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报大楼报务员： 40年前就用网络“聊天”
2017年4月,高丽娴在中国流动科技馆展厅中,给学生演示无线电发报。图片(除署名外) 受访者供图
一份重要信息,要经过6个小时,才发送到对方手里,还得是大城市。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在三四十年前,每天都在发生。
7点的钟声,敲开北京的黎明。电报大楼国际报务员贾锡刚上了一整夜的班,正快速敲击键盘,给大洋彼岸发送消息;三公里外的北京站,来往旅客陆续在邮局门口排起队伍,发报员王梅也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山西省太原市电信局的高丽娴,经过五年的战备训练与实战,已经可以在六七个工种间自由切换。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期望赢得更好的生活。
四十年后,2017年6月15日,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宣布停业。
6月20日,搬到长话大楼的电报业务窗口,无人值班。泛黄的《标准电码本》躲在电脑屏幕支架后边,封面落了一层灰。
“电报业务早就退出大众市场,之所以保留窗口,是因为没有公开宣布它的终结。”联通北京分公司的宣传经理唐柳明说。
虽然电报业务还象征性地存在,但在媒体的报道中,这几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这条曾经的信息高速公路上,他们沉默地忙碌,沉默地让路,沉默地挥别。
大嗓门、耳背、戴手表、不愿透露真名。直到今天,他们身上依然保留着电报人的痕迹。
“在这儿工作,找对象占优势”
北京西长安街11号,北京电报大楼,屋内一片嘈杂。
上百台55式电传机正同时工作,键盘噼噼啪啪。打孔纸条被机器慢吞吞地吐出,滋滋声淹没在传送带发出的齿轮噪音里。成捆的电报从一楼营业大厅“发射”上来,像坐电梯一样,自动掉进四楼的接收筐,发出咚咚的声响。报务员不得不扯着嗓门对话。
不知道的,以为走进了一家工厂车间——24小时运转的传送带,把600平米的屋子分割成好几个区域,待处理的电报单源源不断地传送到报务员身边。
这是贾锡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里是他的办公地点,俗称“报房”。
1976年的3月1日,20岁的他骑着飞鸽自行车,到北京电报大楼正式报到。手上戴着父亲送他的西马牌全自动机械手表,金属表壳表带,带日历,不用上弦。
“这个职业要求我们时间观念必须非常强,每一步操作都有时限。”在贾锡刚的印象中,大楼里到处都是钟表,但报务员为了方便掌握时间,基本人人都戴手表。
传送带上的电报单,根据紧急程度,被贴上不同颜色的小条,对应不同的操作时限,从8分钟到90分钟不等。红条是加急,蓝条是政务,黄条最紧急,都是关乎人命安全的。
“但如果是特别急的,就不能等传送带了,处理完要赶紧跑过去,递到下一个处理的人手里”。
工作环境好,楼层高,一层相当于别的楼好几层,还有中央空调。而且一说人家都知道,长安街边儿上有钟的那个大楼,气派。找对象也占优势,最起码政治过硬,工资也高,一个月41块5。最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报,亚洲的1块多一个字,比如说一张电报100多字,我一天发100多份电报。当时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车就是100多块钱一辆,“我一天就制造100多辆自行车呀!”
1958年9月30日,《北京日报》发了一条新闻:“我国电报通信网络的中心北京电报大楼,已经在昨天提前三个月宣告建成”。当天的新闻头条是,“西红柿亩产46581斤,冬瓜亩产73000斤”。
这座59年前建成的大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的一座标志性建筑。不仅是贾锡刚的记忆,也是整整三代北京人的记忆。
住在大楼对面西绒线胡同的冯小宇,1951年出生,是一位北京知青。他从小在这里生活,上世纪90年代返城。
“我们31中就在大楼正对面。有时候下课拖堂,就有同学喊:老师,电报大楼都敲钟了!”
在冯小宇眼里,电报大楼的钟声比其他钟声更清亮。“早起敲钟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脸盆、牙缸,准备梳洗。鸽子听见钟声,呼啦一大群就都飞起来了。”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第二天余震时,贾锡刚正在上班。他记得,对面首都电影院楼顶旗杆左右晃得厉害,报房里没人动,都觉得倒不了,“我们大楼肯定结实。只是,这回电报该多了”。
的确,当时的电报堆积成山,用麻袋装着。人们从四面八方发来消息,只为问一句,“平安否?”
1986年,高丽娴参加全省业务比赛抄报项目。
40年前就用网络“聊天”
午夜钟声敲响。长安街两侧,只剩电报大楼灯火通明。
“你北京吗?我找815。”815是贾锡刚的代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从普通报务员晋升为值班长。夜班的值班长,又被称作“夜局长”,可以调度所有的电报线路。
国际国内各城市之间往北京发电报,以及市内各区县之间传输,都要通过电报大楼中转。
和报务员联系最多的,不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而是线路另一端的报务员。彼此并不知道姓甚名谁,只知道代号,用电码来传输讯息。
“早上好,我是446,现在开始发报。”一串电码发过去,这是李建云最常用的打招呼形式,对方也用电码回复,“好的,我准备收报。”
李建云是贾锡刚的同事,在电报大楼工作了将近30年。他的代号是446,“李”的电码是2621,这些数字李建云脱口而出。
ZCZC表示一段电文的开始,NNNN表示结束。这是报务员之间才能听懂的暗语。但在他们看来,这都属于“明码”,还有很多他们也不懂的“暗码”。比如,水文电报中经常出现“乱码”,只有防汛指挥部的人才能看懂。
李建云记得,老百姓之间也有用暗语的,比如“21日到京,百花开”。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原封不动地传过去。
“报务员之间有配合默契的,每次一发代号就知道了,哦,今天又是他值机。”贾锡刚说,“40年前,我们就用网络‘聊天’了。”他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儿,有的一辈子也没见过面。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民用电报的收发主要是通过电传机。每个汉字对应4个数字号码,以有线电报的方式传输摩尔斯电码。报务员通过敲击数字和字母键盘就可以操作。
“一说发电报,好多人以为是抗日神剧里‘的的达的’那种。那是无线发报,通过人工敲击手键发送信号,除了军队或者应急通信,很少用了。”贾锡刚解释道。
日常发送的电文,他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最多的就是父母生病,接站送站。
但也有能记住一辈子的电报。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贾锡刚经手了邓颖超发往台湾的唁电。
“当时两岸尚未通信,我以为这封电报会被退回来,但没退,被台湾接收了。”
“这是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我才能跟你说。”按纪律,报务员通过电报得知的消息,就算再重大,也得当不知道,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贾锡刚觉得这份发往台湾的电报十分珍贵,记录了共和国的历史,报底应该保留下来。但按照保密守则,所有的报底,过保存期后,都要被销毁。这封也不例外。
有一次他去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提出,在节目现场发一份电报,贾锡刚拒绝了。
“电报内容无论事大事小,都属于隐私,不能给第二个人看。公开发报的形式,是不符合要求的。”
王梅曾经使用过的电码本,1983年出版,定价0.6元。
三大神技
背码、认孔、盲打是报务员必备的三大神技。
“13日到,21次,接。”一封从北京站邮局发出的电报,要经过六个人的传输与核实,才能到达北京电报大楼,再从电报大楼发往目的地,这个中转程序要求在90分钟内完成。
大城市之间,普通电报6个小时送到,加急电报4小时。
在北京站邮局报务员王梅记忆里,电报内容填在小方格里,从营业窗口递进来。小方格一行十个,营业员眼睛一扫,几行几个字,算好钱,给它盖上第一个编号。经过第一重审核之后,就交到她手里。
她发报的时候,眼睛盯着电文,脑子里翻译着电码,噼里啪啦地在键盘上敲击。
“认孔也得会认哪。一个纸条手指头宽,上面五个孔,跟五线谱似的。”
王梅说的认孔,指的是电传机上,摩尔斯电码以“小孔”的形式被记录在一个纸条上,不同组合的孔眼对应不同字符。
发报员每人每天处理的电报是200张左右,一个班次的工作时间是7小时。也就是说,平均2分钟就要发一张电报。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难免会出现差错。
“本来病重,写成父母去世了。人来了一看,哟,没去世,吓一跳。”李建云说,这属于极为罕见的情况。相比王梅所在的支局,电报大楼对差错的要求更加严格,一点小错就扣奖金。
从支局发出的电报,电报大楼的接收员要用电码回应“收到”,才算完成发报流程。如果发现错误,会在电传机上通知王梅,“你错了啊,赶紧改了”。
王梅19岁参加工作,最开始是邮递员。她分析是因为胖,分配工作的人一看,“得,你肯定有劲儿,先干收包裹去吧”。
“当时就有虚荣心了。心想:都是小姑娘,人家小巧玲珑的,大眼忽闪的,坐办公室里面,玩儿那两张纸,多轻省啊。”
于是,她白天收包裹,晚上拿着电码本背,每天背200个。
“就跟赌气似的,让你们看看,我也行。后来真干了发报才发现,这世界上哪儿有轻松的事儿啊?”王梅说着自己也笑起来,“不过也不后悔,还多学了一门技术呢。”
她记得,当时发电报,一个字3分5厘,加急资费加倍。
“5分钱,可以坐6站市区公交车。冬储大白菜,3分钱一斤。”知青冯小宇回北京探亲,返乡至少带6个包,每次都要发电报让人接站,“电报很贵的。别看正事儿没几个字,但双方姓名地址,加一起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个字。”
6月15日,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宣布停业。
渐行渐远
北京站邮局,业务量最大的时候,王梅所在的电信组有77人,分成三个班次。每天一共发5000多张电报。
“三个发报员。从早上7点半盯到9点半,基本上把第一拨电报轰出去了,赶紧歇10分钟,上厕所,跑着去。等到10点钟,又来一堆。大家就光听那机器呱啦呱啦呱啦……中午吃完饭,又跟上了弦似的,打到2点半。下班前还得整理、复核一下发过的报,这时候下一班的人也来了,一块儿再侃会儿大山,侃到3点钟,走人。”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1986年4月,北京电报局自动转报系统投产。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的一份资料显示:“转报效率由平均每份电报需30分钟缩短到3分钟左右。”
1988年,山西太原电信局实现自动转报。那时,高丽娴已经32岁。
“当时不需要人工分发了,人员一下子从300多减到十几个,和其他部门逐渐合并。”很多老同事转行,她坚持了下来,到太原钟鼓楼街邮电局继续做营业员。
1971年4月,刚参加工作的高丽娴15岁,是太原电信局第一批徒工。
电信局那时属于军管单位,和贾锡刚、王梅不同,她学的是无线发报。在她的语言中,“达的的的达”(-…-)的声音,提示一段电文的开始,“的达的达的”(.-.-.)则象征电文的结束。
练习发报时,手键的弹簧被调到最硬,使劲敲才能够着触点。高丽娴中指跪着练习,时间一长,中指反复流血、化脓、风干,最终长出了厚厚的茧。
那是无线发报员的独特印记。
集训结束时,40个同批徒工淘汰得剩下10个,高丽娴拿了唯一一个全优。她被分配到太原电信局电报科战备台工作,后来做过几乎所有工种。
1990年,北京市实增电话用户将近5万。普通人用上了电话,每年有9万人申请装机。
冯小宇回城后,去电报大楼主要是打长途电话,电报收发的非常少了。
上世纪90年代的电报,更多作为一种礼仪。生日贺电玫瑰色,结婚贺电大红色,祝寿贺电黄色,唁电灰色等等。人们在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彼此发送祝福与问候。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很多人陆续离开电报业。有的转做通信技术维修,有的转到邮政业务,有的负责行政后勤保障。
贾锡刚变成了老贾。离开报务员岗位后,他卖过通讯器材,后来在网上开了视频栏目。他与电报渐行渐远,但只要有关于电报的宣传,他都抽出时间,讲述其中的故事。
王梅也调到其他邮局做营业员,她至今还记得礼仪电报的卡封是2块钱一个。
2006年6月30日,她退休了。
“那天简直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临走有点舍不得了。最开始觉得电信(电报属于电信)好,从邮政转电信,后来实在没辙,没有电报业务了,又转回邮政。”
退休那天,她穿着绿色的工作服,竖条纹的衣服,墨绿色裤子。她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多少套工作服,最开始布的,后来的卡、的确良,从绿色变成土黄色、灰色,最后又恢复成绿色。
王梅的耳朵不好使。采访过程中,她不停在问,“你说什么?”这些年,她一直耳鸣,经常听不清。她还认识三个老同事,有同样的毛病。
“当年报房里音量绝对超过84分贝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说话都跟嚷嚷似的。”
终将成为昨天
2017年6月15日,北京电报大楼不再对外营业。网友“大摄天下的blog”在微博留言:“一个曾经发个电报都要排队的时代结束了,信息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加快了世界的步伐,历史的必然!”
在手机上敲下41个字,不过20秒钟,就可以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高丽娴来说,电报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电报存在了100多年。由于它的出现,时间不再漫长,空间不再狭窄。历史必须要让后人知道,一种技艺,一种人类的语言需要传承。”
2011年,退休后的高丽娴申请了无线电呼号,曾经的专业电报人变成“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两年后,她加入山西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向青少年推广无线电运动。
她觉得,无线电作为应急通讯的手段,依然存在价值。
“尤其地震时,基站塌了,手机打不了电话。但无线电,一根天线甩到一定高度,有块电池就可以工作。甲乙丙丁都能收到你的信号。”
情感上,她也不掩饰自己的失落与不舍。
“毕竟这是一个特殊的专业,我们从年轻时付出过那么多的精力和美好的青春。我割舍不下我的手键。”
她的手键像一把琴,触点比头发丝还细,轻轻一碰,便可弹奏出“的的达的”的独特韵律。
高丽娴不排斥互联网,整天泡在微信和QQ上,联系无线电协会的各项活动。几次采访,都因临时有事被迫顺延,她感到十分抱歉,给记者发来一段文字:“电报讲求迅速、准确,电报人守时、守信。我这次失信了。”句末跟一个抱拳的表情。
在她看来,报务员很容易接受新的通信方式,键盘输入是习以为常的动作,并且对数字及汉字转换很熟悉,从心理上没有障碍。
“但是,有了速度必然会少了沉淀。”
高丽娴说,老百姓发电报一定经过认真考虑或必要才发的。单位也是如此,一般情况很少发出后取消。如果必须取消,要去营业柜台缴费,以公务电报的形式在传输过程中拦截。如果收报人已经收到,要发公务电报通知收报人,此电报由发报人注销。
这个习惯,随电报一同消失。
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大厅,如今空无一人。草黄色的砖墙如故,钟声准时响起。它似乎是一个隐喻:即使新时代一个接一个到来,光阴的指针就在那里,提醒来往的人们,明天终将成为昨天。
(应受访对象要求,王梅、李建云、冯小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