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村巨变 演绎“春天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渔民村,私搭乱建盖满了“握手”楼、“亲嘴”楼。
广东 渔民村
62岁的渔民村村民邓锦辉一生中搬过四次家。
从出生的水草寮棚搬进土墙瓦房,改革开放后全村统一搬进小洋楼,再经历城中村改造、搬进现代化高层住宅,光这搬家的事儿就能足足讲上一天,“真的很折腾!”这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老渔民操着一口“粤普”回忆着。
渔民村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面积仅为0.25平方公里,与香港一水之隔。渔村人本是寄寓渔船、飘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改革开放后,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短短一年多时间,渔民村就从一个贫穷小渔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南巡时专程来渔民村考察。看过村民的生活后,小平欣慰地说,“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渔民村人搬家的故事,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历次“第一次”:第一个经济特区、第一批村办股份制企业、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说,小小渔民村,虽是弹丸陬隅,却是时代风标。
村庄迎来邓小平
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至今记得:1984年1月25日,是邓小平一行来到渔民村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邓志标被叫到村委会,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大约上午10点钟,一辆中巴车缓缓驶入村里,下车的竟然是邓小平!邓志标激动得“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当他被介绍给邓小平时,随行的小平女儿邓榕说,“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在场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参观了村委会、文化室,又提出到村民家看看。到了村支书吴柏森家,吴柏森说,1983年,自己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邓榕大声对父亲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
邓志标回忆,看完吴柏森家新楼上下层和满屋的家用电器,邓小平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吴柏森回答,“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点怕。”“怕什么呢?”“怕政策会变。”邓小平哈哈大笑,“党的政策肯定会变,只能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
1984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曾让包括渔民村在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深圳人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正在这个当口,邓小平来了。
看过渔民村,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几天后他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经济特区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79年,积贫已久的渔民村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这一年,43岁的邓志标被村民推选为村主任。邓志标回忆,原来干什么都不行,村民只能打鱼养鱼,但改革开放后,“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什么都可以干”。
上任后的邓志标带领村民,用集体资金购买了一台推土机,把村里所有的滩荒地都推成鱼塘,攒下第一桶金后又组建船队和车队,就近取材,在深圳河里挖沙,再运给工地。抽1立方的沙子成本两块钱,卖给工地十二三块钱。
村民吴耀辉回忆,正在兴建的深圳特区处处是工地,渔民村的沙子供不应求。“国贸大厦的沙子都是我们运的”,吴耀辉说,大卡车白天不让上路,村里车队每天夜里9点出发,经常要运到凌晨2点钟甚至通宵。
160米的国贸大厦于1982年10月开工、1985年12月建成,工期仅有37个月,号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绝无仅有,国贸大厦也成为深圳的地标性建筑。
财富不断积累,1981年,渔民村成了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邓志标说,他家夫妻二人,1981年“一年分红结算9000多元拿回家”。
1981年秋天,村集体出钱,按照一对夫妻一套房的标准,统一盖起33套二层小洋楼,米色外观,统一装修。
邓锦辉给自己分到的别墅更换了地板,是自己喜欢的大理石,“水绿水绿的”。彩色电视机、音响、录音机,这些彼时内地普通家庭难觅的家用电器,成了渔民村家家户户的标配。
从逃港到回村
1982年搬到二层小洋楼这一次,已是邓锦辉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邓锦辉在深圳河畔呱呱坠地,他的第一个家是一间水草寮棚,竹竿搭成墙壁,茅草铺成屋顶,勉强遮风挡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辈们要幸运许多。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些东莞的渔民顺东江而下,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便陆续在此安家。最初的住所就是渔船。邓锦辉听父辈讲,一条1.5米宽的旧舢板船,一家几口人吃睡都在船上。广东话把这种以船为家、飘零水面的人戏称为“水流柴”。
解放后,渔民上了岸,建起水草寮棚。邓锦辉五六岁时,第一次搬家,是搬进土墙瓦房。他还记得,不到20平米的土房里,只有两张床,挤着他们兄弟姊妹5人和父母,后来实在住不下了,他就跑到村里大队部“蹭”睡。
上岸后的渔民村人渔农并举,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连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等,让渔民村人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
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经历高速腾飞。一条深圳河,成为贫穷与富裕的巨大沟壑。食不果腹的人们选择“用脚投票”,当地曾先后四次发生逃港潮。
港商刘起棠本是广东佛山人,是当年逃港潮中的一员。他自述家里成分不好、日子难过,便逃去香港在庙街卖服装。
然而,小平的到来让渔民村名声大噪,吸引了港商前来投资。小平来后的第二年,刘起棠来到渔民村,合资建立服装厂。
“深圳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刘起棠说,“广东人用脚投票,我们感觉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开放了,这里容易挣钱了,脚就走回来了。”
渔民们当年的斗笠和渔网。
“城中村”变成城市住宅
邓锦辉的小洋楼住了10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随着深圳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人涌入,引爆了租房市场。像渔民村一样的村子纷纷把房子加高、拓宽、打隔断,租给外地人。邓锦辉家甚至在楼前花园上也盖起了楼房,房子从2层加盖到6层,最多的时候有30多套房子同时出租。
“那时候外地人太多了,一个房间都炒到2000块钱。”邓锦辉说,除了内地来的打工仔,还有很多香港人也来渔民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贵,渔民村相对便宜多了。”
等家家户户都加盖到五六层的时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违建楼宇开始倾斜,成了“握手楼”甚至“亲嘴楼”、“拥抱楼”,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邓志标说,当时每户屋外还有化粪池,“那个空气,整个渔民村都臭了!”
2000年,深圳市罗湖区把渔民村旧村改造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要把渔民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城中村改造为精品城市住宅小区。工程很快启动了,村集体通过抵押贷款,自筹资金约1亿元,推倒“握手楼”,新建起11栋12层高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
2004年8月,共1360套房子通过抽签分到了居民们手中。“每户分到一个单元”,邓锦辉抽到了7号楼3单元,他比划着,从底楼到12楼,“都是我家”。
搬家那天,村民们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张灯结彩、狮子狂舞,广场上摆开188桌“百鸟归巢”大盆菜,还请了特型演员来扮演小平同志。
“小平”用四川口音说,“记得20年前我来过渔民村,看到渔民村的乡亲们家家都住上了小洋楼,而且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我感到很欣慰,觉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要是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那就太好了!现在20年过去了,我再到渔民村来一看,真是旧貌换新颜,变得我都认不得了。”
股份制改革
时至今日,虽然身份早已变成城市居民,但村里的人们还是习惯将自己唤作“渔民村村民”。
早在1992年,深圳特区推进农村城市化,渔民村村集体成立股份公司——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实业)。这也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集体收入通过股份公司向村民分红。
村民再次乔迁新居后,渔丰实业成立物业管理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物业),将村内大量富余房屋统一管理,统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红。目前每户居民年租金收入六十万元以上,是渔民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渔丰实业副董事长、渔丰物业总经理吴颂球是渔民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他1989年从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编写了第一套出租管理软件,“虽然好用,但经过十几年,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同样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还有曾经的股份管理制度。渔丰实业总经理黄兴炎介绍,1992年成立渔丰股份公司时,原始股东有98人,都是村里劳动力,如今在世的80多位,大多在60岁以上。
按照最初的股份管理制度,这些股份“生不增,死不减”,不能继承和转让。随着时间推移,问题逐渐显现。
吴颂球说,他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认为能在物业、家居等方面得到应用,但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必须是股东,公司想对外投资一些新兴领域时,“老一辈的思想保守,除了收房租,做什么都不敢。”
黄兴炎说,前几年渔丰实业尝试过投资新项目,但初期见不到利润或有亏损,老股东们就会很快提出异议。渔民村有邓、吴两大姓,他不是本村人,在工作中也多少会遇到本村家族势力的掣肘。
面对这种情况,渔民村在深圳市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增加股东人数,股份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也可以内部转让。“我们现在有181个股东,读了大学的新生代更愿意回村,解决了后继乏人的困境。”吴颂球说。
此外,外聘管理者没有股权的局面被打破,黄兴炎就通过股改得到了一部分激励性股权。
80后邓国华在渔丰物业担任保安部经理,这次股改他也分到了股份,成为渔民村新一代的股东。作为年轻的管理者,邓国华为渔丰物业引入在线巡逻系统、智能门禁系统,等等。
邓锦辉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带孙子,和同村人一样,他住在自己家的一整单元的顶层,这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期待自己的小孙子,“走出去,自己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