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院士”为搞科研 常自制“土设备”与各种实验制剂
这是孔宪涛教授在做实验。
改革开放创业之初,孔宪涛的检验室,仅有4间小房间,一台显微镜、一台电泳仪和一些瓶瓶罐罐。
“撰写《临床免疫学技术》一书时,孔宪涛一家4口人,只住10多平方米的房子。正值酷暑,他头上顶着湿毛巾,耳朵里塞着棉球,双脚泡在一盆凉水里,写东西就在膝盖上写。”长征医院院长郑兴东回忆说。
岁月的艰辛,并没有改变孔宪涛对事业倾注的无限激情。
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学、分子生物学专家王红阳是孔宪涛的第一个研究生,她回忆说:“孔教授做科研的时候,经常自己做‘土设备’,自制各种实验试剂。他的这种工作激情,是很多年轻人不具备的。”
王红阳说,例如,当时做实验需要一个24小时转动的旋转震荡仪,孔教授就找了一个废旧马达自己做,“用起来也很不错”。
上世纪70年代末,孔宪涛的实验室购置了一台美国比克曼公司的免疫球蛋白测量仪,但只有进口的配套试剂才能识别。进口试剂太贵,怎么办?孔宪涛不得不另谋“出路”。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探索过程:
“……我一直在琢磨它是用什么方法通过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用一种蓝色(试剂的颜色)是否就是识别剂?……第二天、第三天,我下工夫找各种蓝色(用分光光度计)、用各种浓度,最后居然让我破解了。用上自己的(试剂),则成本大量下降。试剂成功了,震动了美国公司……”
令美国公司更为刮目的是,他们不仅自给自足了,而且开始向外出售,成了上海和华东地区的试剂中心。
孔宪涛一直对学生强调,科研能力,来自于动手能力。
王红阳读研究生时,虽然是个女孩子,一样要双手各提一桶25公斤的蒸馏水爬三楼;一根试管要用试管刷刷18次,在水龙头下冲10遍,泡酸24小时。
“洗瓶子是实验工作的一部分,要知道瓶子应该洗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实验。有的学生洗的瓶子,细胞干在上面,就不能再用。这是一种学术上的严谨,也是一种尊重别人劳动的培训。”今天的王红阳也沿袭了导师的良苦用心,以此要求自己的学生。
孔宪涛还对每一位学生都提出:要“青出于蓝”。
上世纪80年代末,导师要求学生上“中华牌”(打“中华”头的医学期刊)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但孔宪涛却鼓励学生把眼光瞄向世界,发SCI论文,打“世界牌”。
孔宪涛的先见,给学生们带来更多压力的同时,也使他们比别人领先一步地拿到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如今,他的不少学生已经成绩斐然,但无一不是站在他的肩上。
梅长林,现在已经是大名鼎鼎的肾病专家。当年读博士时,为了找到对研究肝硬化有重要价值的Ⅲ型胶原蛋白,他做了七八个月实验都没有结果。“那时,我和导师天不亮就提着放了冰块的桶出发,坐2个小时的车去宝山县的宰牛场,取到胎牛的皮放到冰桶里(怕蛋白质变性),又赶紧往回赶。回到医院已是晚上,还得加班实验。”
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导师的鼓励,让他最终坚持出一个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的现任主任仲人前,也是孔宪涛的弟子。“我们俩就像父子一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大教授和一个刚入学的博士生一块儿做实验,一块儿午睡,我觉得非常荣幸。”仲人前说,“他睡在木桌上,我睡在椅子上,睡了整整一个夏天。那时他已经57岁了。”
毕业后的第二年,孔宪涛亲自把仲人前送到澳大利亚留学。“他呆了两个星期,我呆了两年。”学成回国后,仲人前获得了上海市科技启明星的荣誉称号。
1998年,孔宪涛把实验诊断科主任的接力棒,交到了仲人前手里。
王红阳读研究生时,课题要用进口试剂来完成,但经费短缺,自己又做不出来。“教授看到了这个研究课题的价值,夜以继日地替我调试试剂,他居然试成功了,使我能够完成这个课题。”
正是这个课题,使王红阳作为第三世界青年科学家、我国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1984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免疫学大会。“教授用行动让我明白,始终要有民族自尊心,要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能力。”她说,“我现在也这样教育学生。”
2006年,长征医院血液科主任侯健诊断出华人第一例IgE骨髓瘤,孔宪涛高兴得像个孩子:“太好了!当年我做了成百上千的标本,没有发现。现在你发现了,把华人多发性骨髓瘤的系列补齐了。”
曹雪涛的学生先后出了8篇全国优博论文,在博导中排全国第一。他说,这一点,我要传承导师的胸怀,就是让学生超过自己。
“让学生超过自己”,既是胸怀,更是眼光——
长征医院院长郑兴东介绍说,孔宪涛当年创建的简易实验室,今天已发展成为一个集科研、教学、检验于一体的闻名全国的大型实验基地,并成为上海市靶值实验室、全军重点实验室、全国指定参考值实验室。
与此同时,孔宪涛还为我国医学免疫学界开辟了一片“人才森林”:他先后培养了144名研究生,包括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30多名博士生导师和100多位教授;全军检验学会的委员,三分之一是他的弟子,包括主任委员和2名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数十家三甲医院的检验科主任,三分之一以上是他的学生,被上海市医学界称为“孔家军”……