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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抗“艾”一线奋战30余年,为艾滋病治疗提出“中国方案”

李太生感叹,我国的抗“艾”历程就像一场马拉松,前1/3落后很多,中间1/3基本赶上,现在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他希望能在这个阶段持续发力,超越国际水平。

    李太生

 艾滋病是全球医学难题。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太生带领中国艾滋病临床研究团队,在抗“艾”一线奋战30余年,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仅用10年时间,就使我国艾滋病治疗水平比肩国际。如今,艾滋病治疗“中国方案”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国患者的病死率,还成为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前不久,李太生荣获中国医药卫生领域的高级别个人奖项——2018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由他牵头制定的进一步优化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国方案”,也被写入《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版)》。

 1984年,李太生以优异成绩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此前,他曾被学校推荐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因为表现优秀,毕业后顺利进入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一名内科医生。1987年,李太生打算考研,本想读心内科,结果服从分配,师从我国著名感染学教授,也是中国首例艾滋病的发现者王爱霞。对他而言,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但似乎冥冥之中又是命中注定。

 1993年10月,李太生公派到法国巴黎第六大学附属居里医学院进修。出发前,导师与李太生商定,要将抗生素及院内感染控制作为学习方向。结果到了才知道,那里是欧洲最大的综合医院,也是欧洲艾滋病研究中心之一,因此只能学习艾滋病及开展相关研究。因为当时中国的艾滋病患者特别少,李太生怕学成后回国没有用武之地,于是心中暗想,学完这两年就马上回国。

 李太生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患者是在1993年11月。不承想,法国医生与艾滋病患者接触的方式,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由于艾滋病只能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传播,普通接触不会传染,所以,法国医生与艾滋病患者接触连手套都不戴,甚至接触之后连手也不洗,完全不像国内医生那样,不单要洗手,还要使劲搓、使劲泡。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李太生对艾滋病的看法发生了颠覆性变化。1995年,他拿到了法国特有的艾滋病专科医生学位。为更好地研究艾滋病,同时得到严格的实验室训练和打好扎实的科研功底,他申请在这家医院的免疫研究所继续攻读博士,师从世界著名艾滋病专家奥特朗。

 那时候,所有的实验室研究数据均证实,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无法修复,而这一理论也已得到业内普遍公认。如此一来,就意味着所有治疗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但奥特朗并不甘心,她让李太生留取正在治疗的患者血样进行实验。

 在最初的三四个月里,得出的结论与其他研究中心并没有区别,但他们没有放弃,继续观察。一天,李太生发现,虽然这些患者的实验室数据依然不好,但从临床观察,身体状态却有所好转。

 研究持续9个月后,李太生发现,部分服用了半年药物的艾滋病患者,都感到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实验室数据也开始好转。这使他意识到,患者正在服用的一组药物可能产生了作用,只要选择恰当的药物搭配,就能够对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产生作用。

 这一发现令人振奋。

 大胆的推测必须要得到证实,他们随即对20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蛋白酶抑制剂新型治疗方案,之后又采用3种药物进行联合用药。1996年年底,基本实验结果出来了,证实了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损伤后可以重建。这一发现,为艾滋病治疗打开了希望之门,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由于在提出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重建的理论中作出重要贡献,1999年,李太生被法国政府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中国人。

 通过在法国五年多的学习,李太生成长为崭露头角的青年艾滋病专家。而那时,全球艾滋病的感染人数迅猛增长。为此,1999年年初,李太生谢绝了法国导师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能以己之力解危济困,为国分忧,正是自身价值的最好体现。”他决心用自己的所学,为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作出贡献。

 国际上对于艾滋病的治疗,主要采用“鸡尾酒疗法”,即把蛋白酶抑制剂与多种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以减少单一用药产生的抗药性。由于该疗法是由3种或3种以上药物联合使用,很像鸡尾酒的调配,因此得名。但当时的中国,艾滋病治疗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进口药只有两三种且价格非常昂贵,就连2001年研发出的国产仿制药也仅有三种配伍方案可以进行治疗。而且,这些药都没有在中国人群中做过临床试验,只能先套用欧美推荐的剂量。

 李太生回忆,首批接受中国仿制药免费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有四成在服药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恶心、肝功损伤等副作用,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为搞清楚中国仿制药究竟效果如何,药物剂量是否合适,三种配伍方案哪个更好等问题,受科技部委托,李太生领衔开展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之一的“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在河南、北京、云南、广东等全国13家单位中组建国内首个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第一个前瞻性、多中心的艾滋病临床试验,从362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中,筛选出处在不同疾病进展阶段的198个病例,随机编入中国仿制药的三个配伍组,严格质量监督和控制,进行了为期1年的治疗和随访。

 2006年,李太生团队用科学数据,证实了国产仿制药与进口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完全一致。结果一出,不仅消除了国际上的质疑,还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开销。不仅如此,国际研究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3个配伍方案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李太生团队通过研究证实,2号方案和3号方案在中国艾滋病患者中,病毒抑制程度明显优于1号方案,应作为中国的首选治疗方案。

 此外,为解决艾滋病患者采用2号、3号方案治疗后,均有一定比例患者出现严重的骨髓抑制、脂肪异常分布等情况,李太生又想出了新对策。他发现,在使用2号方案治疗的患者未出现副作用时,提前更换3号方案,就可以躲过骨髓抑制的高峰时段。之后,他将这一治疗经验向全国推广。调查数据显示,在此后的3年间,接受这一新的方案治疗的4万名艾滋病患者,骨髓抑制发生率下降了5倍,脂肪异常分布也几乎见不到了。

 李太生带领研究团队,使中国艾滋病病死率从2003年的22.6%降至2015年的3.1%,12年间直降86%。李太生表示,现在的艾滋病就如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已经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只要好好治疗,患者活个几十年都没问题。然而,他仍不满足,“不仅要让艾滋病患者活下去,更要让他们有质量地活下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太生带领团队一刻也不敢停歇。依托北京协和医院强大的多学科平台,他开展了高效有序的协作诊疗和转化医学研究,实现了艾滋病患者从入口、就诊、会诊、随诊到风险评估及综合干预等全流程、示踪化、个案化的综合管理与诊治研究新模式。在这里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有98%都能完全回归社会,正常工作生活甚至结婚生子。

 由于病死率的降低,很多艾滋病患者陆续步入老年,一些老年病也随之而来,在治疗10年以上的患者中,因重要脏器并发症导致非艾滋死亡的人数也显著上升。为此,李太生团队与胸外科合作,开展艾滋病患者肺癌切除术;与眼科合作开展眼科手术;与骨科合作,开展关节置换术……旨在解决艾滋病患者生存过程中的其他治疗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一艾滋病综合诊疗的“协和模式”,不仅解决了临床面临的一系列治疗难题,还使患者随访率高达99%,无不明原因失访者;服药依从性提升至99.2%,显著高于国际理想服药依从性水平;患者的机会感染率也由治疗前的34.7%降至1.8%,年病死率低于0.3%,达世界领先水平。

 此外,李太生还从古老的中华文化智慧中汲取灵感。他带领团队,使用中药材雷公藤等进行研究且收获颇丰。据了解,雷公藤进行对慢性异常免疫激活的干预研究发现,应用雷公藤多苷的免疫无应答患者CD4T细胞计数显著升高,CD4T细胞、CD8T激活水平下降。就在2018年全球逆转录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染大会上,正式公布了雷公藤多苷提升免疫重建和降低免疫激活作用水平,此举标志着我国本土的创新研究已成功走向国际学术舞台。

 “寄希望于传统中医药开发上的突破,是因为感受到了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李太生说,青蒿素治疗疟疾,砒霜治疗白血病等,都与古老的中华文化智慧密不可分,中药联合抗病毒治疗有望成为攻克艾滋病的新策略。

 李太生感叹,我国的抗“艾”历程就像一场马拉松,前1/3落后很多,中间1/3基本赶上,现在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他希望能在这个阶段持续发力,超越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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