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科学，我只对科学感兴趣

他给文学界带来了自然科学式的“陌生化”之后，显然也与其产生了“鸡同鸭讲”般的隔阂—而这种隔阂，自从科学革命以来便产生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命运，直至后现代的今天，再难弥合在一起。

刘慈欣

2016年11月29日上午，一身黑色西装的刘慈欣，站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门前。长安街上的车流依旧滚滚向前，而笼罩北方大地的霾还没有散去。

刘慈欣以前工作的地方，天空也是时常阴霾。娘子关发电站四面环山，距离最近的阳泉市有40分钟车程。运煤的大货车常常堵成一条长龙，坐两个小时火车才是往来市区的最佳选择。

北京的初冬本来另有一番景致，只是刘慈欣没有太多时间赏玩，他是来参加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2016年3月，已担任阳泉市作协副主席的刘慈欣，当选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来过北京多次的他，第一次因自己的“文学行政职务”公出至此。

从2015年8月23日获得“雨果奖”算起，15个月过去了，中国科幻文学界的代表作家刘慈欣，已经变成了“身经百战”的媒体明星。在略带“外交辞令”的言谈里，他可能很难意识到，自己所呈现的矛盾与亮相人民大会堂的意义。

“新秀作家”，你也许可以这样称呼53岁的刘慈欣。

如果说没有闯过中国作协代表大会码头的作家不叫“作家”，那么刘慈欣算是“刚刚出道”。纵然他之前早已名满天下，还拿到了科幻迷眼中神圣的“雨果奖”，但对于中国“主流文学界”来说，用处不大，“小时候胖不算胖”。

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似乎可以从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算起。4年后诞生的中国作协，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政治与人际的凝聚力惯性。不过，和作协成员一起开会、旅游、聚餐的刘慈欣却表示，跟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

对于研究者和批评家给《三体》贴的“冷战朋克”“文革朋克”标签，戴的“乌托邦精神”高帽，刘慈欣也一概予以否认。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奎恩在《纽约客》上撰文回忆：“60年代时，这个国家只有几百个科幻作家。我曾经把当时的‘美国科幻和奇幻作家大会’比作一群围成一圈的麝牛，臀部挤在一起，把角对准围过来的狼群—‘狼群’指的就是各学校英语系教师以及埃德蒙·威尔逊这样的人士。”如果把这番话置换成“中国版”，大概就是：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幻作家围成一圈，“狼群”就是各个高校的中文系教师，以及那些名声在外的批评家。

刘慈欣在作代会的会议室里听了4天，内心形成的是这种印象：“当下的文学趋势害怕变化，被动接受现代的东西。”他举了30年代上海纺织女工的例子：“她们可以做头发，看电视，打电话，用电灯，是第一批接触现代化的普通人。”然而，那个年代的文学主题多是斗争、穷苦，“和现代化生活不沾边”。当代的情况如出一辙，一边是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一边是乡土小说的“自怜”和“自恋”。刘慈欣说：“主流文学的转型顺理成章。”

其实，上世纪30年代还是有穆时英、刘呐鸥这样迈着“狐步舞”的作家，描写大上海的光怪陆离。但对“新感觉派”和“都市小说”均没有什么涉猎的刘慈欣，兀自认为那个年代和现下的主流文学都是“超级自恋”，没有给其他文学形式留下什么创造空间。

一开始，刘慈欣走的还是“主流文学”的路子。从1978年天津老牌严肃文学杂志《新港》退回15岁的刘慈欣的科幻处女作，到53岁的刘慈欣主动将作品定义为“类型文学”这样的大众文化范畴，这其中既有时代和思潮的变化，又有划定“安全区域”的策略。当然，“主流文学”和刘慈欣作品从内涵到手法的区别，也是造成二者张力的原因所在。

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没有人能绕过90年代的大分裂。1992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从1949年延续下来的文学生产、流通、评价方式，以及作家的存在方式，通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知识界对这一“现代化”的态度和文化想象，从80年代的积极乐观，几乎是猛然间跳跃到了痛苦和失望。

对于刘慈欣来说，这正是他所不满和不能理解的“被动”和“恐惧”。作为一名发电站的计算机工程师，他对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想象，和今天我们熟知的“工业党”一样，乐观、明朗，甚至带有5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也坚信随着大灾难的到来，所有现存的价值都将一文不值。他甚至看不懂大量读者对《三体》的“让人绝望”的评价。

“这个误解很奇怪。《三体》最后，人类扩展到整个银河系，直到宇宙毁灭，如果按照文明的时间尺度来看，这是很乐观的一个结果了。”

刘慈欣不止一次宣称：“科学，我只对科学感兴趣！”他说，量子力学、生命进化的神奇和美，理论物理、数学的瑰异，是任何描写人性美的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科学大气磅礴，人性小气猥琐。他还说，对科学，特别是对理论物理的崇拜，对发掘科学中美的向往，对解开宇宙之谜的渴望，是他献身科幻事业的根本原因。

他称自己的小说为“思想实验”，这句话理应放在数学范畴的博弈论的框架下理解—他的小说充满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以人物作为传声筒，通篇研究的是在各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获胜策略，比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等等。

“宇宙社会学”也屡屡出现在刘慈欣的话语中，这是《三体2》中的设定：在人类当前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状况下，从两条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出发，借由引入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来建构一门关于描述当前宇宙社会大图景的学科。

这个想法虽然冠名“社会学”，实际上却和现存的社会学无关，是刘慈欣仿照数学理论创造出的个人意义上的“社会学”。社会学显然是无法从公理推导出来，再指导社会运作的。在他看来，高度数学化就可以精简地理解整个社会结构，只是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美好想象罢了。

从科学研究到思想实验，再到宇宙社会学，刘慈欣在观念上走的是一条“控制论”之路。“控制论”是天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提出的，这一学说主要研究信息传递、系统动态平衡和信息反馈—一开始只是造造武器，后来渗透到了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们希望借此来研究社会和人类自身。“控制论”影响了二战后的全球局势，计算机技术正是从此一日千里，在美国发扬光大。1983年阿尔文·托夫勒访华时，将自己撰写的《第三次浪潮》送给了国内一系列要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送来了“控制论”。

刘慈欣坦承自己是看过《第三次浪潮》的。这本书被一些人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它激发学者研究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反应，考察“地外文明”与人类之间的碰撞，最后解决这个社会和人类发展的难题。刘慈欣说：“我们普通大众，我们对那种灭顶之灾下的道德体系、价值体系，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准备……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如果是人大代表的话，我的提案就是这样，肯定有一个大灾难的应对方式，可现在没有人考虑这个事。”在这一点上，他和战后不少美国科学家站到了一起。

刘慈欣与“主流文学”的矛盾和张力，归根结底，是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上的差异。对控制论和博弈论的热衷，对“纯”技术的支持和向往，以及带有浪漫色彩的乐观主义精神，无不证明他是一个来自“80年代”的理工科生。他给文学界带来了自然科学式的“陌生化”之后，显然也与其产生了“鸡同鸭讲”般的隔阂—而这种隔阂，自从科学革命以来便产生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命运，直至后现代的今天，再难弥合在一起。

在《诗云》和《时间移民》里，刘慈欣两次引用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诗，他觉得这“和地球在太空中的境遇很像，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2016年的冬季，身处茫茫雾霾城市里的刘慈欣，大概也是一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