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林忆“红楼”往事：那时改编名著，每天都像踩着地雷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午后的阳光让客厅的一角明亮而温暖。王扶林身着格纹外套、一条深蓝色牛仔裤,靠在沙发上,儒雅中透着几分时尚。聊天中,王扶林的脸上时不时泛起淡淡的笑容,阳光般和煦。
执导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三国演义》的确是时间有些久远的事情了。王扶林抬头看着天花板,自言自语说:“《红楼梦》已经播出近32年,《三国演义》播出25年。我是沾了曹雪芹和罗贯中的光。”
有人说导演只要有一部代表作,就可以受益终生。王扶林执导的新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在当时全民收看,万人空巷。之后导演的87版《红楼梦》和94版《三国演义》接连成为中国电视连续剧史上的扛鼎之作,牢牢占据了亿万观众记忆的内存空间,至今难有超越者。
红楼一梦三十余载,再回首时芳华依旧。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三国演义》为何能经久不衰?王扶林回了四个字:“敬畏之心。”在他看来,“对待文学名著必须有敬畏之心,改编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忠实原著,不能损害原著精神。”
心有所畏,行方有所循。正是抱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王扶林“开辟鸿蒙”、披荆斩棘,筑造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多座高峰。
每次改编名著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心中充满敬畏,脚下如履薄冰
好作品的秘诀是什么?
“剧本!”王扶林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质量过硬的剧本,一切都是妄谈。”
虽然已退休多年,王扶林现在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他挚爱的电视剧。“现在很多电视剧只靠表面上的花里胡哨博眼球,弄几个明星来撑场面,这是站不住脚的。电视剧能不能吸引观众,还是要靠作品的质量。我们在动笔写电视剧《红楼梦》剧本之前,光研究原著就用了一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王扶林去伦敦考察,回来后便提出:“英国可以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拍成电视剧,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古典作品见诸荧屏?”当时中国尚无改编名著的先例,他的提议只能暂且搁置。
机遇很快就降临了。1982年,中央电视台台务会正式决定开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导演就由王扶林担任。
接到任务后,王扶林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多年的梦想竟如愿以偿,惧的是对名著改编尚心里没底。王扶林只在青年的时候浏览过《红楼梦》,并没有通篇看下来。不懂原著,怎么能拍好电视剧?王扶林心里有些打鼓,便请教了红学家吴世昌。吴世昌建议他先召开一个座谈会,听听红学家们的意见。
1982年的冬天格外冷,在中国音乐学院的一间屋子里,挤满了红学家,热烈的讨论声盖过了屋外寒风的呼啸声。
“大部分专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好,但也有不少专家担心能否改好。”王扶林心想,自己初出茅庐,能干起来就不简单了。他一直很信服铁人王进喜的处事哲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谁来改”“怎么改”成为首要问题。“有人熟悉影视编导,但不懂《红楼梦》;有人懂《红楼梦》,但不熟悉影视编导。两者兼而有之的人很少。”权衡再三,王扶林最后建议台里找懂原著的人来改,“不熟悉影视编导,可以找人协助。但不懂《红楼梦》,很难在短时间内学通”。
红学会推荐了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雷、曾写过电影《谭嗣同》剧本的中央党校研究员刘耕路以及淮北师范大学讲师周岭,三人组成编剧组。中央电视台还接受王扶林的建议,成立了顾问委员会,邀请王昆仑、沈从文、启功、吴世昌、吴祖光、周汝昌、曹禺等一批红学家和剧作家加入。
人前表现得干劲十足、信心满满;晚上回到家,盯着房顶,整夜不能入睡。“《红楼梦》的改编,事关祖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千万不能搞砸了。”王扶林说。
王扶林向台里请求解除他日常录播节目的任务,用一年时间研读原著,翻阅有关学术文章。遇到不会的问题,就向红学家们请教。尽管如此,在红学家们讨论剧本的时候,他仍不敢插话,害怕自己理解太肤浅。“那时每天都像踩着地雷,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
1987年5月,《红楼梦》的热播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春潮。两年后,中央电视台计划将《三国演义》改编成电视剧,当时很多导演主动请缨,台里决定还是让王扶林担任总导演。
改编的经历总算有了,但拍《三国演义》如同要跨过另一座险峰,一切要从零开始。王扶林和五位分导演仅研究剧本就花了8个月时间,每周讨论一次,每次讨论两集左右。导演和监制必须参加讨论,其他主创人员有时间也要过来听。“那时,会议室里满满都是人,很多人主动来听。他们觉得听专家讲解,可以加深对小说的理解。”
一个小细节往往就会争论很长时间。在“煮酒论英雄”一场戏中,曹操试探刘备是否有野心,他指着刘备,后又指着自己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改编者害怕观众听不懂文言文,就想改成“惟使君与曹操尔”。为此,剧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最后决定不加“曹”字。“小说里的话,演员说起来很有气势。如果加了,就表现不出曹操的狂妄自大和不可一世了。”
6个编剧、5个分导演,84集电视连续剧、近4年拍摄周期……这样的情况下,想让改编的风格统一,难度可想而知。压力有时也会成为攀登高峰的基石。王扶林与其他主创人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对情节走向有总体把握,又从剧本的细枝末节问题抓起,就这样一步一步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实现了剧情发展统一、画面语言统一、人物性格统一、艺术风格统一。
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王扶林眼中,每次改编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心中充满敬畏,脚下如履薄冰。“对待名著改编,必须拿出搞学术研究的态度,突击性完成古典名著改编是绝对不可以的,没有深厚文化积淀的话,绝对不可以。”
“我从来不敢回头看我拍的东西,总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准确,准确,再准确!
王扶林犹如一名木匠,仔细雕琢自己的作品,细致入微。“改编名著的目的就是普及名著,让观众从原著中提升文化涵养,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每个细节都要尽可能地符合原著精神”。
在小说《红楼梦》第七回中,贾府老仆焦大喝醉酒,朝王熙凤大骂,其中有一句是“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当时有人提出这句话有误,按照正常逻辑,应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请教红学家后,大家恍然大悟:“焦大喝醉了,说话肯定颠三倒四,曹雪芹这样写是有用意的。我们不能自作主张,随随便便就修改了。”
还有一次是搭建荣国府的景,府门前一个牌楼上写着“荣宁街”。搭景完成后,剧组请红学家们过来把关,看场景是否符合小说设定。红学家们看了一眼就说:错了错了!荣国府是弟弟,宁国府是哥哥,应该是“宁荣街”。至今回忆起来,王扶林仍然唏嘘不已:“如果没有红学家把关,不知后期将遇到多大麻烦。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
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是把一种艺术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艺术形式。两种艺术形式不同,叙事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既忠实原著,又拍得好看,方能“美美与共”。
小说的第一回到第五回里,甄士隐从荣到枯,贾雨村从枯到荣,这个“小荣枯”是全书的一个缩影。如果要按全本内容来表现电视剧的话,这部分不可或缺。但电视剧毕竟不同于小说,不能播了很长时间,主角还没有出现。于是,王扶林就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把前五回压缩至半集,让观众能很快看到黛玉进府和宝黛相会。
“如果只照搬原著、以文学的方式塑造形象,电视语言得不到充分发挥,即使故事铺陈得再好,也很难满足观众需求。”王扶林始终坚持着这样的原则。
没有明星,全部起用新演员——87版《红楼梦》的这个做法在当时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并不反对使用名演员,因为明星的号召力不容忽视。但挑选演员,前提是符合原著的要求。林黛玉进府时只有十一二岁,找年龄稍大的演员来演,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王扶林举了一个例子,在“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场戏中,林黛玉在床上午睡,贾宝玉揭起绣线软帘,爬到床上唤醒黛玉,二人面对面躺下。“如果让二十七八岁的知名演员来演,两人在床上拉拉扯扯,很难表现出两人的纯洁感”。
一切为了更好地呈现小说原貌。王扶林向台里申请10万元经费,举办了两期创作人员培训班。他和编剧、监制从全国选出60名学员进培训班,大部分学员都名不见经传,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演过戏。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草木萧疏、苍凉寥落,却因为《红楼梦》创作人员培训班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演员的学习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早上是形体训练,上午请专家讲课,下午是表演练习,晚上学员穿上小姐、仆妇的服装,练习琴棋书画。“让演员跟角色谈一次恋爱,看到底合适不合适”,王扶林如此形容。
一群不会演戏的年青演员,却成就了众多经典荧屏角色。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曾评价《红楼梦》:“忠实地再现了曹雪芹笔下数百个形象鲜明的人物,把毁灭了的美重现在广大观众眼前,这不会由于时间、地点及形式的不同而改变其价值。”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称赞该剧:“乍展荧窗百态丰,鲜葩阆苑粲新红。朱楼搬演多删落,首尾全龙第一功。”
87版《红楼梦》已重播千次,成为亿万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但每次提起来,王扶林都有数不清的遗憾。“我从来不敢回头看我拍的东西,总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比如镜头语言比较粗糙,有些演员契合度还不够。”
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时说:“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由于当时拍摄条件所限,王扶林没有将“太虚幻境”“神瑛侍者”“绛珠仙草”等情节列入拍摄计划。没有这些场景的铺垫,贾宝玉说的这句话就会有些突兀。“如果能够及早发现,用‘闪回’处理一下就行。还是读书太浅,对原著理解不到位。”王扶林把头转向一边,表情凝重起来,似乎在跟自己生气。
“搞文艺创作还是要纯粹些,首先应保证质量”
临近傍晚,凉风乍起,王扶林裹紧外套,继续聊着电视剧创作。日常生活中,王扶林的话很少,但只要提起《红楼梦》《三国演义》,就会让他的话匣子打开。
“领导的支持很重要”,王扶林经常挂在嘴上,它不是一句客套话,更不是一句奉承话,而是他多年拍电视剧的深刻感悟。
《红楼梦》主题曲谁来写?当年,在这个问题上颇费思量之后,王扶林找到了王立平。不料,台里有人写信给台长,指责王扶林竟然找一个写流行歌曲的人作曲。《红楼梦》总监制戴临风把这封信拿给王扶林看,王扶林心凉了一半。戴临风问王扶林的意见,王扶林仍坚持让王立平作曲,戴临风当场决定:“照你的意见办!”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一曲《枉凝眉》,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座高峰。
类似得到领导支持的事情不胜枚举。《红楼梦》拍摄期间,有人写信给广播电视部部长,夸大其词称剧组风气不好。王扶林心想,拍不成了,领导肯定让他们停工整改。没想到有一天在楼梯里,王扶林碰到了时任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把担忧告诉了他。阮若琳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告诉王扶林安心拍戏,“有事我担着!”
“一部戏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智慧。”在采访中,王扶林反复对记者说,“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导演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不能一人包打天下。做一个电视剧导演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能够做到团结全剧组人员,尊重他们的创造精神,并把这一切吸收过来融会贯通在导演统一的构思中。”
“黛玉进府”这场戏,王扶林原来设计用七个分镜头来拍。当时,摄影师李耀宗提议说,可以用一个长镜头来拍,这样更具连续性。“我们认为李耀宗的想法很好,就决定用一个镜头来拍,这也成为电视剧里一个很经典的镜头。”王立平后来撰文回忆说:“倘若没有团结一致、相互帮扶的团队意识,没有不计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职业操守和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样一个目标,绝不可能共同完成伟大的业绩。”
“市场经济对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有时让大家变得很浮躁。”王扶林说,“搞文艺创作还是要纯粹些,当然要考虑回报,不能只投钱不赚钱,国家也吃不消。但首先应保证质量,其次才是经济效益,不能一味地追求赚钱。”
在王扶林家的客厅书架上,摆着一座崭新的奖杯。2019年年初,安徽卫视将“2018国剧盛典·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贡献人物”的称号授予王扶林。节目组在邀请函中写道:“正是王扶林先生与一代电视工作者对艺术的共同热爱、敬业踏实、不骄不躁、不懈付出,才托举了一部部超越时代、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为每一位电视从业者树立了职业标杆,也让国剧精神薪火相传。”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记者结束了采访准备离去,王扶林起身相送,客厅里的灯光辉映着墙上几张王扶林拍戏的照片,记录着一个杰出导演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