆地看着电视新闻中四川地震的画面,要么,像一只“搜救犬”一样在房间里四处徘徊,无所作为。
泰普林打电话给一直合作的张祥荣:“做好准备,随时为灾区的人们做些什么。当务之急是孩子们急需的心理康复。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你还有TSP团队必须投身其中,这是我们的使命。”
泰普林急切地要到四川去。但他的鼻癌已拖得太久,必须马上实行手术。两个月后,泰普林终于再一次踏上四川的土地。“友爱小学怎么样了?”走下飞机的泰普林问了第一个问题。
面前的破碎山河和残垣断壁让泰普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父亲在前线与法西斯作战,我随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让我内心感到惶惑不安,至今留下创伤。灾后创建新生活一定要从孩子心理康复开始,不能留有遗憾啊!”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泰普林仿佛成了一个“地质心理学家”,沿着龙门山断裂带,哪里灾重,他和他的团队就奔向哪里。走访了数不清的山村、集镇、学校,给孩子们带去图书、文具,在操场、帐篷前带着孩子做心理健康游戏。他努力想让孩子们感到现在是安全的,不久生活一定会正常起来,地震只是瞬间的灾难,他们的道路还长,还有许多美妙的事情在等待着他们经历。
无论身在美国还是中国,泰普林的心一刻都没有离开过灾区的孩子们,努力通过面询和电子邮件让孩子获得心灵上的安抚。张祥荣说,两年多来,他一直支持着我在灾区的工作,总是鼓励我为灾区的孩子多做一点儿事。没有他的指导,我在灾区的心理重建工作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很难培训出几千个灾区心理安抚员,完成走访几十所灾区学校的任务,也无法进行让十多万灾区孩子受益的心理康复项目。
去大窝友好小学的路上,我们在雅安见到了牟云娟。刚刚做了母亲的她,妩媚中增添了几分成熟。这个来自雅安山区巴布乡的女孩,已经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从旅游学校毕业到成为四川社科院硕士研究生,这段精彩的转变,泰普林是主要助推者。
云娟至今记得泰普林走进她人生的那一刻。那是1998年的一天。住在酒店的那个“老外”又坐在了靠窗的位置上,正和男服务员曾庆豪交谈。听见“老外”答应庆豪教他英语的请求,在餐厅吧台当班的云娟和收银台的王雪丽也凑上去:“我们可以旁听吗?”“当然!但要在我有空的时间。你们有什么目标?”“自如地用英语与客人交谈。”云娟不假思索地回答。从那天开始,泰普林有了三个学生。课程的安排似不经意却雷打不动:只要泰普林住在毓秀苑,晚上的授课一定进行。不同于通行的教学,在泰普林和他的学生之间,除了知识的传授,人生计划的勾勒同时展开。
生命航程轨迹的改变,悄无声息。
“你还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吗?”尽管云娟工作先后有几次变化,但无论她在哪个岗位上,泰普林的追问始终与她的扪心自问相随。2002年初,在泰普林的鼓励、帮助下,云娟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远程教育英语本科。“开始学习的第二年,因压力大,我的胃出了问题。我告诉泰普林‘学习坚持不下去了’。他先是很惊讶,随后理解并鼓励我调整工作、生活,把学习坚持下去。”云娟说。
在张祥荣的帮助下,云娟调到四川社科院外事处工作。她学习的时间充足了,但每月收入却减少到300元,交了房费,所剩无几。“我要感谢泰普林和他的夫人卡罗琳,还有他的妹妹,有他们的鼓励资助,我才坚持把学业完成。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么多年,我把他们当成老师,也当成父母,亲人。”云娟眼中闪动着泪光。
云娟是个苦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米饭不够吃,吃得最多的是玉米粑粑。晚上点的是清油灯。学费是母亲养鸡养鹅卖蛋的钱交的。”
泰普林改变的不仅是云娟的人生。曾在毓秀苑做服务员的庆豪,如今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在广西,泰普林和家人资助的翩翩,已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还有更多的人生,在悄然改变。
“昆明全国书市,我们安排了泰普林新书的签售。来华途中,泰普林因‘9·11’发生被阻隔在底特律机场。克服千难万阻,他在签售活动前一天晚上到达首都机场,并星夜赶到昆明。签售活动十分成功,泰普林累坏了。他摇晃着酸痛的手腕对我说:‘手要断了,但我愿意写下去。’”“在泰普林为家长举办的讲座上,那些一身泥土的农民会哄堂大笑,他们听懂了。”为泰普林编书,耳濡目染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定宇说, “他改变了我。我不再和以前一样看人生、看得失。”
在中国,张祥荣与泰普林一起度过的时间最多,共事的时间最长,13年中,每年有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在一起工作、讲座、写作和调研。在泰普林的引导和指教下,张祥荣从职业翻译转变成了家庭教育专家。张祥荣自以为已经很了解这位‘上辈子是中国人’的美国教授了,但汶川地震发生后,泰普林对灾区人民命运同在、心手相连的感情,无私的援助,特别是对灾区孩子心理康复的关注,让张祥荣看到了至真至纯的大爱和人性的光辉,意识到自己“永远都是他的学生”。
在中国,更多的孩子听了泰普林的讲座,认识到了自己的兴趣和禀赋所在,了解了自己所要面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成千上万的家长、教师,接受了泰普林的教育理念,加入了为孩子成长喝彩的行列。
“每次离开中国,我总是恋恋不舍。回家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次快乐的旅途,更多的却是一种离愁别绪,是一种时空变换。一踏进家门,第一件事便是拿起网络电话打给中国朋友,道平安,诉思念。
我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但只要身体允许,我愿意继续常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会慢慢接过我手中的工作,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陪衬,看其他人的讲座,看他们签售,看着友爱小学一天天发展壮大。
到我走不动时,即使再也不能来中国而只能呆在家里,我的心也紧紧地跟随你们,我会常常问道:“你们还好吗?”拿出照片仔细端详,我会在心里想:“学校一定更漂亮了吧。”我会记起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等到必将到来的那一天,等到卡罗琳也来到我的身边,按照我们的传统,有人会把我们的骨灰撒到那些我们曾经到过的地方。这时,将没有人怀疑我是多么深爱着那些和你们一起走过的美好日子。"
心曲低回。感动澎湃。
“泰普林是教育界的白求恩。”得到过他帮助并改变了命运的人这样说,几乎每一个被他感动并被改变的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