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延：因治郡有方，当地百姓为感恩让孩子随姓“任”
任延，生卒年不详，字长孙，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先后担任会稽都尉、九真太守、武威太守、河内太守等职。他礼贤下士、移风易俗、兴修水利、兴办学校，造福一方。
任延是个天才，十二岁进入太学，精通《诗经》《易经》《春秋》，被称为“任神童”。他曾因战乱，在陇西避难，没有接受隗嚣陇右割据政权的出仕邀请。更始元年（23年），任延年仅十九岁，便成为大司马属，会稽都尉。此时天下刚刚安定，许多避难江南的中原人士尚未还乡，汇集于会稽。任延聘请其中品德高尚之士为官，以师友之礼对待他们，赢得了礼贤下士的美称。他体恤下属的疾苦，时常用自己的俸禄来帮助他们。他在当地实行精兵简政，将裁减的人员安排去耕种公家的田地，以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出外巡视时，他请孝子一起吃饭，以示慰问勉励。
建武初年，任延请求辞职，但没有被批准，而被任命为九真太守。九真郡位于今越南北部，地处偏远，生产力落后，人民以打猎为生，粮食不能自给，生活困苦。光武帝在其赴任前召见他，赐予财物以壮其行，同时令其妻子儿女住在都城洛阳，免其后顾之忧。
任延担任九真太守期间，他鼓励垦田拓荒，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针对当地人没有婚姻、家庭概念，依照年龄，让两千余人嫁娶，组建一千余家庭。因为贫穷而无法办理聘礼的，任延命令下属以俸禄来救助。这一年风调雨顺，农业获得大丰收。组建了家庭的人生活愉快，且有了孩子。为了感恩，许多孩子随任延姓“任”。九真郡周围的蛮夷、夜郎等部族都很赞赏任延的仁义，不再骚扰九真边境，并与任延交好。于是任延撤销了侦查人员以及守卫边境的士兵，边境出现一片祥和的景象。
任延在九真的政绩为《后汉书》所称道，认为“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二守”指的是九真太守任延和交趾太守锡光。锡光为汉中人，于汉平帝时担任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仪，化声侔于延”，这说明其在边境的教化之功与任延相媲美。《后汉书》评价任延、锡光以及杜诗为东汉时期政绩最为卓著的官员：“如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任延担任九真太守四年后，被征召去洛阳，但因途中生病而没有及时到达，所以被贬为睢阳令。任延离开九真郡后，地方官员和百姓为感谢他的恩德，建立生祠来供奉他。因政绩突出，睢阳令任延不久又被晋升为武威太守。
就任武威太守前，光武帝曾召见任延，告诫他说：“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回答：“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光武帝深有感触地赞许道：“你说得对。”讨好自己的上级，与上级交好，诚然有助于自己的仕途，但这容易造成结党营私的弊病，也容易形成“惟上”不“惟下”的阿谀之风。这种风气造成上官无法听到逆耳忠言，四周只有一片赞美喝彩之声，百姓的意见无法上达，长此以往，政府就会丧失民心。任延反对“善事上官”，并指出它的危害，主张“忠臣不私”“履正奉公”。他对光武帝“善事上官”教导的正面回答，实际上就是其主张的一种实践。
任延不“善事上官”，而是善待百姓，脚踏实地，为民办实事，造福一方。他在武威任职期间做了许多好事，以下列举数端来说明。
其一，打击地方豪强，镇压扰民的田氏。将兵长史田绀是当地的豪强，他的子弟、宾客经常欺负、残害百姓。任延赴任后，将田绀及其子弟、宾客绳之以法。田绀的小儿子田尚聚集数百人，自号“将军”，夜袭武威城，任延带兵将之打败。此后，任延威行境内，官吏和百姓都检点自己的言行，不敢为非作歹。武威秩序井然，治安状况大为改善。
其二，解决边患问题，打击犯境的匈奴、种羌。武威地处河西走廊，北面是匈奴，南面是种羌，百姓害怕这些游牧民族前来骚扰、抢劫，于是武威南北边境的田地荒芜。对此，任延选拔武艺高强之士千余人，命令他们带领杂种胡的骑兵，驻守各要害之地，如有警报，就追击讨伐。侵犯之敌屡战屡败，于是不敢前来骚扰，武威边境逐渐安定下来，其边境田地也随之被开垦出来。
其三，兴修水利。河西雨水少，农业需要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以解决缺水问题。任延设立水官，负责修理沟渠。这些沟渠将祁连山的雪水导流入农田，让百姓受益甚多。
其四，兴办教育，提振当地文风。任延设立校官，负责兴办学校。他命令，从官员的子孙做起，都要进入学校读书。免除学生们的徭役，以激励大家的向学之心。学习优秀者都得到提拔任用。于是武威郡文风兴起，开始有儒雅之士。
任延后来因为没有上报就擅自杀害种羌，被贬为召陵令。此后，还担任过颍川太守、河内太守等职。
任延在九真等边境之地为官，以改易边俗而闻名，任武威太守期间，他打击豪强、整顿治安、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等福民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反对“善事上官”“不惟上”，主张“履正奉公”，忠心为民。此廉吏，值得当今为官者学习。
摘编自《中国廉政史话（人物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