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访问延安说：“中国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与毛泽东在一起。
（一）
1940 年初，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慰劳视察团成员先行出发回国，陈嘉庚本人及随行四人则于同年3 月25 日乘飞机到达重庆。
因为陈嘉庚对华侨界有巨大号召力，领导华侨筹赈作出过很大成绩，所以蒋介石政府动员了党、政、军200 多个单位几千人在政府大员和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带领下到机场欢迎陈嘉庚。
蒋介石为了博取陈嘉庚的欢心，在重庆一地即准备用8 万元经费进行接待，包括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不料，陈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军民艰苦抗战之时，不该如此铺张浪费，而且还会引起各地连锁反应，竞相挥霍。因此，他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敬请政府及社会见谅”。即使这样，陈嘉庚在重庆60 多天，还是每日皆被请去赴宴，有时一天还不止一次。
最令陈嘉庚不满的是蒋介石政府要员的贪污营私。接待他的嘉陵新村的富丽堂皇的大官私邸，使他极为惊讶；当他听到那座雄伟新颖的嘉陵宾馆竟是孔祥熙私人所开时，使他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长期担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兼中央银行总裁，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脂，而监察院却不管不问，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确非虚传。
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和重视。当时战斗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刚好回延安了。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以及邓颖超等一行人曾特地去拜访陈嘉庚，并赠送给他三件陕北出产的羊皮衣。陈嘉庚也对他们表示了关心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
当时，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还并没有多少正确的了解。在此之前，他所听到的都是共产党如何“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等诬蔑性的语言，到重庆后又闻“中共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专事摩擦”等恶意攻击的话。为此，陈嘉庚心中甚是不安。一次，陈嘉庚出席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在致词中坦诚希望国共两党以抗日救亡为前途，竭力避免内战，合作抗战到底，以免海外侨胞痛心失望。在茶会中陈问起他如果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叶剑英告诉他，到了西安可以去找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至时会有妥善安排。不久，毛泽东就从延安打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给了蒋介石很大震动。蒋明知无由阻止，只得力图施加影响，防止他倾向中共。于是蒋介石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一连说了中共许多坏话，意思是叫陈嘉庚不要去延安。但是陈回答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见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陈心中不快，认为蒋介石简直是在拿他当三岁孩童看。而蒋又想，陈嘉庚是个特别有名的资本家，大概不会轻易同情共产党那一套的，如果陈不相信共产党的话而能为国民党所利用，倒是一个很好的反共工具。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抵达延安。
（二）
陈嘉庚一行于5 月25 日下午抵达古城西安。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出大小汽车各一辆，送陈嘉庚一行直赴延安，还派来主管招待工作的蒋处长陪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另派寿家骏科长送陈嘉庚赴延安，并要陈嘉庚与他同车，意在监视陈嘉庚的行动。
当车队经过洛川的时候，有一些所谓“民众”往陈嘉庚车上递了不少诬蔑共产党的“控诉书”，言词空洞无实，内容大同小异。这种伪造的“民意”骗不了陈嘉庚。他把“控诉书”拿给寿科长看，然后撕碎丢弃在路边。
5 月31 日傍晚，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时，延安各界5000 多人，齐集南门外热情迎接。陈嘉庚走下汽车，不时向欢迎群众鞠躬、挥手致意。晚宿边区政府交际处窑洞客房。
6 月1 日上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像普通士兵一样平易近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了窑洞，只见墙上挂一幅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
叙谈中，陈嘉庚表示对中共进行摩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作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作了耐心的、坦诚的解释：因为国民党中央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所以，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还击，这样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民主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同敌人妥协和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受到打击和摧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破裂，全国内战亦将再起，抗战前途定被葬送。毛泽东诚挚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为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陈嘉庚对毛泽东所谈，当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毛泽东于窑洞门外院内露天设晚宴一席，取一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因桌面陈旧不光洁，遂用四张白纸遮盖以当桌巾。毛泽东仅以白菜、咸饭相待，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解释道：“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陪客的仅有朱德和从苏联归国的陈绍禹。
陈嘉庚在延安八天。这期间，毛泽东到他下榻的窑洞拜访过几次，或同午饭或共晚餐，谈话间，陈嘉庚再提两党摩擦事，恳望“贵主席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件，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当即应承，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中共完全没有恶意，所有摩擦生端，皆由对方下级人员造作，而中央多为误信。望先生谒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并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代向侨胞报告，陈慨然应允。
陈嘉庚还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也应邀出席讲演会。陈嘉庚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接待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侈而虚伪。陈嘉庚与毛泽东多次会见，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如：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到，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
朱德除陪同陈嘉庚参观了一些地方，还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抗敌的功绩，以及国民党对八路军种种歧视的事实，如经费发放不足，弹药不如期按约发放；违背诺言，不公开宣布承认已实行三民主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陈嘉庚听后默然不语，沉思良久。
陈嘉庚是个很细心的人，他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特意单独一人与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以及从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投奔延安来的学生多次畅开交谈，就心中所疑详细询问，以证实所见所闻。这些侨生也能够敞开思想，无拘无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实情况。所闻、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样陈嘉庚的心才踏实了。
通过实地考察，陈嘉庚对延安最好的印象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第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薪金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称津贴。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丰厚薪俸，以及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三，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第四是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第五是治安好。第六是男女关系严肃。第七是朴素成风。
此外还提倡开荒，鼓励人民生产，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县长民选，等等。
6 月7 日晚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朱德致欢送词，陈嘉庚登台讲话，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并由此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陈嘉庚这一次访问延安，发现了在黑暗的中国还有一个光明的地方，看出中国已经出了救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点，他在《南侨回忆录》的序言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延安之行，成为陈嘉庚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折点。
陈嘉庚在延安受到各界欢迎。
（三）
7 月17 日，陈嘉庚一行返抵重庆。两个月前，陈离开重庆时，还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感到无限忧虑。而今他再次回到重庆，则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他满怀信心地对同行者说：“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障，大家要更加努力！”同行者心照不宣，知道陈所说的救星是指中国共产党。当时重庆有个国民外交协会，主席是陈铭枢，邀请陈嘉庚去讲演，讲题是《西北之观感》。陈嘉庚欣然接受了邀请，他认为藏在心里的许多重要的话已经到了公开的时候了。
讲演会听者颇众，一个会堂挤得满满的，其中有社会各界人士，还包括新闻记者。陈嘉庚说他在延安八九天，所见所闻与原来所听说的大相径庭。接着，他举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而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他一再声明，这些都是据实而言，并无虚假浮夸。
陈嘉庚这篇演讲词，在重庆轰动一时，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颗重型炮弹。国民党官员纷纷指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添油”。陈嘉庚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这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又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于1940 年7 月底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然后经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到他的家乡福建。当他离开重庆时，朱家骅代表蒋介石去送行，并说蒋介石要派王泉笙陪陈嘉庚到西南各省视察。陈嘉庚在昆明写了一封航空信给蒋介石，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蒋派王泉笙去陪他视察，无非是要监视他，怕他沿途说中共的好话。并且警告蒋介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由于陈嘉庚戳穿蒋介石派王泉笙陪行的阴谋，蒋介石只好就此作罢。
陈嘉庚在福建50 多天，视察更加深入。他亲眼看到福建国民党官僚假借战时统制经济的名义，垄断粮食、交通等业，残酷地剥削人民，米价昂贵，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抓壮丁的惨剧也使老百姓谈“丁”色变。陈嘉庚在仙游县枫亭，就亲眼看见武装士兵押着100 多名壮丁，每七八人或十多人为一队，都用麻绳绑缚成串，以防他们逃走。他还亲眼看到官吏恶政行为和贪污舞弊，如同安县长借口要欢迎陈嘉庚，勒派商民缴纳“招待费”3000 元，又向各区、乡勒派，共搜刮2 万余元。同时他还听到，福建田赋一时竟增加了好几倍。他认为，种种弊端之根源，皆在省府主席的陈仪身上，他也自忖要求蒋介石改革福建弊政未必有效，但他不忍看见家乡人民的惨遇，所以一连几次致电蒋介石，蒋却久久不予答复。及至陈嘉庚回新加坡途经云南芒市时，才接到蒋介石一封复电：“来电悉。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陈嘉庚对蒋介石这一复电的评语是：“护恶讳疾”。自此，他对蒋介石便彻底失望，不再抱任何幻想了。与此相反，对毛泽东、对中共则更增好感。
12 月15 日，陈嘉庚回南洋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即向侨胞如实报告他在国内视察的见闻与观感。12 月24 日，他在槟榔屿对前来迎见他的人兴奋地说：“中国有希望了——中国有了‘真命天子’！”而他指出的“真命天子”就是毛泽东！ 12 月31 日，他回到新加坡，又对儿子欣慰地说：“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