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

李纯原名李淳，为唐顺宗李诵的长子，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日（778年3月17日）生在长安宫中。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唐代宗李豫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李适即位，父亲李诵被立为太子。

李纯在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李适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的宗室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李适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李适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李适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李适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李适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788年）六月，11岁的李纯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李纯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李适收养为子。李纯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793年），时为广陵王的李纯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郭氏由于母亲是唐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李诵是表姑侄，郭氏就长了李纯一辈。或者说，论辈分，李纯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李诵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李纯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795年）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他就是后来的唐穆宗。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李纯，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李纯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六日，他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权当军国政事，即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李纯得顺宗李诵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这一年，宪宗28岁。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李纯的登基伴着李诵的内禅一直被人们猜疑着。李纯登基前后，也的确有一些无法弄清楚的秘密。我们可以列举这样一些事例略做说明。

其一:

李纯刚刚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二王”集团的陆质借侍读之机有所规劝，被李纯制止：“陛下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怎么还扯其他的事？”说明此刻的李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说，李纯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

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李纯的宦官。

其三:

在顺宗李诵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李纯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李纯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

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李纯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西经略使刘澭请兵，谋划废李纯另立皇帝。结果，刘澭告密，逮捕了罗令则，李纯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澭，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李纯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政敌。

其五:

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李适时一直是顺宗李诵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李纯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澭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李纯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

太上皇李诵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李纯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李纯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李诵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李纯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李诵直接杀死，正是拥立李纯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李纯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李纯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李纯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为湖南观察团练使。李纯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李纯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李纯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李纯继位后刚明果断，能用忠谋。力图削平藩镇割据，恢复唐朝的统一。他在位初期，任用杜黄裳、裴度、李绛相继为相。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先后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江南李琦的叛变，整顿了江淮财赋，招降了河北强大的藩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任用了名将李愬，全力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使其他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结束了自肃宗以来，各地藩镇专横跋扈，各自任免官吏，对朝廷不供贡赋的局面，全国出现了暂短的统一。

但是，在和藩镇的战争中，李纯又重用宦官，竟任命心腹宦官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和招讨处置使等要职，作为统帅带兵出征，使宦官势力大大增长。有的大臣劝说李纯要防止宦官权力过大，他却回答说：“吐突承璀只不过是一个家奴，不管给他多大的权力，我要除掉他，还不是如同拔掉一根毛那样轻而易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李纯还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以后，就自以为立下了不朽之功，渐渐骄侈。任用皇甫镈而罢贤相裴度，政治日见衰败。他还信仙好佛，想求长生不老之药。公元818年，他下诏征求方士。皇甫博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柳泌的山人，由他配制长生药。又遣宦官使至凤翔迎接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恳切诤谏。李纯勃然大怒，准备对韩愈处极刑。裴度等奏言韩愈忠直，李纯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次年，李纯开始服用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杀左右宦官，宦官集团又分为两派，吐突承璀一派策划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一派拥护李恒为太子。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820年2月14日）夜间，王守澄、陈弘志等宦官为了立李恒为帝，潜入寝宫谋杀李纯，然后守住宫门，不准朝臣入内，伪称李纯“误服丹石，毒发暴崩”，并假传遗诏，命李恒继位，还刺杀了吐突承璀。

从此，唐朝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所操纵。

李纯英明果断，继位后，开始对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战争，他继位次年就开始对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开战并获胜，同年杨惠琳不肯交出他的兵权，李纯也对他作战，杨惠琳战败被杀。807年讨伐镇海节度使李锜，813年魏博节度使田兴规伏唐朝，813年他开始对抗拒唐朝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作战，但没有能够获胜，从815年到817年他平定了淮西吴元济的叛乱。这些成果被称为“元和中兴”。吴元济被平定后，全国所有的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规伏唐朝。各路节度使重新向中央缴纳赋税，接受朝廷任免官吏。

但同时李纯的地位是由宦官逼迫获得的，因此他信用宦官，他的军队中有许多将军是宦官，而且有些拥有很高的军权。李纯在对藩镇作战时，开始起用宦官监军。肃宗、代宗时只是让宦官掌管禁军，但还未让其出师作战。李纯开了个不好的例子。

李纯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

李纯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年），李纯刚刚即位，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就进行叛乱。李纯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次年正月，李纯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李纯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李纯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李纯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李纯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李纯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李纯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李纯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李纯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年）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懿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李纯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但这些根本问题，李纯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李翱：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神断武功，自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

蒋系：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籓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镈之聚敛，逐群、度于籓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

刘昫：贞元失驭，群盗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啸聚。我有宰衡，耀德观兵。元和之政，闻于颂声。

欧阳修：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慎，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籓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鸣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

司马光：宪宗削平僭乱，几致治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苏辙：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李纲：晚唐姑息，有多少方镇，飞扬跋扈。淮蔡雄藩联四郡，千里公然旅拒。同恶相资，潜伤宰辅，谁敢分明语。婀群议，共云旄节应付。于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往督全师威令使，擒贼功名归愬。半夜衔枚，满城深雪，忽已亡悬瓠。明堂坐治，中兴高映千古。

李默：汉武征西域而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而晚业不终。

蔡东藩：①宪宗之待藩镇，忽宽忽严，忽抚忽讨，毫无定见，殊为可笑。②《淮西碑》归美君相，并非虚谀，乃以妇人一诉，遂令剗灭，宪宗已不能无失，佛骨何物？不必论其真伪，试问其有何用处，乃欲虔诚奉迎乎？疏中结末一段，最为削切，而宪宗不悟，反欲置诸死地，是何蒙昧，一至于此？其能平淮西，下淄青，实属一时之幸事，宪宗固非真中兴主也。…然宪宗亦志满意骄，因是速死矣。③如宪宗之信方士，任宦官，好进奉，都自削平外患而来，卒之身陷大祸，死于非命，史官犹第书暴崩，不明言遭弑，本编依史演述，虽未直书弑逆，而首恶有归，情事已跃然纸上，岂必待显揭乎哉？

《剑桥中国隋唐史》：宪宗是一位重实干的坚强的君主，他抓住时机采取了干预的政策。...宪宗的又一个特点是，他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藩镇的问题。他认识到，要削弱诸镇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样需要作出制度的改变。的确，他的改革旨在增强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直到9世纪的最后25年，除了河北几部分外，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国重新树立决定性的制度，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