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测绘队：有人曾喊“就是捡垃圾也不干测绘”但干测绘干到了老死
一群皮肤糙黑、满面灰尘的男人,饱经风吹日晒,粗犷一如高原戈壁。而一旦停下脚步,对着仪器读数,他们的细腻专注竟不亚于绣花姑娘。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为何在同一群人身上并存?
他们大多不擅言辞,跟陌生人说话总是羞怯而憨厚地笑着。而用心触摸他们的沉默,却有一种悲壮涌上心头。追随着他们的脚步,行走在杳无人迹的荒原上,短短两天,我们就饱尝了烈日暴雨、酷暑严寒的滋味,不知一生都这样跋涉的人该承受怎样的艰难。
这些很少引人注目的人,创造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英雄业绩:徒步行程50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00多圈,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穿越半世纪的传奇,正像大地一样壮丽多姿:奇迹与血汗、患难与忠诚,欢笑与泪水、铿锵与委婉,每个细节都在最柔软的心灵深处激起波澜。
这支有着大地般品格的队伍,当然以大地为名--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经天纬地,他们建立了光耀大地的功勋,却像大地一般沉默无言
“经天纬地,开路先锋”,是测绘事业生动而精准的写照。各行各业的发展,假如不以测绘为先导,就会像失去罗盘的航船一样茫然。
2006年,国家启动“西部测图工程”。因经济技术能力所限,我国西部约200万平方公里国土,一直没有1:5万地形图,占我国陆地版图近四分之一,严重制约了西部大开发进程,也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西部测图工程”承载了几代测绘工作者的梦想。
这是一项充满艰险的任务。在国测一大队的主测区青藏高原和新疆戈壁,号称“生命禁区”的无人区、危机四伏的高山大漠,随时考验着测绘队员。
很多队员都还记得老队友崔哲。1977年5月,崔哲来到藏北高原进行天文测量。仪器沉重,他和队友雇了两头牦牛往山上爬。极度缺氧,爬到半山腰,连牦牛都开始“罢工”,死活不肯再前进一步。他俩只好自己背上器材和水,继续爬。深夜,几乎用尽最后一口气,终于来到山顶,崔哲放声大哭,对着空荡荡的山谷声嘶力竭地喊:“我回去就是扫垃圾,也不干测绘了!”可最终,他干测绘一直干到了老死。
2009年7月中旬,记者来到藏北,亲身体验了测绘队员的艰难与坚持。
唐古拉山口,海拔5230米。一只黄色小帐篷撑在山包上,国测一大队两名年轻队员守着仪器在接收测绘数据。不远处,雪山高耸,荒原茫茫。
这里氧气含量只有内地平原的60%,平地走路都喘不上气来。中午,烈日当头,转瞬间城墙般的乌云就压了上来,暴雨夹着冰雹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气温骤降到两三摄氏度,几分钟就冻得手指麻木。狂风足有8级以上,两个人扑到帐篷上,单薄的帐篷几乎被掀翻,睡袋已被浇得又湿又凉……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两名队员要坚守四天四夜。今年,他们已经连续作业了三个月。而此时,在辽阔的西部测图前线,还有上百名同事正和他们甘苦与共。其中很多人,已经这样顽强坚守了几十年。
“国测一大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全国布下一张细密的大网,精确测出每个点的坐标、高度、角度、长度、重力加速度,为各行业发展建设提供参照。”陕西省测绘局局长白贵霞比喻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国防和经济建设急需测绘依据。而旧中国留下的测绘基础非常薄弱,全国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地区进行过低精度测绘,测量基准和坐标系统十分混乱。为尽快改变这一局面,1954年,国测一大队在西安成立。
55年来,他们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大地测量控制成果占中国版图的近一半。中国大地原点,国家天文大地网,国家重力基本网,国家GPS网,中国地壳运动监测网,中蒙、中巴、中尼边界勘测……一项项重大测绘工程,都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和血汗。
他们六测珠穆朗玛峰,1975年测出的8848.13米和2005年测出的8844.43米,先后作为珠峰的最新海拔高程写入全球教科书。走赤道、下南极,他们填补了中国极地测绘的空白。
他们的精密工程测量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西安大雁塔变形监测、苏通长江大桥跨江测量、港珠澳跨海大桥工程首级控制网测量……无不赢得国内外同行赞叹。
由于从事着最基础的行业,测绘工作一直鲜为人知,队员们的艰辛是外人难以想像的。
在西藏那曲,记者遇到国测一大队一个水准测量组。根据技术要求,他们必须扶着标尺和仪器徒步前进,以30米为一段,每公里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每天最多行进10公里,至今世界上没有更省力的办法。为了测量珠峰,甚至要把高程从黄海之滨引到珠峰脚下。于是,队员们用双脚迂回曲折地走了12万公里,花了整整十年。
他们不得不长年面对极端自然环境。高寒缺氧、山高路险、洪水猛兽、雪崩雷击、地温70摄氏度的沙漠、零下40摄氏度的冰川,对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甚至,死亡也并不遥远,还有比死亡更难忍受的无边的孤独寂寞。
这个收入并不高的职业,是什么让他们在这艰难旅途上执着跋涉半个多世纪?队员却反问我们:“这工作国家需要,我们不干,那让谁干?”
队员们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荣誉”,而他们心目中的最有分量的荣誉却常常很简单。
2005年5月,国测一大队完成珠峰测量任务返程途中,一位上海的老游客认出了他们。老人大声说:“是你们测了珠峰!你们给中国人长志气了!我给你们敬个礼。”说完就把布满皱纹的大手举到了白发苍苍的额角。那一瞬,所有队员眼眶都湿了:这就是祖国,这就是人民!
几行测绘人写的诗句,让我们聆听了这支特殊团队的心声:
我愿如星,不追求彩虹的艳丽,不企望惊雷的轰鸣;
我愿如星,默默地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去维系晨的安谧、夜的恬静;
我愿如星,在短短的生命征途上,把自己的光和热无私地奉献给大地和天空……
决战珠峰,他们在地球之巅写下壮美史诗,心中比地球之巅更高的是祖国的荣誉和尊严
2005年珠峰测量,一次史诗般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大决战。
珠穆朗玛峰,地球之巅,其高程测定一直是人类认识地球的关键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受国力所限,在我国版图之内的珠峰不得不长期使用早年外国人测量的并不准确的高程数据。测绘珠峰,事关祖国荣誉和尊严。
自1966年起,国测一大队六测珠峰,今年71岁的郁期青参加了三次。1975年,他在海拔7000米高处发烧41摄氏度,昏迷着被抬了下来,在医院抢救了20多天。刚一清醒,医生挥舞着一张报纸冲他喊:“这个能给你安慰!”报上登的是:珠峰测绘成功。郁期青当即落泪,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30年后,因地壳运动、气候变化,原有的珠峰高程已发生改变。国外一些组织和个人多次公布新的高程数据,在国际上造成了混乱。
2005年春天,国测一大队重测珠峰。
冲顶测量队员的选拔条件就带有浓厚的“战时”意味:第一,要有兄弟,不是“独苗”;第二,未婚,已定婚期的要推迟。每个队员都清楚,珠峰登山时有意外,必须为亲人作最坏的打算。
3月初测绘队进藏时,高原还是严冬。强烈的高山反应折磨着队员,他们白天忍着头痛、恶心坚持作业,晚上蜷缩在零下30摄氏度的帐篷里。国测一大队大队长、珠峰测绘现场总指挥岳建利说:“因为缺氧,队员们走两公里就会精疲力竭,剩下的每一步都像迈向人生的尽头。”
在美如天堂的珠峰下,冲顶队员陈杰过了“这辈子最浪漫的生日”。5月3日,在6800米营地,五名队友找出一小块臭豆腐,微雕般用牙签刻上“老陈生日快乐”,切成六小块,和陈杰每人分吃一块,就算是“生日蛋糕”。
5月12日,向顶峰进发的日子到来了。在大本营,所有人都来为6名冲顶队员送行。岳建利和每个队员拥抱、握手,盯着他们的脸看了又看。风萧水寒,全场肃穆。
5月22日11点08分,中国珠峰测量登山队员成功登顶!而人们不知道,登顶仅仅是测量成功的第一步,只有把各种数据按照科学步骤取全、取足,才能最终完成珠峰测量。此时,正是测绘队员压力最大的时候。
11点30分,山下6个交会点的目镜同时对准顶峰,寻找按计划此时应由登顶队员竖起的红色测量觇标,然而,视野中只见雪山云雾……
接下来的20分钟,后来被岳建利称为“要命的20分钟”。对讲机里乱作一团,找不到觇标,就无法测量,大家惊慌、询问、猜测,但只能等待。向来严肃、沉着的岳建利,此时心中也一片茫然。他知道,峰顶大风10级以上,登顶队员一旦下撤,就再无返顶的可能。今天的窗口期一过,就意味着此次测量失败。
为了这一天,队员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来到珠峰大本营两个多月,每人都掉了十几公斤肉,瘦得脱了形。很多队员经历了生死考验。张建华一次穿过西绒布冰川时遇到风雪,壮丽的冰塔林顿时变成了诡异的迷宫,巨大倾斜的冰柱、深不见底的冰缝,杀机四伏,他跌跌撞撞15个小时才摸回营地,一见队友就哭了。李明生明知道妻子分娩在即,还是跟着大家一起上了高原,从电话里得知女儿出生,他独自坐在帐篷外的石头上,泪落成行……这一切,都白费了吗?
11点50分,顶峰云雾散尽,红色金属觇标终于出现在地球之巅!6个交会点几乎同时发现目标,对讲机里一片欢呼,大家开始抢测数据。
此后的48小时,仍紧张得令人窒息。山下测量进展顺利,但顶峰情况如何?队员们能否安全返回?数据能否完整带回?在珠峰登山史上,多数意外都发生在下撤途中。夜里,岳建利睡不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长久地仰望珠峰。
在珠峰之上,冲顶测量队员们也在创造着历史。任秀波、柏华岗史无前例地把重力测量推进到了海拔7790米的高度。
“我们不是专业登山队员,完全是靠意志而不是体力往上登。”柏华岗后来告诉记者,“实在走不动,心里就数数:1、2、3……数到20,马上往地下一跪,大口大口地喘气,恨不得把肺掏出来呼吸。”为了操作仪器,他们冒着失去双手的危险,在零下40摄氏度的空气中脱掉了手套……
24日凌晨3点,当6名冲顶测量队员带着仪器和数据,完好无损地出现在面前时,已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岳建利都忘了什么是高兴。他想吃碗面条,那天,是他的生日。
再次成功测量世界最高峰,国测一大队也登上了测绘事业的高峰,他们创造的多项科技世界纪录已载入史册。这是一个缩影,把测绘人鲜为人知的艰辛与收获、痛苦与喜悦、焦虑与豪迈,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选择了大地般宏伟事业的人,就有着大地般博大的胸怀。既然他们心怀天下,既然在他们心中祖国的荣誉和尊严高于一切,既然他们肩负着开路先锋的神圣使命,那就继续攀登吧!
英雄之路,永无止境。
46人牺牲,他们视死亡如回归大地怀抱,却在生命极限的挑战中熔铸着忠诚
国测一大队队史,就是一部挑战生命极限的英雄史。
建队以来,有46名职工牺牲,有的病死、渴死、冻死,有的遭遇车祸,有的坠下悬崖,有的受到雷击,有的跌下深谷,有的落入江中,有的掉进雪窟,还有的被劫匪残杀……大多数人连一块墓碑也没来得及立,有的甚至连生平材料都没留下,他们的生命传奇唯有大地作证。
每个队员都知道吴昭璞。他死时年仅31岁,是个开朗活泼的技术员,刚刚大学毕业一年多。
1960年4月底,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红褐色的大戈壁一望无际,45摄氏度的高温把一箱蜡烛都化成了汤。一天早晨,大家发现桶里的水漏光了,而最近的水源地在200公里之外。断水就意味着死亡,吴昭璞命令队伍马上撤离,自己留下看守仪器资料。大家都不同意,吴昭璞笑着说:“你们轻装走出戈壁,我等你们回来,咱们一起把作业量完成。”
三天后,焦急的人们带着水匆忙返回,找到吴昭璞时,只见他口含黄沙,十指深深插在沙土里,已停止了呼吸,原本一米七的身高,干缩到不足四尺。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吴昭璞吃光了牙膏,喝干了墨水,却把沾满汗渍的外衣脱了下来,严严实实盖在测绘仪器和资料上。
队友们含泪把他埋葬在戈壁深处,用一只军用水壶灌了满满一壶水,为他陪葬,然后继续把没有做完的工作完成。那一天,正是“五一”劳动节。
在那个时代的测绘人心中,仪器和资料就好比军人的武器和战果,死也不能丢。今天,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是对事业的忠诚依然流淌在每个测绘队员的血脉之中。
吴昭璞牺牲16年后,他的儿子吴永安又成为一大队的一员,而且第一次野外作业就来到了父亲牺牲的南湖戈壁。他寻找父亲却找不到,只见满眼的无名坟头。他于是拿了一壶清水,每个坟头洒上一点,大哭一场。当时,他穿了一件大红毛衣,正是用父亲去世前买的一大团毛线织成的。那一抹灿烂的红色,成了测绘精神代代相传的象征。
吴昭璞牺牲30年后,1990年,新一代测绘队员再次挺进南湖戈壁,再次体验了当年先烈的处境。队员张朝晖回忆说:“酷热,馒头刚出锅就能干透,咽下去就像往食道里塞锯末。嘴唇牙龈同时出血,咬过的馒头往白纸上一按,就是一枚鲜红的印章。”有一次,帐篷里飞进来一只苍蝇,队员刘健本能地举手要打,却停在半空中,缓缓放了下来。“这也是一个生命啊,跟咱们一样不容易。”他把一口白糖水倒在勺子里,喂给苍蝇喝。
如今,国测一大队的装备早已今非昔比。野外作业的每辆车都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和海事卫星电话,一有情况,北京和西安的总部会立即知晓,并及时指挥救援。因此近十几年再没有队员牺牲。
然而,漫长的艰苦生活却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寒冷。1977年,国测一大队测量天山主峰托木尔峰。帐篷搭在冰山上,夜晚冻得人睡不着。早上起来,每个人躺的地方都印着一个清楚的人形,那是晚上人的体温溶化冰雪的印记。
疼痛。1993年,一大队三中队来到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为油田开发作前期测量。一次,越野车翻了,车里副中队长霍保华的头撞碎了挡风玻璃。爬出来,他又背起仪器向沙丘走去。直到晚上9点回到驻地,才顾得上清理伤口里的玻璃碴子。
烈日。1999年夏天,两个中队到天津港承担测绘任务。测绘海河入海口时,队员们顶着酷热整天站在齐腰深的稀泥里作业。埋完最后一块标石,一中队党支部书记房宽宏当场脱水晕倒。
暴雨。2005年2月,几组队员在陕南进行GPS观测,遇到连阴雨,在深山里无处藏身,只好蹲在积水没踝的帐篷中苦苦守候,直到满足技术要求的持续92小时……
副大队长陈惠军记忆最深的,是1993年在新藏公路进行的水准测量。最后一天用计算机核对数据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机器发出了正常的“滴滴”声--完成!全组9个人,一下子全部躺在地上,整整半小时,谁也没说话。在“无人区”连续工作三个半月的煎熬,只有队员们自己能够体会。
最难忍受的是孤独和寂寞。在藏北寸草不生的山上,偶尔看见一只乌鸦,队员程虎峰和宗峰都兴奋好半天。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队员会盯着看几个钟头,因为它可能是周围仅有的活物。
“聊天,什么都说,不停地说,夜里有时候别人都睡着了,还有人自己在不停地大声说着。”陈惠军说。
“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就吵架。”柏华岗说。
“该吵不该吵的架都吵完了,就希望有谁来骂我们一顿。”张朝晖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边无际,令人窒息,那是一种怎样的寂寞啊!而荒野的艰苦和寂寞,却培养了这群人独特的幽默。
在那曲水准组营地,我们听到一个词--“团长”。有时天黑赶不回营地,找个避风的地方,把身体蜷成一团,凑合一宿,这个人就自称“团长”。多年来,“团长”已经成了国测一大队的“专业术语”。
黄渭林,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一说话就脸红。我们在他的铺位上惊奇地发现一包卫生巾,就问:“谁用的?”他低下头小声说:“我。”原来,高原气压低,不少队员犯了痔疮,他们就想出了这个解决办法。中队长高国平指着黄渭林说:“这是他家的传家秘笈,当年他爹就用。”帐篷里笑成一片。
我们和队员们一起笑着,不知不觉间,有泪落下。
大地是一个灵魂的大熔炉,她严苛而又宽厚,敞开怀抱接纳着那些深爱她的人,给他们慈母般的慰藉,给他们严父般的锤炼。从这个熔炉里走出的,必定是坚强的人,勇敢的人,心胸坦荡的人,丰富多彩的人。
侠骨柔情,他们是挺风立雪的大树,而亲人就是伸展在大地深处的根脉
尚小琦,今年35岁,却已满头白发。这位国测一大队三中队的中队长性格内向,他妻子雷莉却是个心直口快的人。面对我们,多半是妻子在说,丈夫在一边静静地听。
不是雷莉爱说,她心里需要倾诉的实在太多。2006年9月10日晚上,雷莉从楼梯上摔下来,脚踝骨裂,当时尚小琦正远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承担海外测绘任务。脚疼得不敢沾地,雷莉就蜷着一条腿,双手紧扒着楼梯,艰难地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又咬着牙爬下楼,去了医院。医生一看,说:“伤得这么重,再晚来一点就落下残疾了。”可是只过了十天,她就把石膏拆了,拄着拐去上班,还照顾上幼儿园的孩子。而这一切,她并没有告诉丈夫。
其实,雷莉一点都不想那么坚强,她特别想听到丈夫的声音,在电话里缠着他说话。尚小琦说正忙,她就说:“你忙你的,我就在这边听一会儿好不?”她听见了丈夫的呼吸声,咬着嘴唇,强忍着没哭出声来。“相处久了,一听他呼吸,我就知道他是轻松还是有负担。我不忍心增加他的负担。”雷莉说。
直到几个月后,尚小琦才了解实情。他一进家门就一把抱住妻子,久久不肯松手。他深爱着这个家,却无法弥补自己的歉疚。
人们说测绘队员是“候鸟”,嫩芽吐绿的时候离家,黄叶飘落的季节归来。对亲人的歉疚,是他们内心最深的痛。走进国测一大队每个家庭,都能听到一段辛酸故事。
队员周永琦的妻子雷晓妮怀孕时,有一次晕倒在路上,一位好心人把她扶起来,问:“身体不好怎么没人陪呀?”平平常常一句话,却勾起了她无限心事,胸口堵了千言万语,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当时丈夫连续几个月外出作业,她挺着个大肚子,跑上跑下,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婆婆。“吃喝拉撒洗”,简单五个字,道不尽的艰辛。
更揪心的是,她还要为千里之外的丈夫担惊受怕。有一天,邻居大娘问她:“你们周永琦怎么样?”她说:“出测了。”大娘自言自语:“唉,可怜的孩子。”她立即意识到出事了,急忙问大娘,大娘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找丈夫的同事打听,才知道他在测区被热带森林中的土蜂蜇了,正在医院抢救。她觉得天都快塌了,还得努力控制情绪,怕腹中的胎儿受影响。“丈夫终于回来了,本该是久别重逢之喜,我家却是欲笑无声、欲哭无泪。”雷晓妮说。
只求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家,有丈夫、有孩子、有笑声、有温暖,就这么个朴素的愿望,对测绘队员的妻子们来说,也是奢侈。
周永琦的孩子两岁多了,却对爸爸没什么印象。雷晓妮每次给丈夫打电话,都让孩子冲着电话叫几声爸爸。有一次吃饺子,爸爸来电话了,孩子立即用筷子夹起一个饺子,往话筒里塞,一边说:“爸爸吃饺子。”
其实,测绘队员又何尝不是把亲人时刻挂在心头?有一年,尚小琦出差回来,两岁的儿子刚睡醒,他就趴在床上看儿子,儿子也仰着脸看他,小手拉着大手,父子俩就这么默默对望了10多分钟。这一幕,看得雷莉心疼又心酸。
又爱,又恨,又疼,妻子们对丈夫的感情是如此纠结。最初,队员张述周的妻子史玉萍并不了解丈夫在野外是怎样工作的。有一次,她拆洗丈夫背回来的棉被,发现里头的棉花早已粘成一坨,一看就是经常被雨打湿。想像丈夫睡在精湿冰凉的被子里,她潸然泪下。
几乎所有家庭都有过这样的“隐瞒”和“欺骗”。队员怕妻子担心,不论写信、打电话还是出差回来,都只描述在野外如何游山玩水,对艰险只字不提。妻子怕丈夫牵挂,家里再难,也说“一切都好”,然后默默地把所有重担挑在肩上。
很多事,一旦错过,就再没有机会弥补。几乎每个队员对父母、妻子、儿女都有过深深的遗憾。然而,正是亲人的理解与默契,传递给队员们最坚实的勇气和力量。
1988年,队员焦天孝正在野外工作,老母亲直到弥留之际还大大地睁着眼睛等他回来,是他的妻子潘西芹替他尽了孝。儿媳妇一边流泪一边握着婆婆的手说:“妈,我是西芹,是天孝的媳妇,他没能回来,我在您跟前也是一样啊!您知道,天孝他孝顺您,可他实在走不开,您别等他了。”老人听懂了,慢慢闭上了眼睛。
2005年珠峰复测期间,队员王新光83岁的老父亲去世,但他母亲叮嘱所有在家的儿女:不能把消息告诉王新光。老人说:“新光做的是一件好事,那就让他做到底。”
大队长岳建利很快得知此事,同时也收到了老人的要求,只好暂时瞒着王新光。可他还是听到了一些风声,就打电话给家里,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接电话的正是母亲,不料老人语调平静如常:“没事。你注意身体,好好工作就行了。”
岳建利很矛盾。不说,王新光会留下终身遗憾;说,违背老人的意愿。犹豫再三,一周后,还是决定告诉他,希望他回家看看。王新光如雷轰顶,趴在帐篷里痛哭一场,抹干眼泪,说:“我留下。这是我爹娘的心愿。”于是,他做了一个黑袖标,怕影响队友们的情绪,就拧成一股细绳,系在胳膊上,继续工作。
5月29日,国测一大队圆满完成珠峰测量任务返回西安,王新光一进家抱住母亲就哭。父亲去世一个半月了,母亲一滴泪都没掉过,看见儿子回来了,终于哭出声来,当场哭得晕了过去。
事实上,岳建利在珠峰大本营瞒着王新光的时候,他自己也正被妻子瞒着。他回到家才知道,妻子王立芳因病在西安做了手术。
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森林,国测一大队的每个队员都是挺风立雪的大树,而亲人就是他们伸展在大地深处的根脉。根越深,树越稳。是亲情的养分,让这片森林枝繁叶茂,蓊郁苍翠。
也曾彷徨,他们在磨难中开拓进取,也在磨难中锻造金子般的团队之魂
多年以后,老队员翟建全还清晰记得1980年那个傍晚。那是天山深处,一组队员作业归来,突然马失前蹄,队员王方行一头栽进河里。队友们在下游两公里的浅滩把他拉上来,他早已停止了呼吸。那年他46岁,还是单身。当晚,队友们在岸上点起篝火,守着他的尸体,沉默无言。
“我就想,生活在城市灯红酒绿的人们,有谁知道,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还有我们这么一群人。我的同伴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谁知道?”讲起当时的情景,翟建全仍然泣不成声。
这是一群普通人,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和欲望的世界上,对比都市生活的繁华安逸和荒野作业的艰险寂寞,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有过失衡和彷徨。
“第一次出测的经历差一点埋葬了我对测绘的所有热情。”四中队中队长何志堂说,1998年7月,他进一大队之前,幻想中的野外生活如旅游探险般浪漫刺激,但到了戈壁滩上,调好仪器就没事可干了,三天三夜,他就蹲在一个树阴底下守着。孤独,无聊,后悔,他想:难道我上了四年大学就为了干这个吗?他不想干了,有一次甚至买好了车票,准备离开。
在唐古拉山口,记者看到队员白卫特在读一本书,书名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中间,有多少人跟他相似呢?这个“80后”的小伙子,在西部荒芜的大漠戈壁上干测绘已经六年了。他爱听歌,爱听《故乡的云》:
我已是满怀疲惫,
眼里是酸楚的泪。
我曾经豪情万丈,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
为我抚平创伤……
会唱这支歌的人不少,可是有几人懂得这悲壮的重量?
在国测一大队历史上,不是没有人离开,但大多数人坚定地留下来。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难以割舍?队员们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科技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国测一大队上下的共识。这支队伍继承测绘精神传统,更注重依靠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1991年,新来队的大学生庞尚益公派出国,需要1.5万元路费,那时一大队正处在困难时期,时任大队长的刘永诺发愁了:全队人员工资都是刚借来的,怎么办?一咬牙,借钱培养人!于是,全队职工凑钱,将这位年轻人送上了求学之路。后来,庞尚益成长为国测一大队总工程师。
如今,队员们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2002年夏天,就在何志堂打算离开的关头,大队把当时全国测绘行业仅有的一台野外绝对重力仪交给他管理,这项极有前景又极具挑战性的高新技术留住了他的心。七年后的今天,他已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
近些年,国测一大队实现了从传统测绘体系向信息化测绘体系的转变,技术装备、业务范围、作业水平、社会应用都得到显著提高。而在队员们心中,分量更重的却是扎根在这支队伍灵魂深处的东西。
1959年7月的一天黄昏,新疆山区的悬崖边,一个队员不小心蹭到峭壁,连人带仪器向下滑去。组长宋泽盛一个箭步冲上去,使出全身力气用双手托住队友。队友安全了,大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宋泽盛摔下几十米深的山崖。现在,一大队依然珍藏着这台“宋泽盛仪器”。
1990年,南湖戈壁。由于严重缺钾,队员张朝晖患上了全身肌肉麻痹症,生命垂危,几个队友紧急把他送往几百公里外的医院。一个队友坐在他身边,不停地和他说话:“朝晖,挺住!你不能死。”司机是陕西人,累得睁不开眼,就大声吼秦腔,嗓子哑了,走调了,还继续吼。夜里气温骤降,每个人都冻得发抖,就一起点着十几支烟,满满地咬在嘴里,希望点点火星能带来一丝温暖……
“他们,是我一辈子的兄弟。”张朝晖喉咙哽咽。
这是磨难中千锤百炼的生死之交,它把国测一大队凝结成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充满默契的家,一个谁都离不开的家。在这个家里,不兴推诿,不兴放弃,不兴虚伪,崇尚的是责任,是担当,是忠诚。这是金子般的团队之魂。
1991年4月17日,国务院通令嘉奖国测一大队,授予“功绩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荣誉称号。
何志堂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当年我将要参加工作的时候,老师问我,你准备好了吗?我怯怯地说“差不多吧”。今天,如果有人要问我相似的问题,我会坚定地回答:“我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