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会议正军纪：林彪为何逼毛主席交军权？
围攻会理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成功跳出敌人包围圈。他们的前方,是金沙江北边的会理城。
会理,地处川西南,自古便是川滇间的交通要道。西康军阀刘文辉派手下悍将——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第一旅刘元瑭驻守在此。刘元瑭穷兵黩武,纠集3000余人,在会理城外建了大小碉堡20多个。同时,他借口防止红军攻城,放火焚烧掉城墙周边的大量民房,使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5月9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开始攻城。一天激战后,敌人援军分别从会理以西、以北赶来增援,情势对红军颇为不利。鉴于此,中革军委迅速调整,命令红一军团向西警戒侦察,红五军团向东、北方向保护,干部团集结在金庄庙、沙坝一带,全力保障红三军团进攻会理。
会理会议遗址
5月12日,红三军团采用坑道爆破的办法,对会理发动总攻,仍未攻克。于是,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会理附近停留五天,除红三军团继续围攻会理外,其他部队进行战术教育、队列整理、扩红筹款及开展地方工作。
林彪写信发牢骚
部队休整的同时,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区的铁场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起因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写的一封信。
原来,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参与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在他的带领下,红军以左冲右突、声东击西的灵活态势,争取战场主动,积极调动敌人。
但是,为了调动敌人、甩掉敌人,红军常常不得不多走路,甚至来回兜圈,走了不少回头路。由于军情紧迫,没有时间召开各军团指挥员会议。因此,许多军团一级的领导,甚至不知道行动的目的是什么。但他们大多数都能遵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完成行军任务,甩掉敌人。
其实,造成此种局面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当时中革军委二局在敌方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高效工作,相继破译敌中央军及地方军阀各种密码约90本,及时准确掌握了蒋介石的指挥意图和兵力部署。这样,红军的四渡赤水等红军行动就好像老鼠逗猫,红军耳聪明目,虽不停兜圈,却能不断避开敌人的堵截、包围。然而,由于二局的绝密工作性质,在长征中只有极少数最高军事领导了解其破译工作和毛泽东的意图。
在特殊的战争形势下,绝大多数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都能做到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服从命令听指挥。但是,一些教条和宗派主义者却不服气,甚至原来拥护毛泽东的红军将领——林彪,也出来掀起风浪。
林彪在长征开始后,作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率部袭占遵义、进逼昆明、飞渡金沙江,打了不少胜仗,然而傲气和怨气也随之增长。他埋怨毛泽东四渡赤水打运动战,拖得部队筋疲力尽。尽管最终他执行了部署,却积下了满腹牢骚。
4月25日,他致电中央,提出“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北前进”的“弓弦路”方案。2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研究红军各部位置、听取无线电侦察所得的敌情报告后,决定选择更为安全的“弓背路”方案,在昆明以北渡江。
林彪见状,便不顾党的政治纪律,继续煽动对毛泽东的不满。一次,他竟然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等人的面,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错误思想遭到了彭德怀的严肃批评,彭德怀干脆地回绝道:“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
聂荣臻也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他进而警告林彪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然而,林彪全无悔意,一意孤行,他给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信,表达自己对四渡赤水战役的不满,认为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不行,应当解除其指挥权,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人,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要求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信上签名,遭到聂荣臻的严厉批评:“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完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最终,林彪单独签字,将信上送。
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听从中央指挥
在会理会议上,一个中心议题就是针对红军中存在的以林彪为代表的反对意见进行讨论。在会议发言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纷纷对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中央军事指挥,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一封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毛泽东在发言中冷静地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这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他同时语重心长地劝诫林彪,要他认清敌强我弱的局势,认识到绕点圈子多走点路对作战有好处。
张闻天在会议报告中也批评了林彪的错误,周恩来、朱德等发言,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
会理会议严肃地批评了林彪企图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错误思想,总结了中央红军自四渡赤水以来的作战和渡过金沙江后的成功经验,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通过这次会议,在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指挥员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严肃了纪律,增进了团结,特别是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后,按照会议决定,红军放弃对会理城的围攻,大踏步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摘编自《长征中的纪律故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