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雀圣”：麻将桌上的老顽童
2017年3月9日,田瑛在开往南昌的火车上拍摄沿途风景。
陕西牌友在比赛场地合影。
2017年3月10日,比赛第一天,王桂英(右一)提前半小时就到赛场准备。
这群平均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大爷大妈,不是广场舞和病榻上的标配,而是打“飞的”参加国际比赛的“民间雀圣”,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筹码和计分器上的数字,甚至不是他们的年龄和社会角色,而是“活一把自己”。
刘兴旺心头一紧。
他扫了眼牌面:二三四万、五六七万、六七八万,另有两个万字做将。此外,手上还握着一个四万,一个五万,只要再上一个六万,这就是一手大牌——“清一色加一色三步高”。(一色三步高:和牌中,有一种花色三副依次递增一个或两个序数的顺子,比如文中所说四五六万、五六七万、六七八万。)
比赛的前九局,刘兴旺不管怎么打,牌都不成形,几乎一把没和,每局结束就剩下摇头。这是最后一局,他本来已经打算烂到底,竟然冒出了这样的机会。
自己掐着俩“六万”,另一个六万早早地被人打出去,要想和牌,只能摸“绝张”,按照几个对手的观察和实力,是绝对不会放炮的。
“富贵险中求”,刘兴旺沉住气,不动声色地摸了两圈,眼看着别家相继摆出了听牌的架势。牌要见底了,最后的机会,他抓起那张牌,自摸!
这是2017年3月12日,第十八届中国麻将牌王赛暨大师赛的赛场。作为竞技麻将圈内纵横十几年的老江湖,“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副会长刘兴旺用这把牌挽回了自己在麻将桌上的骄傲。
刘兴旺和几十位西安牌友,多年来南征北战,在各项麻将竞技赛事中摘金夺银,而这些冠亚军,多是头发花白的大爷大妈。
他们打心眼儿里喜欢竞技麻将,虽然不像电影中那些“赌神赌圣”,有着神乎其神的赌技,他们很在意赌桌和牌桌的区别,绝不涉赌,比筹码更重要的是“和气”。
在打麻将大多挂彩头的当下,这也算一种修为,他们被坊间称为“民间雀圣”。
“我还不相信了,一个麻将能不会打”
74岁的刘兴旺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跟对手说“你看你看,我本来都不想和了,偏偏给我和。”花白的眉毛舒展开,像一个捣蛋成功的顽童。
他掰着手指计算战果,按照竞技麻将的规则,“清一色”是24分,“一色三步高”16分,“绝张”4分,“自摸”1分,三家算起来,他一下就得了100多分。虽然不可能反败为胜了,但足够成为日后的谈资。
五天前的3月8日,刘兴旺和27位西安牌友一起踏上南下的火车。这支平均年龄七十岁的队伍,要坐16个小时的火车到南昌参加国内最大规模的竞技麻将比赛。
他们所在的卧铺车厢,每一个小桌板上都摆满了吃的,烙饼、烧鸡、鹌鹑蛋、西红柿、黄瓜、苹果……大妈们嚼着饼,讨论谁家的饭最好吃。
刘兴旺拉开一罐啤酒举过头顶,大嗓门喊了一句“祝我们比赛取得好成绩!”所有人都伸出胳膊碰杯。
乘务员经过,问大家什么事这么开心。领队王桂英说“我们要去参加麻将比赛。”她指着队员们一个个介绍:“这是奥地利比赛的冠军,这是世锦赛的亚军,这是全国亚军……”这些冠亚军都是头发白了多半的大妈。
王桂英今年67岁,是“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的秘书长。十几年来,她带领这些被坊间称为“民间雀圣”的牌友们南征北战。
她的丈夫赵保国是第一批在西安推广竞技麻将的人。1990年,赵保国还没有从西安国防系统老干处退休,组织老年人在各地参加门球、象棋比赛,偶然接触到了竞技麻将。
“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是看家”。麻将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同地方的麻将有不同的打法,基本以“四组一对”为基础,俗称“推倒和”。
竞技麻将在此基础上细化规则,规定了包括“十三幺”“七小对”“边张”等81个番种,不同番种对应相应的分值。比如“边张”是1分,“十三幺”是88分。一把牌至少凑够了8分才能和牌。另外还规定了从摸牌到出牌的思考时间不能多于10秒。更重要的,竞技麻将不挂彩头,练习和比赛都是用筹码或者扑克牌记分。
赵保国喜欢上了竞技麻将,“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尽办法组织大番牌,可以防止老年痴呆,还可以磨练性格。”他在西安老年体协办了多届竞技麻将培训班,2003年,成立了纯民间组织“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他当选为会长。“联谊会”发展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名牌友。
上世纪90年代,王桂英就跟丈夫学了竞技麻将的规则,在一些小型比赛中做裁判。直到2000年,第一届中国麻将牌王赛暨大师赛,她第一次作为运动员上场参赛。
“心情截然不同。”王桂英说,“当裁判按着规则来就行了,真正打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每次要舍牌的时候就特别为难。”这位前老干部工作者一辈子急脾气,快七十了,讲起话来仍语速飞快。
“那场比赛我简直成了炮手。”王桂英不服气,“回家我就开始练,还不相信了,一个麻将还能不会打。”白天上班,每天晚上她一个人守着一桌麻将,一只手拿着参考书对照,另一只手扒拉着摆出不同的番种。“原来记番种都是纸面上的,只有亲自摆牌才能加深印象。”
实战多了,王桂英感受到了竞技麻将的魅力,“打牌就像排兵布阵,把牌从无序组成有序是一门艺术。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所以总也不会厌烦。”
2003年一退休,王桂英完全“陷进去了”,麻将成了她的“营生”。当时各省市组织麻将比赛互相发邀请函,“那会儿没有快递,都是寄挂号信。”王桂英两口子几乎每次都率领“联谊会”牌友参赛。仅2006年一年,他们就外出比赛了六次。
王桂英的孙女今年五岁,从一岁开始把麻将当积木玩,刚识字就指着麻将牌的“红中”说“中国的中。”
“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不出去比赛的时候,牌友们就在家里以牌会友。
每周二是西安牌友们约定的活动日,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屋子被十几台自动麻将机塞得满满当当,东面墙上贴着一个红色的“東”字提示风位,再往上拉了一条横幅“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
72岁的田瑛每周二天一亮就起床,包点小馄饨或者熬点粥盛在保温桶里,梳洗整齐,拎上饭出门,一路走一路锻炼,大概四十分钟到活动中心。几十个牌友上午打一局,下午打一局,中午凑在一起互相尝尝手艺。
田瑛身材修长,白发理成小卷,左手无名指戴一枚小巧的戒指,素色衣服上搭配红马甲之类的亮色点缀,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举止间透露着年轻时的美丽优雅。2000年,她从航天系统退休。站在窗边看院子里的老人们成晌成晌拉家常,觉得没什么意思。
朋友拉她打竞技麻将,她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田瑛牌技不错,2012年中日交流赛亚军,2016年奥地利国际麻将比赛冠军。这次出发去南昌的前一天,她还打出了32分的“混幺九”。(混幺九:由字牌和序数牌的一、九形成的组牌和将牌。比如三个一万,三个九万,三个一饼,三个西风,一对南风做将)牌友经常说她,“不和是不和,一和就是大牌。”
田瑛打牌有个习惯,起牌的时候不看牌,扣着沿桌边摆一排,等13张抓齐了,一起翻开来看,她喜欢这种通观的感觉。只要码起来有某个大番种的模样,她就会朝那个方向努力。
很多牌友在行牌过程中禁不住吃和碰的诱惑,又怕打生牌给别家放和,所以选择“短、平、快”的打法,凑够8分马上和牌。田瑛会一意孤行,冒着点炮的危险拼一把,她拼出过不止一次“十三幺”。
“做出大牌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一整天都会心情愉悦。”田瑛说,竞技麻将不挂彩头,有些打惯休闲麻将的牌友刚接触竞技麻将觉得没有刺激没意思,但是一旦上手了几乎没人再打休闲麻将了,因为“太简单了。”
阎文英学打牌的经历和田瑛很像。1998年,他从西安科技大学退休,做了几十年的地质系老师,常年带着学生到处勘测。“突然就退休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心里空落落的。”
阎文英十几岁离家读书,至今保留一口纯正的河南乡音。牌友们经常逗他,远远地模仿河南话冲他大喊“阎(四声)老师”,他也不恼,慢悠悠走过来问一句“恁干啥?”
跟朋友学会了打麻将,阎文英的生活充实起来。“这个东西真上瘾,一天不打真想打。”学校的棋牌室每天下午两点开门,他中午吃了饭就去等着,“去得晚了就没有座位了。”偶尔有事没有占上座,心里就着急,打不上抽空也得去看两把。
他有一套打牌的顺口溜。“牌从门前过,不如摸一个”,所以不要轻易吃牌碰牌,多摸一摸才能变换更多牌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单调将必须慎之又慎。
阎文英攒了一箱子打麻将得的奖状,最辉煌的一次是2015年去韩国参加世界麻将锦标赛:团体冠军、个人第十名、单局最高分,他连着上了三次领奖台。
这次南昌的比赛,他打得“一塌糊涂”,快80岁的人了,“年龄不饶人,明显感觉退步了,以前反应可灵活,现在都迟钝了。”这话听着悲伤,他用一句玩笑化解了,“噫——不过打麻将这事儿,上了贼船下不来啦。”
“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
火车上的牌手们一点也不像是要去参加比赛的紧张样子,更不像一群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吃饱喝足了三三两两凑着聊天,一个个嗓门洪亮、中气十足。
田瑛拿手机抓拍沿途的风景,绿油油的菜畦夹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她把照片发给儿子,欢喜的表情让人想起出门春游的小学生。
十几年来到处参加比赛,习惯了出门远行,天南海北好像就一抬腿的距离。走到哪里先打牌,后旅游,玩够了才回家。二十多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一个用老年手机,戴上老花镜,拿起智能手机,照片、微信、朋友圈一个比一个玩得溜。
王桂英常说“贪玩的老人不会老”。
2005年,世界麻将组织在北京成立。2007年,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了在四川举行的首届世界麻将锦标赛。竞技麻将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国外也开始举办各类麻将比赛,邀请中国选手参加。因为“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成绩突出,名气大,得到了不少的邀请。西安牌友们也“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他们的口号是“以牌会友,外加旅游”。
西安牌友在国外的比赛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2012年中日交流对抗赛亚军,第四届麻将世锦赛团体冠军、2016年奥地利公开赛冠军、季军。他们也有发挥不好的时候,2013年受邀参加法国麻将邀请赛仅获得团体第四名;2014年,在法国举办的麻将欧锦赛上,他们遭遇了最严重的滑铁卢。这次比赛,他们个人最好成绩第30名,团体最好成绩第37名。
虽有遗憾,她们也没太在意,输赢对她们来说远没有“玩得开心”更重要。万没想到还在返程的路上,网络舆论攻击已经如潮水裹挟了她们。
“丢中国人的脸。”“为什么不让我二姨去参加比赛。”“跟国足一个水平。”
回国后,面对接踵而至的媒体,大妈们委屈得直哭:“网友根本不懂竞技麻将的规则就乱骂人”;“怎么能拿我们跟国足比呢?国家花了多大的财力物力支持足球,我们出来比赛的钱都是自己掏腰包的。”
阎文英看得心寒,“麻将在国内官方的比赛中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出国参加比赛也没人重视,赢了是应该的,输了却一片骂声。”
低落情绪持续了一阵子,媒体的报道和解释收获了部分体谅和理解。牌友们按捺不住牌瘾,再次出发了。
“外国人虽然起步晚,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按规则学的,非常规范。”田瑛说。国外的选手很多是年轻人,头脑灵活,牌技长进很快。他们的赛场特别安静,只能听到五个发音蹩脚的中文“吃、碰、杠、和、花”。
2012年,田瑛去日本参加中日麻将交流赛获得亚军。一名日本牌手亲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别送给冠亚季军。“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上面绣了粉色的小花,非常精致。”
看到外国人对麻将的热情,作为中国人,她从心底里希望麻将能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活一把自己”
西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月到三月放寒假,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打牌的场景都让王桂英感动。大冷的天,几十口子人,穿得漂漂亮亮,大包小包拿着过年家里做的好吃的赶过来,互相一见面上来先拥抱,“那么长时间没见,都想得慌。”
对王桂英们来说,“联谊会”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牌搭子,而是点亮了晚年生活的社交圈子。在这种不依附于日常生活的关系里,他们玩笑、打闹,甚至抛弃了年龄和社会角色,只有麻将、旅游和快乐。
田瑛说,她打麻将以来,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她内向忧郁,在各种各样牌友的带动下,她越来越开朗活跃,偶尔还抢着讲话。
她祖籍山东,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到了兰州,毕业分配进入航天系统做工程师。她先在北京中关村待了五年,之后随单位搬迁到西安临潼,在闭塞的厂区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带大了一儿一女。
这次去南昌参赛,包括食宿每人1100元。而此前出国比赛,也全是自费,平均一次一万多两万元。 旁人议论他们为了打麻将花那么多钱,田瑛说,“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吃了大半辈子苦,该给国家和家庭奉献的都奉献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我要活一把自己。”
麻友祝旭清对此总结说,他们这支以离退休干部为主要成员的队伍,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重要得多。
1964年,阎文英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志愿上,他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背着行李卷,提着装标本的破箱子到了西安。从1966年到1992年,他带着学生在地质队和矿上实习,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现在他跟着牌友们再次踏上征程。“一出来就只有牌和玩,一切烦心事都丢在脑后了。”对他来说,多数地方都是故地重游,“几十年过去了,能再看看挺好,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南昌的比赛,陕西队集体牌运不顺,团体和个人一个名次也没有拿到。大家嘻嘻哈哈抱怨两句,“上家盯我盯得太紧了,一张也不给打。”或者“哎呀我不该给他点那个炮的”。
比赛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旅行社的车等在宾馆门口,他们要分两路去庐山和井冈山。4天后,他们会返回西安准备下一次征程了。这两天,山西还有一场新的比赛在等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